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彭博社刊發對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訪談。在這篇文章中，已達99歲高齡的基辛格再度表達對中美關係的擔憂。
他表示現在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陷入與中國無休止的對抗，全然沒有靈活的策略。”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這位“百歲智者”第一次為“新冷戰”的危險“登高一呼”。在
兩年前
的一次國際論壇上，這位深刻影響中美關係的老人就表達過：
“中國不是蘇聯，中美衝突可能將導致世界末日的到來。”
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對華強硬”儼然成為美國“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
這位政府前官員為何要和主流民意“唱反調”呢？
原因僅僅是因為基辛格是“我國人民的老朋友”嗎？他對於我國與蘇聯的研判又是否正確呢？
千年強國的思慮與謀劃
其實基辛格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在的新中國不同於冷戰中的蘇聯，是一個積極擁抱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
基辛格對我國文化研究很深，他認為
圍棋思想
對我國國家規劃有著影響的深遠。
在國家治理上，中國更注重利用圍棋思想
“以攻心為上”，
強調
戰略謀劃
和
積小勝為大勝。
這種講求長期佈局和發力的策略，是習慣於克勞塞維茨式，講求在關鍵戰役集中優勢兵力，以正面衝擊取得全面勝利的西方國家所無法理解和輕易模仿的。
正是帶著這種思維審視我國在內政外交上的政策，基辛格在近些年才逐漸感受到我國戰略規劃的深遠與戰略定力的沉穩。
所謂“中國與蘇聯完全不同”此言非虛，是體現在多個方面的。
首先在經濟上，中國比蘇聯更加重視市場的積極作用。在產業規劃上，我國更講求利用產業政策規劃產業發展。
蘇修則長期被僵化的意識形態思想所束縛。
國民經濟長期缺乏活力，投入巨資開發的技術專利因為缺乏商業化運營，無法為國家和企業提供利潤，最終反而限制科技研發。
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電子管技術曾長期領先歐美。但由於蘇修過分重視軍工產業，沒有進行技術迭代，致使蘇聯電子工業錯失積體電路時代的發展良機，最終導致其產業全面落後。
至今，俄羅斯軍工裝備所使用的的電子晶片尚需從國外進口，其背後風險可想而知。
而我國則借鑑日韓等後發國家的成功經驗，利用改革開放政策，果斷抓住全球化供應鏈轉移的時機，承接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
憑藉十餘年的技術研究與資本積累，
我國企業逐步擺脫低端加工組裝的尷尬位置，不斷向產業中上游升級發展
。
至今，我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同時我國也以開放的心態，更加積極地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擁抱經濟全球化。
目前在全球198個國家地區中，我國是128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科技為本，製造業立國”
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最閃亮的名片。
這種經濟體系賦予我國超強的經濟影響力和韌性。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我國企業並未遭遇毀滅性打擊，反而是美國民眾因為關稅失去損失巨大。
據美國智庫機構統計，
中美貿易戰令美國損失7000億美元
，讓美企股票市值蒸發1。7萬億美元，全美國失去近25萬個就業崗位，每個家庭年均開支增加近1300美元。
而
國內外貿企業規模依然高速增長，
“接著奏樂接著舞”。
其次，
在軍事上，我國一直堅持以人為本，一切以經濟建設為重的發展理念，沒有過深地參與到軍備競賽中。
自確立冷戰格局開始，
蘇修一直奉行“先軍政策”，一切為軍事和爭霸讓路，
這導致其國內經濟結構嚴重向軍工和重工業傾斜。
據統計，
蘇修軍費一度佔到國家GDP的15%以上，
這讓蘇修政府幾乎拿不出錢推進其他經濟建設。
國家核武庫中有數千顆核彈頭，但老百姓連麵包和香腸都吃不上，生產不出質優價廉的產品來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國家財政常年靠出賣石油等戰略資源苟延殘喘。
幸好我國始終堅持軍力與國力相稱的思路，沒有走上蘇修窮兵黷武的老路
。
先富國，而兵自強。
因此，我們擁有媲美F22戰機的殲-20。
2021年全年海軍共有20萬噸排水量的軍艦下水，相當於一年再造一隻法國海軍。
在外交上，我國實施長期，有延續性的外交佈局，構建對華友善的國際環境。
