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襲擊、領土爭端、宗教衝突、石油危機、政治難民，這些經常出現在新聞裡的名詞，構成了許多人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刻板印象。然而，這些標籤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絲路國家的全貌，是需要存疑的。

對絲路文明有著長期觀察的學者張信剛認為，未來世界的重心將會“東移”，因而，增進對絲路文明歷史與現狀的瞭解非常必要。張信剛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他曾逐一遊歷中東各國，探究中東、北非、高加索等地區硝煙不熄的歷史和現實原由，著有《大中東行紀》。在其新著《絲路文明十五講》中，張信剛全面梳理了自史前至公元1500年間，歐亞大陸不同文明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歷程，為認識當下複雜的中東局勢提供了良好的知識框架。

此外，張信剛還是一位通識教育的宣揚者，在擔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期間

（1996-2007）

，他大力推廣人文通識課程，並設立中國文化中心，普及中國歷史文化教育，領香港高校風氣之先。他認為，通識教育就是要培養全面的人。在他身上，也體現著某種通識教育的成果，他通曉中、英、法文，研究領域橫跨人文和理工，經常在社會、教育、科技、文化領域撰文。借新書出版的機會，新京報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

張信剛，1940年生於遼寧瀋陽，1962年畢業於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後赴美深造，獲斯坦福大學結構工程碩士和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並當選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著有《江邊賣水：張信剛演講集》《大中東行紀》《尼羅河畔隨想》《大學之修養》等作品。圖/視覺中國

文化傳統都有反彈的力量

新京報：

大家都知道你是“工科學霸”，是生物醫學方面的專家，為何會對絲綢之路文明如此感興趣？

張信剛：

我小時候，父親在臺灣大學做外科教授，讀過許多有關絲綢之路的日文資料。那時中國正值戰亂，日本人很關注絲綢之路問題，我父親也願意跟朋友聊這些話題，有時甚至會在飯桌上跟我們談起。他跟一些歷史教授很要好，包括甲骨文研究者董作賓、秦漢史學家勞幹、考古學家李濟等人，他們常來家裡串門。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就一邊做功課，一邊偷聽。

我父親的家族是當年從山東闖關東到遼陽的漢人，而我母親的家族屬於跟隨順治入關，後又在乾隆時被派回遼寧海城擔任衛戍的鑲黃旗瓜爾佳氏，所以，父親在家常開玩笑說“你們旗人”怎麼樣。我母親也是醫生，對歷史和政治沒有多大興趣，但她很認同小學時代學到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說法。記得有時中秋節吃月餅，她還會問，“八月十五殺韃子，那滿族算不算韃子呢？”我爸就解釋說，“元朝末年，你們瓜爾佳部落的祖先恐怕還在長白山裡養鹿呢！殺韃子輪不到你們！”這些背景讓我對中國的北方民族產生了興趣。

小學四年級時，我學到一篇講班超投筆從戎的課文，老師還讓我們拿毛筆扮演班超的樣子仰天長嘆，說：“一天又過去了，我究竟做出了什麼事呢？好男兒應當立志報效國家，守衛邊疆”。這些讓我對絲綢之路有很浪漫的想象。

新京報：

你在書中提到土耳其的難題，近代以來，土耳其進行了世俗化改革，想“脫亞入歐”，但又很難加入歐盟，而現在土耳其國內也有伊斯蘭教復興的趨勢，你如何看待土耳其這種夾縫中的糾結狀態？

張信剛：

在奧斯曼帝國被分解之後，民族英雄凱末爾把土耳其救了回來，令今天的土耳其領土得以儲存。凱末爾是一個相當西化的軍人，雖然他出身於穆斯林家庭，但是他的宗教情結並不強，自小生長在今天的希臘境內，接受軍事教育。凱末爾對土耳其進行的世俗化改革，恐怕比法國大革命反對王權和教權的影響還大。他禁止穆斯林，特別是曾經影響軍隊的蘇菲教團在軍隊裡活動。在政府機構、公立學校和軍隊，禁止女性戴頭巾，大家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動。此外，土耳其還廢棄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奧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書寫帶有許多歐美語言介詞的現代土耳其文。

