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黎荔

一百多年來，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方面與我們在《資本論》中所看到的，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和經濟現象的描述及其理論概括，發生了很大的偏離。如資本主義從工業時代進入後工業時代，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競爭，從私人資本主義到社會資本主義（即股份制形式的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不再涇渭分明，存在多元化的特徵，呈現出階層化的趨勢；工人階級普遍貧困化現象消失，資本主義社會矛盾不如以往尖銳突出，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的複雜變化，在全球範圍內各式各樣的後馬克思主義理論應運而生，在主題和形式上不斷創新，因此，今天我們應該發掘馬克思有關論述還沒有展開的思想原點，將資本論問題從“經典形態”（或“歷史形態”）過渡到“當代形態”。

目前，經濟學家將資本分為四種類型：物質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資本已被列入《全球21世紀議程》的四大主題之一，物質、自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被作為四個社會財富的範疇，並且社會資本在其中呈現為這四種資本的粘合劑。人類已從對付自然的農業社會，對付製作的工業社會，走向了以人與人的關係為核心的服務社會，從而使人從大機器生產的製作中走出來，發展出一套人與人的系統規則與服務關係，人文資源的管理形式與文化資本交易模式，知識服務的文化資本創新模式與創意經濟的產權交易規則。物與物的商品交易已讓位於人與人的服務交易，財貨的物質資本發展也讓位於文化的非物質資本創新。資本概念的經典定義，一向是與工業化龐大的商品堆積物相對稱的價值體系，即能夠帶來價值的價值與貨幣。但在全球化複雜性的經濟系統中，資本彷彿是一個幽靈，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滲入各個領域。現代資本的一種新形式——文化資本正在浮出水面。

全球化的複雜性，使金融戰爭與文化領土之戰相融為一，也使文化產業創新與全球文化資本博弈成為大國崛起的核心問題，文化與資本的融合，不僅重新定義了資本概念的主體內容與組織系統，也重新定義了文化的組織系統特徵與創新基礎，成為支配世界財富中心轉移的全球資本博弈的複雜性生產力創新基礎，不僅呈現出資本發展的新的系統文化特徵，而且呈現出全球金融戰爭資本博弈的一系列新動向。文化資本理論正在成為西方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1990年，法國文化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capital）的理論術語，從此，文化資本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並逐漸受到廣泛關注。布林迪厄以“場域”作為文化資本的規則與網路構型，著重闡發了資本的非物質存在形式，他承續了馬克思關於資本透過勞動形成的觀點，只不過是把這一勞動時間和形態轉化為知識的積累與文化資源積蓄，將資本的增長轉化為非物質形態的文化內容生產與文化交易規則。布林迪厄第一次以人類生命個體為經濟單元，來發現知識資源、文化資產、產權的資本規則，他認為文化資本有三種形態，即身體化形態、客觀化形態和制度化形態。

文化資本的身體化形態是一種精神和身體的結合物（如知識、教養、氣質、趣味和感性等等）；客觀化形態指具體的文化產品（如書籍、繪畫、各種文化用品等等）；制度化形態指將個人的身體化文化資本轉換成社會層面上的客觀形態文化資本（主要指各種學歷文憑）。這三大文化資本形態，以資源存續的形式形成符號交易的社會網路與交易規則，因而文化資本是一種體制化的網路關係與制度化的身份認同，具有潛在性與現實性的經濟價值與資源活力。全球語境文化資本新概念正日益受到廣泛關注，成為國與國之間金融戰爭資本博弈戰略體系研究的一個新的思考與對策。

