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2年，契丹八部的首領耶律阿保機，遭受到了多個弟弟的第二次武裝“非難”。諸弟擁兵而來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逼迫阿保機下臺，重新選舉契丹八個部落的首領。這一次，阿保機沒有采取上一次的軍事鎮壓措施，而是在他的弟弟們還在厲兵秣馬，沒有發生直接衝突之前，先行“燒了一把柴火”，諸弟一看阿保機已經燒柴火結束，其可汗地位已經合法，只得撤兵散去。
阿保機燒的這把柴，在契丹叫做“柴冊禮”。簡單說，就是契丹八個部落的貴族聚集在一起，議舉新君。當眾貴族議出新君後，列陣站好，遙拜新君。根據《遼史 禮志》記載，皇帝這時要“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當選賢者。沖人不德，何以為謀？””。群臣要說“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鹹願盡心，敢有他圖。”之後，皇帝則說：“必從汝等所願，我將信明賞罰”。也就是說，新君必須積薪為壇，燔柴祭天，才算完成新君合法即位最重要的程式，其他貴族不可再行廢舉之事。所以，阿保機的弟弟們即使大兵壓境，看到柴冊禮已經完成，也只好訕訕而去。
除此之外，契丹新君即位還要“捉認天子”。在行冊禮之前，找到九名與新君容貌相似的契丹大臣，與新君穿上相同的衣服，十個人打亂順序一起，再各自進入十個廬帳之中。其他契丹眾大臣，要在子夜時分，找出皇帝。當皇帝被認出後，要用契丹說：我不是皇帝。認出皇帝的人要說：你就是皇帝。如此推託三次，皇帝便說：是便是。然後皇帝出帳，行柴冊禮。
捉天子，只是柴冊禮的一個小環節，在契丹建國之後，柴冊禮又增加了其他環節，根據《遼史》記載，遼國皇帝中，除遼穆宗外，均有行柴冊禮的特別記錄。在契丹建國之前，部落的軍事首領夷離堇即位也需要行柴冊禮，後該項制度為皇帝專屬。
可以看出，契丹的柴冊禮又是祭告上天，又是聚集捉認，帶有明顯的舊式部落聯盟民主色彩，“議舉”代表著選舉，“捉認”代表著眾意，都是在極力說明，新君的產生，乃是天意所歸，民心所向。天意本是虛幻之事，無法求證，所以說到底還是為了說明，新君產生乃是民心所向。
根據契丹八部的舊制，可汗三年改選一次。阿保機任期屆滿之後，卻絕口不提改選之事，這才引起其他有資格參選的弟弟們不滿，引發了後面一系列“叛亂”。
實際上，早期契丹部落選舉，確實是八個部落的首領共同推舉，後面慢慢變為蟬聯，也就是連任。到了阿保機這一代，直接使用武力廢除舊制，不再讓位。誰來提出異議，要麼武力鎮壓，要麼以軍事做後盾，表演一出“改選大會”，也就是“柴冊禮”，但是選來選去，還是他自己。也就是說，柴冊禮只不過是契丹最高權力轉移的形式性的表演，誰來“當選”下一任可汗，早就確定下來了，那就是現任的可汗。誰要改選，就要先在軍事上壓制成功。像阿保機的弟弟們那樣，既沒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又沒有把握住柴冊禮的套路，自然只能被阿保機呼來喝去。
當然，這種虛假尷尬而又正式嚴肅的“改選”，不止阿保機一人，更不止契丹一家。只要在軍事暴力上佔據了統治地位，一切君位改選都將只是一場表演。柴冊禮從一個決定君位人選的議舉，變成了一個軍事首領的兼職儀式。契丹皇帝傳至第六代遼聖宗耶律隆緒時，因為聖宗繼位時年少，由承天太后蕭綽掌權執政，韓德讓為顧命大臣。但是聖宗皇帝加冠多年，仍沒有獲得實權，直到太后感覺年日不多大限將至，才歸政於聖宗。聖宗皇帝這才舉行了柴冊禮，而彼時，距離其即皇帝位已經過去27年。在這27年裡，聖宗雖然已經即位，但是沒有獲得實權，自然也就舉辦不了兼職儀式。
契丹的這套虛假又正式的儀式，在中原王朝叫做登基大典。名稱雖不同，內在邏輯卻是完全一樣。那就是實際權力者，為了獲得至高無上的尊號，利用傳統的虛禮進行加冕，來完成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在這套虛禮上，卻又要做出百般推脫、謙讓的樣子，柴冊禮如此，登基大典上也要如此。群臣要三次勸進，新君要兩次拒絕，第三次才“勉為其難”的接受。這與“捉認”中的，群臣拼命“認天子”，皇帝推託說自己“不是皇帝”如出一轍。
清末民初，袁氏要稱帝，在登基大典上，專門請來“賢者”來推讓帝位，專有名稱叫做“揖讓禮”。袁氏先是拿著代表帝位的傳國玉璽交給朱明王朝後人，朱氏趕緊推辭；接著又把傳國玉璽交給清室後人愛新覺羅氏，愛新覺羅氏也不傻，也推辭；接著又把傳國玉璽交給至聖先師儒教“教皇”孔聖人的後人，孔氏也推辭。袁氏這才感慨：國民擁戴，感慚莫名。然後完成了這件“天知地知天下皆知”的執意謙讓又非他莫屬的皇帝即位儀式。