如今，土耳其想加入歐盟而不得，“9·11事件”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文明衝突論”，這增加了一些原本已經相當世俗化的、宗教情結不強的土耳其人去清真寺的次數。2009年，我在土耳其海峽大學教書，發現宗教情結強的人大多聚集在土耳其東部，而宗教情結弱的人大多是商業和文化精英，居住在伊斯坦布林附近。埃爾多安利用了這種分割槽居住的現象，在很多國家工程專案、對外商業專案上，讓東部信教的中小商人獲益更多。

在敘利亞問題上，土耳其的立場是偏幫那些反對阿薩德的武裝勢力，並順帶打擊土敘邊境的庫爾德族武裝力量。然而，這個做法並沒有成功。敘利亞內戰打了那麼久，還沒有把阿薩德打倒。我在《大中東行紀》和《絲路文明十五講》裡提到，以我看到的敘利亞百姓對阿薩德的高支援度，阿薩德政權不是那麼簡單就能被推翻的。

卡扎菲政權是被強力打垮，而薩達姆本來就不得民心，被強大的美軍用兩個禮拜就給除掉了，而敘利亞內戰已經打了八年。在這種情況下，土耳其不能不去反思，為什麼敘利亞戰爭會陷入這樣的狀況。

土耳其經濟和民智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人均GDP比我們高，十年前，甚至是我們的兩倍。所以，我感覺土耳其還有變化的可能性。雖然，土耳其廢除蘇丹已經快一百年，但現在還有不少人懷念奧斯曼時代，可見，任何一個能持續若干世紀的文化傳統都有反彈的力量，不會一下子就憑空消失。

歐洲人對大量的穆斯林湧入還是心存芥蒂，畢竟土耳其有將近8000萬人，跟德國人口等量齊觀。在這種形勢下，土耳其恐怕沒辦法加入歐盟，但是也不至於退出北約，因而就這麼吊在中間。土耳其在地理上多半屬於亞洲，但過去在心理上想“脫亞入歐”，現在恐怕連心理上也不見得想入歐了。

《絲路文明十五講》，作者：張信剛，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2月

“文明衝突論”簡化了人類歷史

新京報：

你以前寫文章總結中東有三種現代化模式，即伊朗的神權政治、埃及的軍權政治，以及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今天來看，你覺得它們的現代化模式有什麼新變化嗎？

張信剛：

這三個國家，我只在土耳其長住過一年，我去過伊朗兩回，在埃及住過一個多月，一共去過三回。跟整天浸淫其中的專家不同，從遠距離來看，我仍然保持當初的那些意見。

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的第四個強國，但它的部落王權模式是不可能被別國學習的。埃及從19世紀開始，就已經走上現代化道路。埃及的第一個工學院是1820年建立的，比上海交通大學還早76年。他們有一大批專業人員，受過近代西方知識的教育，所以不至於走上沙烏地阿拉伯的路。但畢竟穆斯林兄弟會曾執掌埃及三年，埃及還是會掙扎，即使軍人集團上臺，大概也不會走世俗化、民主化的道路。

伊朗的道路同樣不可複製，無論是什葉派的信念和傳統，還是教士集團的社會影響力，都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在中東國家裡，心智活動對全人類最有影響的國家就是伊朗。今天，人們說到伊斯蘭文明，往往就先想到阿拉伯人，但其實歷史上好多貢獻都是波斯裔穆斯林做出的，特別是在醫學、化學、數學和天文學領域。當然，誰也不能否認，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波斯人用阿拉伯文寫的。

幾個世紀以來，伊朗是什葉派國家。什葉派跟遜尼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什葉派比較接近基督教，對自我的懺悔強調較多，而遜尼派更接近於猶太教，對法律條文更尊重。基督教徒在耶穌受難節時，要回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並立志我們不再犯下罪行。類似的，什葉派信徒也有一個阿舒拉節，以紀念阿里的兒子和孫子被殺害，那一天有人會在街上拿鞭子打自己，悔恨自己的無力和罪過。

