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以武力奪天下，重武輕文，士人多不得重用。太中大夫陸賈常以《詩》、《書》勸說高祖，給他講述文治的重要。高祖聽得很膩煩，罵道：老子在馬上得天下，這些《詩》《書》有什麼用？陸賈毫不相讓。他問道：陛下在馬上得天下，能在馬上治天下嗎？商湯、周武王都是逆取而川頁守，文武並用才是長治久安之術。他又列舉了吳王夫差等人“極武而亡”的教訓，說：秦一味實行嚴刑苛法，終被消滅。假如秦得到天下以後，效法先聖，大行仁義，陛下怎麼能得到江山呢？高祖聽後面有愧色。他說：幫我寫一部書，寫清楚秦失天下和我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人成敗之國得失天下的經驗教訓。陸賈根據道家黃老學說，結合當時國破家殘、百業待興的社會狀況撰寫了12篇論文，略述歷史存亡之徵。高祖很讚賞他的觀點，把12篇論文合為一書，命名為《新語》。
漢初60年，《新語》一直是朝廷的政治指導思想，它主張刑德並用，教化先行，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稱為“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源於齊國稷下學宮一派。所謂“無為”，並不是一味消極的完全無所作為，而是順應自然。特別是經過戰亂之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的安定環境，發展生產，所以“君臣俱欲休息手無為”，順應社會的發展。正是因為採取了“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經高祖、惠、文、景四朝，到武帝時，大漢政治、經濟、軍事都進入了空前鼎盛的時期。此是後話。
漢初君臣總結歷代興亡教訓，推動了國家的治理，同時也影響了此後政治家重視研究歷史，以史為鑑。文帝時賈誼著《過秦論》、《治安策》，賈山著《至言》，都對歷史經驗作了深刻的總結。所以，後人稱《新語》開啟賈誼、董仲舒的思想，成為漢代確立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的先聲。
歷經秦朝15年的嚴酷壓榨和反秦、楚漢長達8年的戰亂，漢初社會殘破不堪，民眾大量死傷流亡。許多農民流亡他鄉，不得耕作；有的還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賣為奴。當時，社會財富更是極端匱乏，投機商人又乘機渾水摸魚，囤積居奇，百姓生活十分艱難。這時，恢復和發展生產、恢復民力、與民休息，就成了十分急迫的任務。對此，高祖結合實際，吸取秦末“泰半之賦”和“戍役無已”以致激起農民起義的教訓，在賦稅和徭役方面採取了有節制的政策。這種政策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穩定作為朝廷執政基礎的小農生產，恢復在長期戰爭中遭到破壞的農業經濟。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僅對鞏固剛剛建立的漢家江山是必要的，而且對綿延200多年的整個西漢政權都起到—了“立制垂範”的作用。
蕭何和曹參對穩定漢初局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高祖十一年，蕭何因助呂后定計收捕淮陰侯韓信，被拜為相國。他制定漢律，使國家有了法律保障。做相國期間，他秉承《新語》“無為而治”的宗旨，與民休息。
曹參繼任後，沿襲蕭何在位時的政策，史稱“蕭規曹隨”。曹參還是用蓋公清靜無為的辦法，—切按照蕭何已經規定的章程辦事，什麼也不變動。
有些大臣看曹參這種無所作為的樣子，有點著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幫他出點主意。但是他們一到曹參家裡，曹參就請他們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總是把話岔開，弄得別人沒法開口。最後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麼也沒有說。
漢惠帝看到曹相國這副樣子，認為他是倚老賣老，瞧不起他，心裡挺不踏實。
曹參的兒子曹窋，在皇宮裡侍候惠帝。惠帝囑咐他說：“你回家的時候，找個機會問問你父親：高祖歸了天，皇上那麼年輕，國家大事全靠相國來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這麼下去，怎麼能夠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親怎麼說。”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時候，就照惠帝的話一五一十跟曹參說了。
曹參一聽，就上火了，他罵著說：“你這種毛孩子懂得個什麼，國家大事也輪到你來羅嗦。”說著，競叫僕人拿板子來，把曹窋打了一頓。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責打，非常委屈。回到宮中向漢惠帝訴說了經過。漢惠帝也感到很不高興。
第二天，曹參上朝的時候，惠帝對他說：曹窋跟你說的話，是我叫他說的，你打他幹什麼？曹參向惠帝請罪，接著說：請問陛下，您跟高祖比，哪個更英明？惠帝說：那還用說，我怎麼能比得上高皇帝。曹參又問：我跟蕭相國比較，哪一個能幹？惠帝微笑著說：好像不如蕭相國。曹參便說起了他的見解：陛下說得都對。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蕭相國。高皇帝和蕭相國平定了天下，又給我們制定了一套規章。我們只要按照他們的規定去做，不要失職就是了。如果我們頻繁更改，就會造成人心混亂，擾亂百姓，這是治理國家所忌諱的。惠帝這才明白過來，此所謂無為而治。
曹參用他的黃老學說，做了3年相國。這3年中，他沒有出臺一項新的政策措施，卻博得一片謳歌，與蕭何並稱“蕭曹兩相國”。正如當時民謠所唱的：“蕭何為法，講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守一。”蕭何處事恭謹慎重，而曹參卻顯得荒疏惰怠。為什麼曹參也能博得好丞相的美名呢？就因為那時候正處在長期戰爭的動亂之後，百姓需要安定，曹參沒有給百姓增加更多的負擔。曹參作為漢初推行無為而治的代表人物，在恢復經濟發展，“安集百姓”方面所做的貢獻，絲毫不亞於他的軍功。
“無為而治”堪稱漢初的一場及時雨。在無為而治的指導下，大漢社會秩序穩定，生產迅速恢復、發展。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又為後世提供了治國安邦的新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