要說到我的歷史啟蒙讀物，那當然是那本帶有彩色插圖的《中華上下五千年》。五六歲的時候我便對這本書愛不釋手，裡面的內容，從弔民伐罪，周發殷湯到千金一笑，身死國亡；從一鳴驚人，臥薪嚐膽到完璧歸趙，紙上談兵；從龍城飛將，燕然勒功到元嘉草草，倉皇北顧；再到盱眙城下的“祖安對罵”，王思政的巧設空城，朱宸濠的“赤壁之戰“……

這一個個有趣的故事，為我打開了跨越千年，與往古靈魂對話的大門。然而，一向喜歡喜劇、大團圓結局的我，卻在歷史書中一次次動情，落淚。因為歷史故事的結局，往往都是悲劇。看似一兩個人的一點小小的偏差，卻造成了致命的後果，比如王朝的傾覆。因此我們經常給歷史賦予”假如“，去想：”如果當時怎麼怎麼樣，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了！“

的確。歷史總是充滿著遺憾，以至於很多地方你甚至不忍心去讀，比如充滿遺憾的盛唐。它明明即將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卻因為唐玄宗個人不思進取，寵幸楊貴妃，最後落得個國家衰敗的下場，令人唏噓。

以上是我五年前的看法。後來隨著閱歷的增長，我對這種說法不禁產生了懷疑：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難道僅僅唐玄宗的一些個人行為就能決定它的整體國運？或者說，一個楊貴妃，真的厲害到能給中國歷史整個改了軌道嗎？

事實上，唐朝的衰敗原因遠遠沒有那麼簡單。其中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是唐朝本身的體制問題。唐朝是府兵制，即兵農合一。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這樣的體制最早形成於南北朝的西魏時期。

而西魏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有兩點。其一自然是加強邊防，自己人守自己的土地（這一點和孫承宗，袁崇煥的“以遼人守遼土”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便於軍事排程；其二，西魏作為少數民族王朝，必須要宣告自己的正統性，從而搞出了這麼一個“復古”的制度，來獲取漢族高層的支援。這樣的府兵制，確實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然而，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體制。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吧，府兵制國家就是古代版的軍國主義大國。尤其是發展到唐朝，這一性質已頗為明顯。許多唐詩都在反映唐代軍事體制的弊端。譬如《兵車行》有言：“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以及那個千古名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誠如是，唐帝國想要保持穩定發展，便只能不斷進行軍事擴張。

可惜的是，帝國的擴張總是有極限的。安史之亂前十年左右，唐朝便在諸多對外戰爭中失利，從而只得逐步停下擴張腳步。尤其是在與阿拉伯的戰爭中失敗，此時已經是天寶年間，距離安史之亂這場浩劫還有幾年的時間。戰後，在類似於軍國主義的體制下，唐帝國已經形成了諸多擁兵自重的軍閥，中央政府並不能佔據博弈中的優勢。

戰前這樣的問題倒是沒有太顯現出來；可一旦停止對外擴張，這些人手握重兵，卻不打仗，便只能對內“擴張”以獲取利益，逐漸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一點點地脫離中央控制，從而加速帝國的解體。而安史之亂的主要發起人安祿山，便是出身於藩鎮。

說到這裡，問題的答案已經很明顯了。就算唐玄宗沒有寵幸楊貴妃，沒有“安祿山”，在這樣的體制性矛盾下，也會有“李祿山”“王祿山”。說到底，唐代的衰敗折射了它最根本的制度弊端，而非僅僅由唐玄宗的個人行為所造成。唐玄宗自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天寶後期逐漸廢除府兵制，對唐帝國的軍事體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此時木已成舟，唐玄宗自己也無力迴天了。

其實不僅唐朝，這個道理對絕大部分王朝都是適用的。國家的興盛與衰敗，往往不是一兩個人能決定的。那些還在相信所謂“夏桀商紂昏庸殘暴，被正義的商湯周武討伐，國家滅亡“這種淺層說法的人，真的應該多思考思考再發言了。

說句不好聽的，有些皇帝雖然很作死，但是他們根本就”不配“讓一個國家單單因為他們自己而衰敗。即使荒唐如宇文闡，也在不斷進步的時代浪潮下，至少保持住了國力。明朝那位搞豹房，自封威武大將軍的奇葩皇帝朱厚照也沒有讓國家走向衰敗，反而有擊退外敵的歷史功績。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這是少數，那國家機器是幹什麼吃的？官員班子是幹什麼吃的？

說到底，能以一己之力把國家搞爛的，那可真是百年一遇的人才。至少就中國明清兩朝而言，能做到這一點的皇帝只有”土木堡戰神“朱祁鎮。當然，許多人說乾隆也是一個人讓中國落後於西方几百年。

但在當時的社會思想背景及文化背景下，想讓乾隆去接受那些在當時的中國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思想，並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本身就不現實。乾隆的故步自封固然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但說清朝的衰落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則明顯有些偏激了。如果把時間線推到整個中國歷史，這樣的“人才”也沒有幾個。並且個個都是一等一的奇葩，簡直可以被視為“特殊人類觀察樣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