如果談起蘇修外交，除華約組織外，我們幾乎想象不到任何積極成果。
事實上，蘇修粗暴直接的外交策略不但沒能為其贏得冷戰，也沒有營造出親蘇的國際環境。
據統計，蘇修在冷戰期間，用於對外援助的開支就高達至少858億盧布，合1490億美元，這還只是被披露出的金額。
這些援助一時間確實為蘇修交到很多朋友，但並未對其國民經濟產生積極作用，反而成為國家的拖累。
畢竟大部分國家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功利主義原則，即便過去情義再深，但一旦援助停掉，雙邊友好也隨之停止。
由於沒有發達的製造業，蘇修無法將對外援助換為雙邊長久的經貿合作，也無法利用援助國的資源發展自己的經濟。
蘇修無法將援助國納入互利互助的經濟體系，最終讓無數蘇聯民眾的血汗積蓄，淪為無源之水。
而相較於蘇修，我國在外交策略和手段上更加靈活。
剛剛建國時，
我國積極加入到
“不結盟運動”
的浪潮中，
始終以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為主要團結物件。
透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坦贊鐵路等“標杆性”援建工程，在發展中國家中打出良好的威望與口碑。
1971年，我國得以打破冷戰兩強的封鎖，重奪我們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其背後是一百多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援與努力。
進入新時期後，我國更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和
“RCEP”
經濟協定，以強大製造業和國際市場為紐帶，在亞非歐大陸廣泛佈局。
不同於美蘇式的援助式外交，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RCEP”經濟協定可以為我國帶來豐厚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
一來，
透過在援助國家投資基礎建設，我國可以有效向全球輸出國內過剩的製造業能力，提升經濟活力；
二來，
我國企業得到在開發國外戰略資源，掌握產業話語權的機會；
三來，
富起來的合作國家可以購買更多的中國產品，壯大我國的外貿產業。
透過遍及各洲的基礎建設和經貿網路，我國有效踐行整合“歐亞非世界島”的戰略佈局。這使得我國在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封鎖和打壓時，經濟依然能泰安自若、穩如泰山。
由此可見，相較冷戰中的蘇聯，新中國是一個發展更全面、計謀更深遠，與全球各個國家捆綁聯絡更加緊密的國家。並非是美國及其僕從國簡單的敵視與封鎖就能輕易擊敗的。
但深入探究基辛格等老一輩政治精英的理念後，我們就能發現他們早已為中美共存設計好方案。
百年智者的現實與理性
基辛格之所以大力推動中美和解，其實是因為中美合作是包括他本身在內，美國諸多政治精英心中“理想外交架構”裡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
由於見識過二戰的殘酷和美蘇冷戰對全人類的威脅，基辛格深知和平的可貴。因此“緩和主義”和“均勢戰略”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他擔任美國務卿期間，
基辛格積極推動美國緩和與東方陣營國家的關係，主動為美蘇冷戰“降溫”。
但我們並不能以此將其認定為一位大公無私的和平主義者。
用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生都在從一個美國人的視角思考世界和平，換句話說，基辛格的思想依然在捍衛美國的利益。只不過實際操作中，他的外交手腕會更加務實，更注重尋求各方的共同利益。
這一作風，在他幾乎“一手促成”中美建交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上世紀70年代，
出於制衡蘇修的共同利益，中美這兩個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甚至多年前兵戎相見的國家，在基辛格的斡旋下接觸建交。
恰逢
1978年後，
我國實施
“改革開放”
政策，國力與地位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與日俱增。
“未來中國是敵是友，要如何定位中美關係”，
成為每一位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對、思考的問題。
根據與新中國外交接觸的感受，以及對我國曆史和文化的研究，基辛格對這一難題給出自己的答案，集中體現就是他所撰寫的
《論中國》。
在這本書中，基辛格詳細地敘述自己對我國曆史文化的認識，以及未來中美關係的定位。
從價值觀角度講，基辛格認為我國是一個
“世俗國家”。
儘管在我國境內也有如佛教、道教或基督教等宗教。
但民眾信仰宗教並非是為求得今生或來世的救贖，更多是從神明處求得賜福和庇佑。
相對於虛無縹緲的信仰，普通民眾似乎更在意生活的當下。
