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自殺，我沒有想過太多，直到聽聞這部獲獎的電影和導演短暫的一生。事實上，看過這部電影、並且理解這部電影的人，都不會意外導演的自殺，電影灰暗的色調，絕望的故事，已經說明了一切。導演胡波留下了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電影。儘管王小帥曾怒斥胡波：“你講的那些膚淺的東西，你以為別人都不明白？”

當然他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到底要不要保留4個小時的版本，什麼樣的剪輯能讓電影賣座。而膚淺不膚淺，從受眾的多少就能看出。能看完片子，和真正理解的人，並不算太多吧。

4個小時的時長、緩慢的對話與情節、無意義的自言自語，四個人不約而同奔向滿洲里的理由：去看一隻席地而坐的大象，人們用東西扎它，它就是坐在那兒，也不理。貫穿整部電影的大象始終沒有“露臉”，它是一則人生寓言。

“滿洲里動物園有隻大象，它他媽就那麼一直坐著。別人拿東西扎它，它也不動，它就那麼一直坐著。”片子剛開始，於誠跟躺在旁邊的女人這麼說。女人並沒有表現出更多的興趣，於誠只是在認真地自言自語。

而在片子裡，這樣的自言自語比比皆是：王金與想送自己去養老院的女婿、陷入不倫之戀的女兒黃玲跟急躁的母親、於誠與追不到的女子、黃玲與發小韋布、韋布與喋喋不休的父親……包括四個主人公在內的所有人都在自說自話，無法跟他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溝通。

“這有什麼意義？”、“這是什麼意思？”對話中的兩個人，但凡有一方這樣詢問，就意味著語言的無意義，對話即可終止，但片子裡的人卻還在繼續，而且表情相當投入。導演讓片中的人物各說各的，人的孤獨感成倍放大。

米蘭·昆德拉寫過名為《生活在別處》的小說，題目歸納出人類的共性，相信遠處的生活比此處更美好，更值得追求。電影藉助對生活喪失希望的老年人王金之口，重述這一觀念。當王金、韋布、黃玲站在車站猶豫要不要搭乘開往滿洲里的大巴，王金說：“你能去任何地方，到了就發現，沒什麼不一樣，你留在這裡才能解決問題。”

然而他並沒有因為懂得這個道理，而放棄乘大巴去滿洲里，他依然踏上了旅途。我想，這也是導演自殺的原因，他明知道死無意義、生無意義，卻依然主動選擇了自殺。

動物園裡一隻坐著的大象，讓幾個陷入人生困境的人不約而同踏上旅程。大象成為一個象徵，與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城堡》裡的核心意象“城堡”類似：看到／聽到的“遠方”，可望不可及，反覆求索卻沒有任何意義。

同名小說《大象》裡，花蓮的動物園坐著一隻大象，它他媽就一直坐著，當主人公抵達念念不忘的動物園，才知道大象之所以坐著，是因為大象的一條腿壞了，不得不坐著。它沒有做出選擇，坐著的理由也並不深奧。於是，關於大象坐著的種種猜測，都陷入虛無。

而在電影結尾，四個人輾轉坐上開往滿洲里的大巴，大巴壞在了半路，韋布走下大巴開始踢毽子，一會兒，大家紛紛加入，在夜的深處，一聲象鳴劃過夜空。此時，大象為什麼席地而坐，已經不重要了。電影的結尾，依然是意義的消解。

韋布堅信朋友沒有偷手機，丟手機的混混被他失手推下樓梯而喪命。韋布想要逃離，卻在逃離的途中聽到朋友的告白，手機的確是自己偷的。得知真相的韋布站在大橋底下的廢墟邊上，衝著空曠之地大吼：你是個垃圾，你是個人渣。

韋布情緒的宣洩極為透徹。此刻的他，對自己、對人性、對世界徹底絕望了。人性是什麼樣的，並不能確定，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人性是無法確定的。人性的不確定性正是一切悲劇的來源，也是每個人的宿命。人們終究會明白，人性的善惡並非二元對立。薩特說過，他人即地獄。難道我們自己就不是地獄嗎？

陷入生活的困境，並不是一定要在金錢上極度匱乏——衣不蔽體、居無定所。困境，是你走不出來一種狀態。怎麼掙扎、怎麼努力都還是生活的弱勢群裡，被周圍人欺負和指責，卑躬屈膝地完成任務，毫無怨言地扮演社會和家庭賦予的角色。旁人都無法理解，既然你這麼痛苦，怎麼不結束這樣一種生活呢？你怎麼不讓自己快活起來呢？

可是我的腿被打斷了，只能跪著活下去，既不能好好的活著，也不能痛快的死。你會這麼回答嗎？至少我不會。更多的時候，我也是沉默著認輸了。沉默地承受著一切苦難，那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去言說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