當時誰人不知，北京的軍政大權都在北洋軍閥手中，袁氏又是北洋的首領，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袁氏如何謙讓，朱明後人、滿清宗室、孔子傳人也不會有絲毫的猶豫，只會說“豈敢豈敢”。當然，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實力相對均衡的人之間，就不好再搞這套虛禮了，因為對手可不只會說“豈敢豈敢”。
皇太極突然駕崩後，滿清貴族在其靈前議政，準備推選出新君。當時皇弟多爾袞與皇子豪格實力相當，且都戰功赫赫，又各自擁有一派支援勢力，是當時新君的最主要人選。因為當時已經逐漸拋棄了“兄終弟及”而選擇了“父死子繼”的理念，所以眾人議論後，豪格以微弱優勢勝出，被 “選”為新君。
在即將而來的儀式上，豪格卻突然要學古代明君賢帝，謙讓了起來，說自己“福少德薄，非所堪當”。結果，豪格沒有等來群臣的三次勸進，自己也再沒機會兩次拒絕。本就不服氣的多爾袞，聽豪格這樣說，立刻跟道：“既然肅親王豪格威望甚淺，難孚眾望，又辭讓大位，那就另選他人。”眾人一時語塞，雖然都知道豪格是假意謙讓，奈何如此重要的場合，多爾袞避虛就實，就坡下驢，說的合情合理，根本無法反駁，只好剝奪了豪格的候選人資格。豪格的虛假謙讓，最後成了其痛失皇位且貽笑大方的毒藥。
謙虛辭讓，本是在世修身的美好品德，到了古代政治鬥爭中，卻最終淪為了裝飾品。越是獨斷專行，越是要說民心所向。越是巧取豪奪，越是要做謙虛辭讓。在政治角鬥場上，許多看似矛盾的場景，卻又是最真實的歷史細節。在後世看來，可能這樣欲蓋彌彰的自導自演，實在滑稽可笑。不過，古代專制獨裁者本著“缺什麼補什麼”的精神，依舊樂此不疲的上演著葉公好龍式的鬧劇。
其實，無論哪種儀式，只要沒有形成制約機制（哪怕僅僅是在上層貴族中），只要權力的來源還是軍事權威，那封建皇權就永遠只是軍事權的附庸，兩權之間只是因果關係，不是並列或者上下級關係。至於軍權到皇權的距離，就看大將軍是否著急，曹操不著急，他就不是皇帝，曹丕著急，他就是皇帝；司馬懿不著急，他就不是皇帝，司馬炎著急，他就皇帝。
在一定程度上，軍事權向前一步，就是皇權。區別在於，軍事權是世俗權力，是靠著個人能力和威望逐步形成，是一個人掌握一個暴力機器；封建皇權則充滿了神性，或者說是欺騙性，是君主一人透過暴力機器為後盾來統御天下臣民。皇權統治，是間接統治，是需要軍事暴力和官僚系統支援的。
即使如此，古代落後的條件下，仍然存在天高皇帝遠的情況，所以皇權統治，還需要“天命”和“民意”的加持。君主不光要用暴力支援下的政權來進行資源掌控，還要用謊言支援下的道德來進行輿論掌控。在這一套組合拳下，統治者左手真刀真槍，右手道德大棒，無論臣民，皇帝一開口，就是金玉良言，皇帝一閉口，就要山呼萬歲。
說到底，在專制獨裁下，就個體而言，君主是刀俎，臣民是魚肉。這對力量懸殊的關係之下，本就沒什麼擁護不擁護，只有擁護這一個選項。就如同皇帝的即位儀式上，無論新君如何的謙讓，自貶，下面總要痛哭流涕的勸進。
在軍民合一的草原文明下，部落聯盟首領的選舉，其實就是選舉軍事首領。首領要帶領部族爭奪優質草場和水源，首領的能力關乎部族的存亡，其能力也會在爭奪戰中體現出來，反過來能直接決定其地位是否穩固。但是在士農工商的農業文明時期，君位的獲取，是軍事首領透過軍事對抗完成的政治權力的爭奪，一旦爭奪成功，背靠軍隊，其政治地位不會有太大的風險。
因為兩種文明之下，首領與臣民的關係完全不同，一個是以上率下，一個是以下供上。這也就說，草原文明經不起折騰，必須透過部落來選出能力最強者。農業文明自給自足，加之官僚體制的慣性，皇帝賢良與否不是生死危機的事情，這就會消弭民眾關心政治的意志，也加劇了皇權的專制獨裁。
專制統治，本就是依靠軍事暴力，重新建立的一套血腥統治秩序。無奈，統治者們，偏偏要在這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的爭鬥場上，現編出什麼法統、道統，偏偏要在這強權獨裁、鉗制輿論的登基儀式上，表演出什麼民主、開明。他們吃著專制統治的紅利，立著民主選舉的牌坊，裹著天下臣民的眾意，行著苟且齷齪的勾當。他們高喊著“天命”“民意”的口號，擦亮帷幕後面埋伏士兵的刀劍，慢等著互相謙讓又早已確定的大位，面不改色心不跳。
就是不知道，站在帷幕後面，埋伏了幾千年的刀斧手，腿痠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