因此，在本質上，伊朗跟基督教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衝突。在歷史上，從3000年前起到最近的100年，伊朗人跟猶太人的關係是相當好的。今天中東最敵對的兩個國家好像是以色列和伊朗，那是因為近幾十年來的特殊國際關係導致的，當今的伊朗政府反美情緒高，他們也跟著反對美國所支援的以色列。

《大中東行紀》，作者：張信剛，版本：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2月

新京報：

你在書裡強調文明的交流和互動，不過文明間的交流中也經常伴隨著衝突，你如何看待本世紀初流行一時的“文明衝突論”？

張信剛：

我想如果亨廷頓還在世的話，他也不見得會堅持“文明衝突論”，這個觀點是他在2002年提出的，可能是“9·11事件”給他的靈感。確實，歷史上許多宗教之間都有過沖突，甚至基督教內部舊教和新教也曾經歷長期的抗爭和交戰。但是，衝突並不是必然的。

印度的佛教跟婆羅門教，和後來入主印度的伊斯蘭教，在近代之前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明衝突”，反而有融合的趨勢。印度境內曾分為許多獨立的邦和王國，不同的邦信仰不同，但各邦的上層社會往往會通婚、籤條約。所以，從人類歷史來看，“文明衝突論”過分簡單化了。

開展通識教育，需要先引起年輕人的好奇心

新京報：

你曾在香港城市大學大力推行通識教育，你如何看待高校的通識教育發展現狀？

張信剛：

根據我所瞭解的一些情況，我覺得內地的教育還是較少去激發學生的好奇心，經常直接把知識灌輸給孩子，這對日後學生的學習和創新能力有負面影響。

學理工科的人學人文比較容易，反過來學人文的人去學理工科的知識很難，而今天我們在新聞裡經常看到的恰恰是“轉基因”、“5G”、“量子通訊”等名詞。如果我們想去了解這些知識，就得真正沉下心來聽專家深入淺出地解釋。我是學生物工程的，但要不是最近跟一個物理學家請教，我也搞不清楚量子通訊是怎麼回事。

與韓國和日本相比，中國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有差距。我們不少老百姓很保守，缺乏現代知識，卻很容易表現出狂妄自大，這都是因為通識教育不夠。很多人對人類多個世紀以來積累的知識沒有結構性的認識，在網上看一點東西就盲信。比如，有人說木耳能降膽固醇，就以為多吃木耳必然見效；又有人說吃綠豆好，又一窩蜂地吃綠豆。

通識教育不易做。首先，我們得引起年輕人或小孩的好奇心；其次，要在中學畢業以前，給學生一個比較全面的知識架構，使他們以後可以往裡填東西，沒有這個架構的話，就蓋不成屋子。此外，在中學教育裡就應該打破學科壁壘，不分文理科。各種資訊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同時還要能容許學生髮表不成熟的想法，這些都是通識教育的先決條件。

《大學之修養：張信剛人文通識三十六講》，作者：張信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10月

新京報：

國內一些高校老師，比較嚮往上世紀20年代芝加哥大學哈欽斯校長搞的那種通識教育，提倡傳統人文經典的細讀，你怎麼看待這種教育方式？

張信剛：

這當然是一種方法，每個學校都有通識教育的模式。我知道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要求學生閱讀的書單裡也有人文經典。他們所選的主要都是西方經典，也就是說，西方社會有它自己的偏重。我不確定這是不是跟芝加哥大學學的。但如果所選的完全不包括波斯文學或中國文學經典，那麼，他們的學生對這些文明依然不瞭解。

舉個例子，我們中國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羅密歐與朱麗葉，但是，很少有西方人知道梁山伯與祝英臺。如果通識教育只是為了造就學生成為一個西方人，這不是真正的通識教育。

