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文字獄的天羅地網中，有相當多的案件是因事主自行投獻詩文著作而引起的。這些人多為不得志計程車人，所獻文字大都是炫耀才華、表現忠憂，不過想借以傳揚名聲邀獲恩賞，結果都成為自投羅網的可憐蟲，小編本次要講的這些案例皆是如此。

王肇基獻詩聯案

乾隆十六年八月，原籍直隸平鄉流寓山西介休的窮書生王肇基，乘萬壽節（皇太后生辰）之機向汾州府同知衙門投獻祝壽詩與聯。據說詩、聯雖然字句鄙俗，尚有頌聖之意，而所附《敘後》卻“妄議國家事務，指斥文武大臣，謗毀聖賢，肆其狂吠，悖謬已極”。王肇基當即被捕，供稱：

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謗訕，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於那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只求代我進了此書，我就有官做了。

話說得明明白白，辦案大吏阿思哈卻當作“囈語”，上奏說王肇基“類似瘋顛”。經過一再審訊、奏請，高宗傳諭將王肇基“立斃杖下”，其母、妻押回直隸原籍交地方官安插“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王肇基的自白道出了像他這種處境的萬千士人的共同心聲。這類人求仕表忠的方式也差不多，都是投書論事，出謀獻策，不少是妄議論，瞎操心，最終自取咎殃。

劉震宇獻策案

十八年十月，江西金溪縣學附生、七十多歲的劉震宇，在長沙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驥投獻所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請求轉呈御覽。所謂“新策”，其實是抄襲陳言，多屬遷闊難行之事，甚至與當時制度有衝突。諸如批評朱熹注經錯謬，請撤貶“關聖帝君”的封號祀典，請改變冠服形制等。但決不是什麼“悖逆”，相反，書中各條多有頌聖詞句。十多年前，劉震宇曾向當時的江西巡撫塞楞額呈獻此書，得到塞楞額批示嘉獎，於是刻印出賣。

這次他攜書到湖南，看見緝捕湖北“匪首”馬朝柱的告示，想起書中有清查戶口等策條，便冒昧呈書，聲稱書中有緝捕馬朝柱的妙計，沒有料到反而被拘捕。湖南巡撫範時綬奏報案情，擬照“生員違制建言”的律條把犯人解回原籍黜革、杖責，交地方永遠禁錮。高宗硃批責斥範時綬“所辦不知大義”，後傳諭將範時綬“交部嚴加議處”。劉震宇最終以“妄皆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的罪名被解回江西處斬，所呈書連板片一併燒燬。高宗在諭旨中痛斥已故塞楞額“喪心已極”，聲稱：“若此時尚在，必當治其黨逆之罪，即正典刑。”

劉德照獻字帖案

劉德照原籍直隸開州（今河南濮陽），流寓山東濮州，因生計斷絕而想入非非，從迷信書上抄了些關於五行生剋的詞句，寫成一分字帖，題為《春秋建論詞》。他自以為獨得之秘，不甘埋沒，於二十一年春攜帖赴京師呈獻，希望得些賞銀。行至德州被捕役拿獲，搜出字帖，署山東巡撫白鐘山以“似類瘋狂”案上奏。接著又在劉德照原籍搜出“悖逆”字帖，有“興明興漢”、“削髮擰繩”等語，直隸總督方觀承當逆案上奏。高宗傳渝應照“大逆”律定擬治罪，不得視為“瘋狂”杖斃了事。五月，劉德照被凌遲處死，家屬緣坐。

鄧文亮呈遞詩文案

二十九年三月，福建學政紀昀按臨延平府主持歲試。永安縣童生鄧文亮闌入試院，向紀昀呈遞所著《戒淫說》、《戒暴文》及詩，《戒暴文》妄稱夢見雍正帝向他頒授緝拿湖北“匪首”馬朝柱的機密。鄧文亮年過四十尚未入學，想透過此舉獲得紀昀賞識，能有個秀才前程，不料當場被捕。福建巡撫定長上奏，據“詐傳詔旨”律擬斬立決。高宗硃批無駁改。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李超海是江南宣城人，寧國府武學生員。三十四年四月，李超海向安徽學政德風出具呈文，請求考試武生時拔取他，並獻上所著《武生立品集》書稿。李超海因歷次鄉試不中，牢騷滿腹，溢於言表，書中《文武全才論》《文武並重論》、《儲材策》、《防海策》、《酒友銘》等篇都有“狂悖”詞句。德風從書中檢出這類言詞，當即褫革其衣頂，奏報朝廷。高宗諭令從嚴查處。巡撫富尼漢接著兩次奏報搜查犯人之家等情形，依照“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律例定擬，高宗硃批無駁改。

懷才不遇的人有很多，就連很多在如今很有名的詩人都未曾在當時得到朝廷的重視，小編認為想要一展才氣利用這樣的方式，終究還是有些過激了，對此你們有什麼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