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生在揚州府興化縣（今江蘇興化市）一個貧寒的書香世家。其曾祖鄭新萬，字長卿，明末癢生。祖父鄭提，字清之，曾在縣學做過小官。父鄭之本，字立庵，號夢陽，凜生。鄭板橋說“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為士先，教授生徒數百輩，皆成就，板橋幼隨其父學，無他師。”可見，他父親是一個傳統的貧窮儒生，鄭板橋最初接受的教育也是傳統的儒家教育，儒家的正統觀念從鄭板橋剛受教育時就己經根植在他心底。鄭板橋在二十六歲時設了私塾，繼承了父親的衣缽。

所以鄭板橋內心具有儒家的敦厚和醇謹的品性。但是板橋自己內心認為他與傳統的儒家不同，他在《板橋自敘》又說：“板橋外王父汪氏，名詡文，奇才博學，隱居不仕。板橋文學天分，得外家氣居多。”二十歲左右從鄉先輩陸種園學填詞，鄭板橋說“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峰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七歌》十年受教於種園先生，板橋受其影響很大。陸種園家世代受明朝國恩，對清政府一直懷有異心。陸種園自小對清政府懷著強烈的敵對情緒。劉熙載說他：“少負才氣，傲晚狂放，不為敞凝小謹”《重修興化縣誌》。“這是一個見地甚高、性情孤峭的詞人，更是個沉淪底層、不諧於世的獨異之士。”這個狂怪之師教出了一批狂怪的學生。

一個“奇才”隱士汪詡文，一個狂捐異士陸種園，對板一橋的狂放的性情的形成影響極大。鄭板橋的“矛盾”人格的形成還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分不開的。鄭板橋生活在錯綜複雜的歷史階段，也是清朝的繁榮昌盛時期。這時期清王朝取得了全面的統治，經濟日漸恢復，秩序日漸安定。特別是板橋居住的揚州，更是繁華。揚州是兩淮的鹽業中心，巨大的資本和財富聚集於揚州，這引起了四面八方眾多文人的嚮往。揚州成為文人聚集之城，鄭板橋也加入了這群文人的行列，他們作詩論詞，結整合社，由於他們經常聯絡，高談闊論。所以常有唱和酬贈之作，並有互相吹捧之嫌，鄭板橋未能免俗。

據《揚州畫舫錄》記載，當時兩淮鹽運官，一代文學名流盧見曾，曾在運司衙門中構築“蘇亭”，天天與文人相酬唱。盧見曾在乾隆二十二年，發起大規模的修楔紅橋。盧作七律四首，一時和韻者達七千餘人。其中就有汪士慎、李釁、鄭燮、陳撰、金農、厲鸚、羅聘、金兆燕等人參加。鄭板橋作《和雅雨山人紅橋修楔》三首、《再和盧雅雨四首》，文人的這種雅興之事，使得他們相互交流，相互吹捧，而又相互爭奇鬥豔，為了能在圈子中有較響的名聲，他們的創作必需得有自己獨特藝術魅力，像鄭板橋的“六分半書”、金冬心的“漆書”、汪巢林的“繁枝梅花”，羅兩峰的“鬼趣圖”等，這種獨特的藝術也展現了藝術家們自己的個性、才華。雖然人們覺得“怪異”，但由於新穎獨特，人們對他們的評論褒貶不一。

這種藝術的獨創性使得他們詩歌也各具特色，如鄭板橋詩的“沉著痛快”，金農詩的渾樸高古。而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採用懷柔與鎮壓相結合的手段，一方面給知識分子無限的希望，“對廣大知識分子則誘之以‘官、祿、德’，用提倡程朱理學、開科取士等等辦法，實行愚弄、拉攏和收買。”鄭板橋在這種情況下積極進取，透過科舉一步步從秀才、舉人最終到達進士的行列。取得了進士後鄭板橋並沒有立即求得官職。在求官的過程中屢次碰壁。所以，他不得不改變一些策略，他一方面對社會產生極大的不滿，經常“減否人物”一方面又“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子弟遊”，為了實現自己的仕途理想，他不得不收斂自己的一些行為來迎合那些權貴們。和那些禪人道人的交往，心靈也受到了薰陶，心境也逐漸豁達起來。

他羨慕禪人道人不戀塵世的超然自在的態度，有時甚至想學他們歸隱，徜徉於山水深林中。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又採用鎮壓的手段不斷用暴力政策來消滅拿刀的叛逆者，而且對拿筆的叛逆者也不放過，他們製造了一起又一起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事件。“隨著清人的入關，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在中國的歷史上，從順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書狂潮，尤其乾隆年間的禁書運動真可以用不絕如縷來形容。這一點，在中國的禁書史上可以說是紹承秦皇而又空前絕後，無人可以相比的。禁書、筆禍、文字獄，緊緊相連，是清代禁書的最大特色。”鄭板在這樣的環境中小心翼翼的生活著，怕惹火燒身，他於是“束狂入世”。他五十歲始訂定詩、詞集，並手寫付梓。

五十七歲重訂家書十六通、詩鈔、詞鈔、並手寫付梓。重訂詩鈔時，他就把自己裡面有一些可能被人誤解諷刺清朝的詩歌給刪去。王錫榮在注《六朝》時說“清初大興文字獄，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據傳板橋這著詩`此水從來不得長‘一句，有犯清廷忌諱“清”字有“水”邊，為了避免麻煩，《板橋詩鈔》再版時，曾將本詩連同前五題、後九題一併刪掉。”我們可以看出，板橋其實也想融入當時的社會，他並不排斥當時的朝廷，他有時甚至對那時的朝廷比較滿意。在他的詩文裡經常出現“盛世”二字。“做一個太平盛世之逸民”《與圖牧山》。“足下種竹養魚，山林多趣，甘為盛世之逸民，清高可慕”《與同學徐宗幹》。但那個社會不能讓他完全張揚個性，他不得不收斂，“束狂入世”以求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