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發源於古松漠之地，遼太祖於神冊元年（916年）建元稱帝，國號契丹。起初，契丹建國只有一套簡單的部落聯盟組織，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機構。但隨著遼太祖連年征戰，與中原交往日益加深，促使契丹形成了國家意識。最早記載於《魏書》，“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併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是居住在中國古代東北地區的遊牧民族，過著“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的生活。
一、遼政權建立的背景
契丹的族源在史學界有許多種說法，其中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是契丹族源於東胡，“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後得鮮卑故地，也因此被稱為鮮卑遺種。
先秦時期，東北草原地區出現了山戎人與東胡人，他們分別以農牧業和遊牧業為生。在不斷髮展演變中，其逐漸衍生成東胡聯盟。西漢初年，匈奴人的強勢崛起沉重地打擊了東胡聯盟，其倖存下來的部落逐漸分裂，後又融合成了烏桓與鮮卑。漢武帝時期，烏桓人被驅逐南遷，逐漸淡出了歷史的長河。鮮卑人則居住在大興安嶺北側的鮮卑山，後遷入漠北地區，並建立以拓跋鮮卑為主的北魏等政權。
而少部分鮮卑人南遷至西遼河流域附近，形成東部鮮卑。北魏時期，大興安嶺的遊牧民族逐漸向南遷移與居住在西遼河流域的鮮卑人交往融合，形成了眾多新的族群，契丹就是其中之一。契丹部族因棲息地自然條件優越逐漸發展起來，並與北魏政權建立朝貢關係。後北魏亡國，北齊建立，契丹因殺柔然可汗鐵伐遭到北齊征討，繼而又受到突厥的侵擾，其部落分崩離析，分別臣屬隋朝、突厥、高句麗等政權。
唐朝時期，因中原政權強勢崛起，契丹率眾歸附，其首領被封為左領將軍兼松漠都督府，此後與唐朝保持著時戰時和的關係。安史之亂後唐朝逐漸式微，契丹經常侵擾幽州附近地區並掠奪大量人口和牲畜。公元9世紀，唐朝的衰落及回鶻汗國的覆滅，為契丹的強大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發展條件，契丹人於公元10世紀初在中國北方建立起一個以北方遊牧民族為主的強大政權。
在地理位置上，契丹族賴以生存的西遼河流域，多為草原地帶，其北部呼倫貝爾草原上的得爾布林河、額爾古納河及克魯倫河作育了眾多的湖泊以及茂盛的草原；而其南部的科爾沁草原處於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之間的交匯地帶，河流的滋養造就了其沃野千里。此外，西遼河流域周圍地域屬於森林草原與乾旱草原的過渡帶，也處於中國農牧交錯帶，所以遼政權“創造性地確立了遊牧和農耕兩套體制兼備的社會機制，對華北農業區實行長期有效的統治”。
契丹所處的自然環境決定了其不僅過著“逐獵往來，居無常處”的遊牧生活，同時也有“喜稱牆，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的農耕生活。契丹居住地區處於中國北方農牧交錯的過渡帶，有利於促進南北地區之間的相互學習與交流，隨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文化也日益繁榮。以遊牧為生的契丹人和以農耕為生的漢民族之間相互交流融合，為其後契丹人學習中原文化併產生“中國”觀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經濟型別上，契丹人最早形成的是以遊牧為主的生產方式，他們過著遷徙遊牧、畋漁狩獵的生活。在元魏時期，契丹“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說明當時契丹的畜牧業已經相當出色，可以用馬匹進行交換並有所盈餘。直至建國初，由於對外擴張戰爭的不斷勝利，契丹獲得大量的土地及人口，使其從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形勢轉變為半農半耕的格局。
儘管如此，契丹的農產品雖然佔據重要地位且種類繁多，但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是契丹社會中還存在著大量的奴隸，他們主要來源於戰爭俘虜，並大批使用在農耕上。為使被俘奴隸安於現狀，遼政權採取以原有地名命名州、縣的方式，而且以“戶”作為單位讓其安於生產，如“嘗以戶口滋繁，乣轄疏遠，分北大濃兀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從這則史料中可以推測出建國前契丹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的情況，這與中原地區封建社會中的小農經濟有著極大的差別。
在政治組織形式上，契丹與中原地區也有很大的差別。建國前，契丹諸部是以軍事部落為基礎的聯盟組織，採取首領推選制，尚未形成國家機構。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大賀氏首領窟哥接受了唐太宗授予的左領軍將軍及松漠都督的稱號，直至十世紀初，遙輦氏取代大賀氏成為首領，契丹部族的首領選拔也逐漸由推選制變為世襲制，並“始立制度，置官屬”。其中掌握統轄契丹軍馬大權的官署名為“夷離堇”，由迭剌部世襲擔任。
