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二宮構爭”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孫權的兩個兒子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爭奪皇位的鬥爭，引起了孫權的憤怒被殺。而實則仍是孫權與江東大族在爭奪權利。呂壹案和“二宮構爭”都是為了加強皇權，在孫權與江東大族的鬥爭中，孫權獲得鬥爭的勝利。在孫吳政權中，當江東大族在受到孫權排擠後，南人與北人之間的勢力此消彼長。孫權與江東大族的矛盾的激化，主要在陸遜為相後。

孫權削弱江東大族的勢力

主觀上是由於孫權晚年專制作風惡性發展的結果客觀上與孫權建國後，江東大族勢力急劇膨脹有關。孫權想削弱江東大族的勢力，必須藉助另一種勢力的支援，而這時，賓旅寄寓之士的後代像諸葛烙等又成長起來，能為孫權所用。也就是說，呂壹案中孫權沒有可依靠的力量來打擊江東大族而“二宮構爭”之後，孫權起用賓旅寄寓之士的後代，得以減弱江東大族在朝中的勢力。

孫權之所以能夠利用賓旅寄寓之士打擊江東大族，是因為賓旅寄寓之士在孫吳朝中的人數有限，他們又遠離故土，以及沒有強大的勢力來依靠，他們在與孫權共同征服江東的過程中，憑藉共同的文化基礎，逐漸融入到江東社會中，但與土著的江東大族還是有些區別的。對於孫吳政權，賓旅寄寓之士從最初持觀望態度，到成為孫吳政權的朝臣，從沒有江東大族對孫吳政權的對抗情緒，只能依賴孫吳政權獲得更多的利益。並且，在孫吳政權江東化後，賓旅寄寓之士難入仕。

孫權起用流寓之士

與他一起打擊江東大族，並且獲得成功。但是，在這之後，江東大族人士也曾出任過孫吳政權的宰相。王仲蘋先生說“世族地主權利的擴張，也就是政府權力的縮小，因此，在東吳政權後期，皇室和大族之間，不是沒有矛盾，不過矛盾是次要的，而他們之間的互相依存，共同對隸屬農民進行榨取，卻是主要的。”。這也是孫權與江東大族發生矛盾之後，孫吳政權仍然能苟延殘喘二十多年的原因。

“二宮構爭”使江東儒學大族在政治上遭到了打擊，使江東大族對孫吳政權產生離心力，於是，孫吳政權的統治危機產生了，從而使吳國走向滅亡。到吳國統治後期，孫氏與江東大族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賀邵為吳郡太守時，曾到當地大族顧、陸諸家的屯邸檢括他們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農民，許多大族被判罪，後經江陵都督陸抗向孫皓求情，才得釋放。在鳳凰三年，孫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

“使者”的任務

和賀邵在吳郡乾的工作性質完全一樣。由於陸凱多次對孫皓直言進諫，孫皓對他恨得咬牙切齒，但因凱“宗族強盛，不敢加誅”。江東大族在孫皓時政治勢力下降，可見吳國皇帝對大族仍有顧忌。以上三例，雖都是發生在孫皓時期的事，但可以肯定，東吳中央皇權與大族之間的矛盾絕非自孫皓始，而是在孫權後期就相當尖銳了。孫權晚年對大臣猜忌、甚至屠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矛盾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