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闡釋理論，布迪厄“文化資本論”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在被稱為文化社會的後產業社會中，文化支配（象徵支配）是繼經濟支配之後出現的又一主要的支配形式。而另一方面，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則在揭示文化在社會結構（各種支配關係、不平等關係）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時，為我們剖析以各種不同形式影響和制約人們知覺、判斷及行為的無形的權力作用，即“文化支配（象徵支配）”機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總之，文化資本理論對我們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從“階級鬥爭”轉化成圍繞著文化資本進行的“象徵鬥爭”，並揭示其背後的利益傾向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和批判手段。此外，布迪厄還透過與經濟學的對比確立了他所謂的“總體性實踐經濟學”。他指出，傳統經濟學和總體性實踐經濟學至少存在以下兩大區別：第一，傳統經濟學通常將能夠直接轉化為金錢的商品交換視為經濟行為，而將其餘部分統統視為非經濟行為。而另一方面，總體性實踐經濟學則將文化活動、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等象徵行為也視為一種經濟行為。第二，傳統經濟學企圖掩蓋象徵活動的利益傾向，而總體性實踐經濟學則認為象徵活動同樣屬於一種交換形式，只不過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交換而已。從這一意義上講，總體性實踐經濟學是一門將迄今為止被經濟學所忽略的、非經濟的實踐形式（主要是文化實踐）作為主要研究物件的經濟學理論。

記得當年讀書，近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世界公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的馬克斯韋伯，曾經指出：在經濟利益之外，聲譽、權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樣參與了階級的劃分。當時讀完我頻頻點頭啊！否則就無從解釋人們何以歧視“暴發戶”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只有錢也不是萬能的。布林迪厄的聰明之處在於，他將資本的概念擴大化，劃分為三大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經濟資本”那就不用提了，貧富差距本來是能讓人揭竿而起的，不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本邏輯）薰陶著大家不要犯那“紅眼病”。“社會關係資本”更容易顯得“不公平”，有個好爸爸哪怕是有個好四舅姥爺，熟人好辦事，再不然有個圈子——“我的朋友胡適之”——也行，就像那些多企業家要混長江商學院中歐商學院北大清華EMBA，因為人脈也是生產力。還有透過參加各種會議、論壇、峰會、盛典，與名人、明星等近距離接觸，實現與他們的合影，從而為自己增值，這個就是中國國內流行的合影經濟學。“文化資本”最為複雜，也是布林迪厄著力最多的地方，他不嫌麻煩，把文化資本又分成三種形式：身體形態、客觀形態和制度形態。

身體形態文化資本表現為個人的審美趣味、學識風度、教養技能等，這種文化資本附著在個人的身體上，可以透過積累而習得，但是無法透過饋贈、買賣和交換的方式進行傳承。經濟資本可以遺贈給兒子，但是學識和經驗想傳給兒子？夠嗆。當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崛起於這個年代的創業企業家陸續到了交班時刻，人們特別關注二代企業家能否繼承家業創造新的業績，並且普遍有些懷疑。許多半世艱苦創業的民營企業家，一頭白髮依然揮戟商海、奮戰江湖，因為不放心也不甘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兒女們，變得法折騰自己一手創立的商業帝國，其得失成敗去向不明。此外，身體形態文化資本作為資本，自然是有再生產性的，它的回報既可以是物質性利潤（人才市場上有人把自己包裝成金領售賣，打造商務精英個人風格以獲得增值回報），同時也可以是象徵性利潤（如我雖然身為大學老師工資不高，但左鄰右舍、各路朋友尊稱一聲L老師）。

客觀形態文化資本表現為物質性文化財富：秦磚漢瓦，青花瓷器，一代女帝武則天理過妝的寶鏡，大漢豔姬趙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客觀形態的文化資本，要不現在的拍賣行怎麼那麼多山西煤老闆入場呢，but，之所以叫文化資本，多少是要有文化積累的，花大錢買了假唐伯虎，那就慘了。

制度形態文化資本必須經過制度的程式將資本標示出來，最典型的是文憑和資格證書。你說你行還是不行的，必須透過考試證明你行。高懸於牆上的戴著奇怪冠冕的學位證書，有著“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合法化的價值”。你昂然拋下一個硬殼畢業證，就像拋下一個支票本兒。