新京報：

可是中國的很多大學生對中東等地的歷史人文也瞭解甚少，對它們的認知囿於新聞報道傳遞的刻板印象，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張信剛：

是的。“一帶一路”作為總體目的我是認同的，可是如果全民都覺得只有歐美是值得學習的，而“一帶一路”國家是需要我們去援助的，並對他們帶有一絲蔑視的話，那麼就不能達到人心相通。我們的鐵路和天然氣管道都已經修好，但如果我們對那些國家毫無瞭解，就很難達成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標。因此，我們的人才培養是不夠的。

新京報：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師資不夠，缺少專業教師，另一方面是學生的積極性不夠，缺乏瞭解的興趣。

張信剛：

近代以來，因為中國頻繁受到西方衝擊，因而對西方很重視。這沒有錯，我也是留美的。可是，從長時段來看，整個人類文明由歐美主導也就最近500年的事情，歐美真正地獨霸世界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如今，亞洲、非洲的人口比歐美多得多，在歷史上也不比他們弱。未來世界的重心肯定要東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國已經看出這一點，所以把太平洋和印度洋當作未來部署的重點。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該怎麼面對未來呢？我主張大家多瞭解絲綢之路上的事情，多瞭解中東一帶的發展。現在很多人在網上對印度非常蔑視，說印度髒、亂、差，小偷很多，這些恐怕都是事實，但我們應當看到印度的過去和未來。當初，一些唱衰中國的西方人不是也這樣形容中國嗎？其實，即使今天你跑到我國的一些偏遠地方，廁所也不比印度的乾淨多少。

《江邊賣水：張信剛演講集》，作者：張信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8年1月

物質慾望不能吞噬人文關懷

新京報：

現在年輕人的生存壓力比較大，他們很早就會焦慮工作和住房的問題，因而，人文關懷的理想對他們而言有點奢侈。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樣的觀察？你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寄語？

張信剛：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困難和挑戰，中華民族能夠傳承數千年，是靠一代代年輕人扛過來的。比如五四時代，巴金對封建家庭禮教不滿，魯迅對帝國主義者和官僚痛恨；上世紀40年代，要經歷通貨膨脹和內戰；50年代，有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挑戰和“大躍進”，但我們都扛過來了。

人當然是要填飽肚子的。所以，要年輕學生只顧理想，完全不考慮將來的就業，當然是過分要求。現在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整個社會物質慾望高漲，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跟隨這種慾望，那麼，人文關懷和社會平等就會受到影響。

在這方面，北歐和加拿大就做得比較好，高房價和就業問題在這些國家都存在，但他們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焦慮。我覺得這可能跟中國文化裡的望子成龍有關，父母對子女的指導性關注比較多。很多時候，我會聽到父母幫小孩選專業，而加拿大父母基本不會這樣做。所以，中年人、老年人都要負起責任，只怪年輕人是沒用的，因為他們所受的社會薰陶和家庭引導都是崇尚物質生活。似乎去金融公司工作、考公務員就是好的，而去剛果工作幾年就是犧牲了自己。

新京報：

你所提到的北歐和加拿大都是高福利國家，他們的社會保障健全，沒有那麼多後顧之憂，所以可以不必那麼焦慮。

張信剛：

對的，他們現在的人均收入是挺高的，但是這幾個國家並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的人均收入更高，但沙烏地阿拉伯並沒有什麼民間社會，就是靠王室來保障。

如果太注重平均，可能比較難以激發大家的上進心，而太過強調競爭，就一定有落後者。落後者也是人，該怎麼去平衡呢？這個題目太大了。但總體上我是樂觀的，我覺得每一代人都會有辦法應付好自己的困難和挑戰，否則咱們民族就不會存留下來。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具有連續歷史的文明體。今天任何兩個屬於中華文明的人，都能用同樣的語言和文字彼此交流。任何初中學生讀到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讀到陶淵明的田園詩，都能夠欣賞，這本身就是世界唯一的，是值得我們自豪的，這也是我對未來的信心來源。

採寫：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編輯：徐學勤、李妍；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