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想留下高拉特，必須在年底將他買斷，但我們是無法拿出恆大那樣的待遇的。”
在接受巴西《UOL》媒體的採訪時，帕爾梅拉斯教練斯科拉里承認了與中超球隊在財力上的差距，這並不奇怪，因為根據巴西《環球體育》的訊息，廣州恆大不僅和高拉特續約了5年，並且工資也漲到了1000萬歐元以上。
提前召回高拉特，為帕爾梅拉斯節省了一大筆工資支出，但對於中國足球來說，這或許是一盤大棋的一步。
在《南方都市報》記者豐臻看來，恆大之所以拍出高薪長約，是因為高拉特存在著被歸化的可能。
自從上賽季結束，中國足球就和“歸化“這個詞綁在了一起。
從李可、侯永永、布朗寧到羅伯託-蕭，歸化的目光還只是放在華裔或者具備部分血統的外籍球員，而隨著《北京青年報》一篇名為《埃爾克森有望代表國足征戰世預賽》的出爐，歸化的眼睛終於開始盯在這些沒有華裔血統的外國人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當時圍繞在李可、布朗寧等人身上的“要不要歸化球員“的討論再次人聲鼎沸起來，而且比之前沸騰得還要厲害。
畢竟，這次可是貨真價實的“歸化“。
從某種角度來說，全球化浪潮滾滾向前，這一天遲早都會到來，想要做到純粹的“根紅苗正“，恐怕只會越來越困難。
而且在足球領域，無論是放眼全世界還是放眼亞足聯，我們都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罪名也扣不到我們的頭上。獲得世界盃的法國隊，往祖上倒三輩，恐怕不少人都made in 非洲；穩居亞洲一流的日本隊，國家隊花名冊裡的歸化球員身影，也達到了兩位數。
至於卡達，就更不用多說了。
過去，我們罵教練，現在罵不了了；過去，我們罵球員，未來可能也罵不了了。但是，
足球運動從來不只有教練和球員這兩環，歸化球員，也不只是發發身份證這麼簡單。
想用歸化提高足球水平，這也是一項技術活兒。
1
1
1
“和他們差不多大時，父母不願意讓我以踢球為職業，因為在這裡，踢球不能被視作一項工作。他們希望我進警校，或者繼續學業，但我違背了他們的意願。”
海多斯
作為卡達國家隊為數不多的本土球員之一，海多斯一語點破了卡達足球的癥結，或者說是卡達人踢足球的癥結。
在這個被沙漠包圍的國家，從社會到家庭都不支援卡達的小孩子走上職業足球的道路，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一個能夠掙大錢的人生方向。
“球員有時只比警察掙的多一點。如果你是生意人，並小有成就，肯定比球員掙的多得多。在公共服務部門，很多崗位不再允許球員兼職，有些球員必須做出選擇。”
截至2018年3月，卡達的人口只有264萬人，其中土生土長的卡達人只佔15%左右，其餘的85%都只是常住人口而已，對於一個志在足球的國家來說，這個人口規模確實太小了。
卡達不僅有沙漠，還有石油，這使得國民的平均收入本來就很高，相較之下，競爭激烈的職業足球確實不算是一份多麼有前途的工作。
本來人口就不多，當地人更是少之又少，而這又是一個人均GDP高達6。32萬美元的國度，足球運動的魅力基本上無從體現，只能吸引海多斯這樣的真愛，所以足球發展不起來，一點也不奇怪。
一位經紀人就曾經透露，卡達本土球員不多，是因為當地人實在太有錢了，所以國家隊只能從國外引進人才。
從這個角度來說，卡達足球走上歸化這條路，頗有些無奈的味道。
2004年，卡達隊在亞洲盃小組賽出局後，便透過國家干預手段推出了一項長週期的足球振興計劃，歸化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最初，卡達瞄準的歸化物件就是成名已久的球星。2004年，卡達方面就曾經嘗試讓有著“球形閃電”之稱的埃爾頓成為卡達國民，然而在國際足聯的干預之下，這一操作並沒有成行。
卡達方面的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從來都很骨感，成名已久的球星絕大多數都在青少年時期就參加過正式國家隊比賽，這讓卡達方面手中的選擇寥寥無幾。真正被外界所熟知的卡達的歸化球員，還是烏拉圭裔的塞巴斯蒂安。
出自皇馬青訓的塞巴斯蒂安在2006年成為卡達公民，自此獲得了代表卡達出戰國際大賽的資格，在亞洲盃、世預賽等比賽中，塞巴斯蒂安的能力讓卡達足球前進了一大步，但並沒有帶來質的提升：
該進不去世界盃，還是進不去世界盃。
歸化這些處於當打之年的球員，讓卡達足球有了進步，但也讓他們嚐到了缺乏文化認同的惡果。
2011年卡達亞洲盃，作為東道主的他們在全亞洲面前丟了大人。替補前鋒雅塞爾因為無法獲得出場機會，拿不到高額獎金，在1月18日的訓練結束之後，擅自離隊回到了埃及老家，卡達足協隨後將其除名。
大戰當前，內訌先起，哪支國家隊都不想碰上這種事情，然而只要開了歸化球員的口子，勢必就要面對這種可能性，這也是反對歸化球員的聲音的一大理由：
沒有文化上的認同感，談何為國爭光呢？
就像這位經紀人所說：“比如巴西人，他們會為了卡達的國家榮譽踢球嗎？還不是為了錢。”
1
2
1
在雅塞爾擅自離隊的8年之後，卡達奪得了2019年的亞洲盃。