907年，擔任夷離堇的阿保機，統率契丹軍馬，對契丹內部進行整治征討，推翻了遙輦氏的統治成為契丹部落新首領。在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前，契丹只是組成了簡單的部落聯盟組織，沒有真正建立起國家機構。而與之相對的，是建立起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中原政權，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程度遠遠高於契丹族。遼太祖建國後，與中原政權交往不斷加深，中原地區先進的國家制度與經濟文化對遼初的國家意識及“中國”觀的形成有直接影響。
二、遼太祖時期國家意識的形成
唐天覆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機受任為契丹夷離堇，大肆征討周邊各部，所獲甚多。雖然契丹日漸強盛，但力量尚不足同中原政權抗衡，只能遊離於唐末兩大藩鎮勢力晉王李克用與梁王朱全忠之間。唐天佑二年（905年），阿保機與晉王李克用結為兄弟，並約定共同舉兵攻梁。隨後，阿保機繼而與梁結好，“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冊封……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由此可知，阿保機一直遊走在中原兩大勢力間，與之結交但也不過分依賴。他密切關注著中原局勢的變化，認為唐末藩鎮割據的混亂局勢必然使後晉、後梁兩大勢力走向滅亡，二者沒有統一中原的能力。梁乾化元年（911年）以後，中原局勢更加混亂。梁國陷入與沙陀的戰爭中自顧不暇，國內因梁太祖被弒而陷入內亂，河東政權的勢力也日漸衰退。而此時的阿保機從混亂的中原抽身而退，不再依附任何一方。乾化二年（912年）後，史料中已不見契丹遣使赴梁的記載，也沒有契丹與河東政權有關的記載，這說明此時阿保機已經不在梁、晉之間轉圜求生了。通過幾年的四處征戰，阿保機擴大了本族的勢力，逐漸脫離中原兩大割據勢力範圍，建立起自己的國家。
晉天佑十三年（916年），耶律阿保機正式稱帝，建國號“契丹”，年號“神冊”。遼政權稱帝建元表明其在統治者稱號和政權年號這樣關鍵性的禮儀方面模仿漢制。歷史上第一位稱帝的是秦始皇，“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創立了中國古代皇帝制度，從此“皇帝”就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稱呼。漢武帝首創年號紀年，據《漢書》所載“建元元年”，唐顏師古注：“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自此年號被認為是正統的標誌。秦漢兩朝都被後世普遍認為是以漢族為主體所建立的正統王朝。阿保機稱帝建元，這表明遼政權國家意識的正式形成，並以此建立自己君主權力的合法性。契丹的建立，是北疆遊牧民族與中原王朝爭奪“天下共主”的發展，是邊疆族群對“大一統”的繼承，也是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國”的認同。
此後，遼太祖阿保機轉變了他稱帝之前的軍事掠奪政策，試圖南下侵佔漢地。在現有史料中，有兩次阿保機想要南下佔領漢地的記載，但都以失敗而告終。首先，神冊元年（916年）阿保機率兵佔領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陰山，盡有其地”。但攻下陰山以北地區後，契丹未能據守。神冊二年（917年）又圍幽州，經歷了長達四個月的圍困後，還是在晉王之子李存勖的救援下無功而返。其次，神冊六年（921年）阿保機又在鎮州張文禮和定州王處直的慫恿下，大舉侵佔涿、定兩州，但又遭遇李存勖的嚴防死守，契丹鎩羽而歸。可以看出，阿保機稱帝后已經有了佔領漢地，入主中原的想法，只是阻礙頗多沒能實現。
阿保機侵佔漢地的軍事策略進展並不順利，於是，他把目光轉向北方的漠北地區和臨近的渤海國，開始了他統一長城以北的征戰。神冊元年（916年）七月，阿保機“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天贊三年（924年），又親征党項、吐渾、阻卜等部。次年，阿保機東征渤海，盡收六十二州，東北地區的的高句麗、濊貊、鐵驪、靺鞨等部皆來貢，契丹對長城以北的整合初步完成，其實力進一步增強。開疆擴土後，實力大增的契丹讓阿保機又有了南下中原的想法。
天顯元年（926年），唐明宗繼位，遣使以告國哀。在阿保機與使節姚坤的對話中處處顯露出他想成為天下共主的意願，“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阿保機不僅稱唐莊宗為“我兒”，唐朝國哀還需“當和我商量”，足以彰顯其上位者的心態。而後，阿保機提出“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的條件，又向後唐求取幽州，“爾先覆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漢界”。這說明阿保機企圖與中原政權以黃河為界，佔據整個河北地區，至少也要取得河北戰略重地幽州，此舉也表明了他想要南下佔據中原的宏圖大志。雖然他假意宣稱獲幽州後不再侵擾漢地，但這很有可能只是阿保機為了讓後唐打消疑慮並籠絡漢人將領的計謀。
總結
阿保機與姚坤的對話表明，滅渤海後的契丹已有一定實力南下，其最終目的就是入主中原。阿保機建國稱帝表明契丹的國家意識逐漸形成，契丹族開始對“中國”認同並與中原王朝爭奪“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如歐陽修所說：“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但此時阿保機的目的只是南下侵略漢地，還沒有形成對“中國”觀完整的概念，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並沒有以“中國”自居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