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主要透過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來實現，由於文化資本採取了教育、修養、品位等形式，因此身世顯赫、經濟富裕的家庭，必然有更多的時間和金錢的投入，這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人從最初就產生了文化資本佔有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說，社會的等級結構被巧妙地內在化和個體化。文化資本比之經濟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更為隱蔽，所以大家經常要上文化這個當。在中國，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們都喜歡在辦公室的桌上或牆上，擺上他和地方乃至中央領導人的合影。對於諸多中國企業家而言，和領導人的合影，是他們獲得權力承認的一種榮譽和認證，更是其事業有強大政治背景的見證，有時還能起到護身符的作用。因此，對於擁有政治資源的人來說，一條重要的生財之道便是，為那些想和領導們合影的各地企業家牽線搭橋。他們舉辦各種會議、論壇，透過相關渠道拉來各級領匯出席，由此催生了頗具中國特色的“合影經濟”。

儘管正處於現代化程序中的中國社會，與業已進入後產業社會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同樣也出現了許多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例如，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如今早已步入了學歷社會。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文化資本（學歷資本）”正成為繼“經濟資本”之後另一個重要的支配性因素。因此，發生在今日中國社會、尤其是大都市激烈的學歷競爭，同樣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典型的“卓越化遊戲”（布林迪厄）。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高消費現象，如都市白領階層住小戶型、開寶來車、吃蔬菜沙拉和哈根達斯、喝星巴克、看伊朗電影、讀杜拉斯、環保、打的、上網、逛宜家、買盜版歐洲電影……等文化消費行為，也同樣可以透過布林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來加以理解。與馬克思不同的是，布林迪厄認為按照生產關係劃分階級，把階級視為一個實體，並且直接成為集合性行為的主體，顯然過分簡單了。他認為階級的形成既非僅僅取決於經濟因素，階級的範疇和邊界也不可能事先預設，它是在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制約下，透過實踐逐步形成與建立起來的。因此布林迪厄以“場域”代替階級，他的“場域”指涉範疇十分寬泛，既可以指具體的、正規的集團組織，也可以指有著某些共同價值觀念（信仰）的鬆散的社會網路體系。布林迪厄認為正是存在於這些形式各異的場域內的價值觀念的認同，構成了社會集團共有的象徵資本。這是一個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理論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資訊社會或曰知識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秩序和不平等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論。

布林迪厄將通常不被視為“資本”的文化資本、社會（關係）資本等象徵資本，看作是一種隱藏著資本性質的“資本”；將隱蔽著資本性質的象徵資本和赤裸裸地體現著資本性質的經濟資本之間的對立視為社會階級結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這是布林迪厄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文化資本作為現代資本的一種形式，是經腦力勞動、教育傳承而獲得的專有性文化資源。文化資本經歷生成、積累、流動和再生產等環節，形成自身運動，並且遵循正相關原則進行著與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現代形式資本的互相轉換。具體化的文化資本存在於個性主體之中，客觀的文化資本實現於文化產業之中，文化產業是文化資本的經濟運營活動，產出具有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文化產品。體制化文化資本取決於文化制度的確認，文化資本透過體制化呈現其社會價值和社會功能，並反作用於文化制度的沿革和文化模式的構建。文化資本這一概念的提出，足以構成一個新的問題空間，而且是比經濟資本更舉足輕重的一種資本。

在現代社會，真正的經濟增長不僅僅取決於財、物資本，更取決於文化資本。任何一個缺乏以文化資本投入為基礎的經濟，其註定是不能持續、不能和諧、不能鞏固的。文化資本日益浮出水面是社會經濟執行的必然結果，是以商品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轉變。在當代語境下，文化資本成為新興經濟現象，文化產業成為最具成長潛力的新興產業。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企業、區域乃至國家之間的競爭必將深入到文化層次。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冷戰結束後就曾指出：21世紀的競爭將不再是經濟的競爭，軍事的競爭，而是文化的競爭。事實正是這樣，在當今社會中，經濟價值越來越取決於以文化為底蘊的價值觀念，市場競爭已從產品之間轉向文化之間，或者說越來越依託於文化的輻射力。如何運用文化資本增強競爭力、提高附加值就成了人們必須思考的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