決賽對陣日本隊，媒體紛紛以“青訓大國VS歸化大國”為噱頭，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賽前更被看好的日本隊1-3不敵卡達，成為了對手歡慶隊史首座亞洲盃冠軍的背景板。
就像每屆世界盃後，媒體都要奉勸國足學習冠軍球隊一樣，卡達奪冠之後，坊間對於歸化的看法也發生了些許轉變，但此時卡達的歸化政策，早已從之前的1。0版進化為了現在的2。0版：更年輕、更強大、更有文化認同感。
歸化目標層面，卡達不再鎖定當打之年的球員，而是構築了一套強大的球探系統，用7年的時間，在阿拉伯世界、北非等地區考察了350萬小球員，從中優中選優，每年選拔出24人，將他們全部送往卡達打造的阿斯拜爾青訓中心。
阿斯拜爾的硬體水平毋庸置疑，工程造價達到200億美元，擁有13塊標準11人場地，其中10塊鋪設天然草坪，2塊鋪設人工草坪，1塊室內場地，還配有五星級酒店、研究中心、學校、宿舍、食堂，室內運動場等等等等。
拋開硬體，阿斯拜爾的青訓培養能力也不遜於歐洲。卡達方面聘請了來自德國的運動專案管理專家統籌大局，而在阿斯拜爾，曾經擔任過巴塞羅那俱樂部青訓總監的Josep Colomer，青訓主管Felix Sanchez都被邀請到這裡任職。
在阿斯拜爾，小球員不僅衣食無憂，還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未來還有很大的希望成為球星，得以徹底脫離原生家庭所在的生存苦海，過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文化認同感、國家榮譽感問題一舉解決。
而在足球道路上，阿斯拜爾首先配置了從9歲到12歲的儲備隊，其中的精英會在日後進入到從13歲到18歲的精英隊，逐漸進入卡達聯賽接受比賽的洗禮，而精英隊中的精英，則會被送到歐洲，接受更高水平的考驗。
為此，阿斯拜爾特意收購了兩家歐洲低級別俱樂部，其中一家就是處於比利時乙級聯賽的歐本，卡達將最具潛力的小球員送往歐本，期待這裡能成為他們進軍歐洲頂級聯賽的跳板，這一連串的計劃不可謂不精妙。
在2019年亞洲盃上的卡達隊，23人大名單當中，有13人都出自阿斯拜爾青訓學院，所以你很難簡簡單單地將卡達的奪冠歸功於歸化，
青訓水平的完善，青訓成才率的提高，才是更具決定性的一個進步。
1
3
1
歸化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只不過像卡達這種選材全部依靠歸化的國家，是比較特殊的個例，大多數有歸化球員史的國家，並不會如此激進。
在反對歸化的聲音中，有一些人出於主觀，無法接受不是黑髮黃膚的人披上國家隊球衣，這也是一種民族情感的表達，只不過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浪潮之中，這樣的感情可以理解，但勢必有一天會被傷害。
而另一些人反對歸化的理由是出於擔憂歸化球員缺乏文化認同感、國家榮譽感，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卡塔爾當年深受其害，但透過引進小球員逐漸消除了這一隱患，而對於我們來說，這一點值得探討。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並非一個移民國家，在過去，我們也沒有大規模移民的歷史，這使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始終都內收在這片土地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以接受和外國人成為稱兄道弟的好朋友，但卻很難打從心底裡接受外國人變成中國人，所以我們才會對歸化這個問題如此敏感。而且退一萬步來說，今日我們以足球的名義歸化外國人，他們能不能拿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是一回事，我們能不能拿他們當成自家人也是一回事。
文化認同感、國家榮譽感的構築是雙向的，我們是否能以平等的心態看待他們，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外國客人，抑或是外來勞工，這一點同樣重要。
從這個角度來說，歸化球員史源遠流長，我們也有歸化的權力，但的確應該慎之又慎。
日本足球曾有過出生在巴西的歸化球員，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20世紀初，巴西曾經吸收了規模龐大的日本勞工，這些日本勞工憑藉著勤勞的口碑在巴西落地紮根，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滲透。時至今日，無論是在巴西的日裔巴西人，還是在日本的巴西裔日本人都不在少數，成為了各自社會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強大如葡萄牙足球，也有過歸化球員的歷史。前有德科、後有佩佩，都是出生在巴西，後期代表葡萄牙出戰國際大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16世紀時，巴西曾經是葡萄牙殖民地。至今，巴西的官方語言都是葡萄牙語，兩者也同屬拉丁文化，文化上的區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都讓德科、佩佩這樣的巴西人在歸化的過程中感受不到隔閡。
無論是和平時期的移民，還是在戰爭形式下的殖民，客觀來說，這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歸化對彼此來說都尚能接受，但對於中國來說，即便我們曾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在文化上我們並沒有被顯著影響，我們不具備像葡萄牙、日本這樣的條件。
日本足球在崛起之前的確使用過歸化球員，歸化球員也為日本足球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原名為洛佩斯的呂比須就在1998年世界盃上為中山雅史送上助攻，打進了日本隊在世界盃歷史上的第一粒進球。
但日本足球的崛起並不依靠歸化球員，在呂比須送上助攻的9年前，日本足協就開始制定《日本足球發展50年規劃》，並且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推行，這才是日本足球的奧秘所在。
老實說，如今的中國足球的確遇上了現實困境。
20年前，我們的對手是日本；10年前，我們的對手是沙特；現在，我們的對手是泰國。隨著85超白金一代的老去，身後的年輕人卻未能接過前輩留下的槍，國家隊即將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
前人沒栽樹，於是我們現在只能經歷暴曬。雖然近幾年我們建立青超聯賽、推廣校園足球，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這些舉措是在為後人栽樹，見到效果至少需要等待10-20年之久，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
另外，國民對於足球的熱情需要一次重大的勝利來點燃。
2002年的韓日世界盃，對於韓國、日本來說都很有意義，我們姑且不論成績如何，但正因為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才帶動了韓國和日本的足球運動。我們不知道今年的亞洲盃冠軍會給卡達帶來什麼，但這個冠軍一定會讓卡達足球發生改變。
隨著韓國退出2023年亞洲盃的申辦競爭，中國是唯一申辦的國家，主辦權幾乎可以確定歸屬於我們，但是屆時，我們拿什麼來取得一次重大的勝利？我們拿什麼點燃國民對於足球的熱情？
2019年的亞洲盃，24支參賽隊伍，其中17支隊內有歸化球員，其中歸化步伐最大的已經不是“專業戶”卡達，而是菲律賓。
在菲律賓的23人大名單當中，有21人是出生時獲得了外國身份，由於菲律賓承認雙重國籍，根據血緣規則後拿到了菲律賓身份，所以嚴格來說，並不能算作歸化球員，而是類似於李可、侯永永等人，雙親當中有一方具有菲律賓血統。
為了增強國家隊實力，菲律賓足協無所不用其極，充分利用《足球經理》資料庫、Facebook等媒介，在全世界尋找具有菲律賓血統的球員。由於菲律賓向全世界輸出大量的外出勞務女工，所以菲律賓足協的確找到了不少球員。擁有了這些“全新血液”之後，菲律賓的FIFA排名飛速上升，曾經一度逼近200名的他們，如今已經快要進入前100了。
有得便有失，雖然這些球員幫助菲律賓第一次殺進了亞洲盃正賽，但在比賽開始前的奏國歌環節，菲律賓球員幾乎無人跟唱，作為球隊隊長的施羅克，還在嚼著口香糖。
有血統的尚且如此，無血統的更讓人不敢奢望。
1
4
1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無需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如果有願意幫助我們的外國友人，我們當然應該歡迎，但是我們要時刻記住，
歸化只能帶來一時的進步，帶不來關鍵的飛躍。
就像《南方都市報》記者豐臻所說，歸化埃爾克森，這件事唯一不舒服的地方就在於帶有濃厚的投機味道。在短期成績的誘惑之下，在急功近利的老毛病之下，我們應當時刻保持警醒，控制歸化步伐，避免出現氾濫化的現象。
我們樂意看到一些歸化球員幫助我們，但我們不樂意看到整整一隊的歸化球員自娛自樂。
近幾年，日本足球依舊有歸化球員的身影。
相較於歸化呂比須的盲目時期，如今的日本足球已經非常清醒，他們需要的是有歸屬感的“日本人”，他們需要的是真正能夠幫助到日本的歸化球員，比如像身高達到194cm的荷蘭裔日本人哈維納爾。
青訓是根本，歸化是輔助，我們不能用歸化代替青訓，即便前者比後者見效快、難度小，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可以藉助歸化度過這段艱難的時期，但歸化也從來不是“拿錢辦事”這麼簡單。
因為即便是歸化
也是有學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