同時，我國在外交策略上也更加靈活，只要符合國家長遠的利益與規劃，新中國不排斥與任何國家進行交往。
特別在新時代後，我國內政、軍事和外交政策都能夠拋棄“意識形態”的束縛，以拓展國家利益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為導向。
不同於歐美國家普遍具有的宗教與價值觀狂熱，由於擁有悠久歷史和龐雜的民族構成
，中華文明更講求“相容幷包”，更具包容性。
與其他國家相處，中華文明更能
做到“和而不同”
和攜手發展。
西方文明屬於宗教文化，或
“使命文化”。
這種使命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要去“改變”他者，使他者轉化為自己。如果“改變”不了，那麼這個他者就很容易被視為自己的敵人。
所以，西方的使命文化是一種排他的和攻擊性的文化。
而在基辛格眼中，我國的文化是包容、和平的。儒家學所肯定的是一種社會守則，而不是宗教中對來世的救贖。
孔子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主張透過個人修養獲得國家與民族的教化與提升。
受到這種觀念影響，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強制性地“改造”其他民族或文明，而僅僅認為相對落後的“夷狄”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否接受華夏文明的教化。
除非威脅到中華文明安全，我國封建王朝在歷史上很少出現屠滅其他文明或民族的行徑。
在基辛格的看法中，儘管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霸權國家，但依然如古羅馬帝國一樣，它難以擺脫逐漸淪為平庸，乃至於徹底衰落的命運。
在美國逐漸“跌落神壇”的過程中，中美之間需要切實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
中美得以實現合作雙贏，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當下勢力相對較弱，需要漫長的發展才能逐漸追趕上。
雖說我國一直在倡導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但其實力尚不足以取代由美國所領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文化是平和且富有彈性的。
我國曆代盛世王朝都是“和平崛起”的，從未因霸權與別國掀起全面戰爭。
這意味著
只要美國不過分刺激中國，中美雙方完全可以避免新老兩代強國的“霸權之爭”，最終實現攜手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挑戰。
此觀點並非是基辛格的一家之言。事實上，如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也提出過
中美緊密合作，共同捍衛環太平洋地區安定興旺的戰略設想。
儘管受時代和立場所限，以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政治精英依然以美國利益為重，客觀上忽視我國發展的潛力與決心。但客觀上也為中美兩國在未來的和平共處，提出極具參考性的規劃。
所謂“時勢造英雄”，基辛格這種中美合作、應對全球治理挑戰的想法背後，有更為客觀、現實的評判思考，那就是核武時代的有限戰爭和知識爆炸下的霸權終結。
時代變革的糾葛與必然
1945年7月16日，這一天不僅讓日本廣島的民眾終生難忘，也徹底改變整個世界戰爭的形式與思考。
因為在這一天，人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在廣島引爆，人類也就此進入核武時代。
之所以
說核武器的誕生徹底改變人類戰爭形態，是因為核武器威力和對後事影響太大。
過去的戰爭，主要以動能武器、甚至是冷兵器為主。即便大型炸彈有千鈞之力，但造成傷亡畢竟有限，戰爭結束後人們還能重建自己的生活。
但核武器則不同，
非但爆炸威力足以毀天滅地，且會為引爆地帶來長久的輻射影響，是可以抹殺文明的滅國級武器。
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掌握原子裂變的秘密，進而生產出核武器後，如何控制戰爭規模，避免擁核國家間核大戰的爆發就成為全球學者專家的共識。
這也是基辛格的成名作，1957年在著作
《核武器與對外政策》
中首次提出的
“有限戰爭理論”。
正是認識到大國博弈間核大戰的潛在風險，基辛格才多方奔走，鼓勵美蘇雙方可以為後世子孫的未來謀求和平。
也是親身感受過美蘇冷戰對抗下的巨大危險，基辛格才在如今呼籲美國放棄對我國的戰略壓迫。
因為
兩國之間的敵視很有可能造就一個“
敵意螺旋”，
即惡意揣測他國的舉動，進而陷入一方比另一方更強硬，更敵視的惡性迴圈。
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英德兩國在這種相互敵視中，不經意地爆發的。可見基辛格關於中美無休止對抗會導致世界末日，並非是聳人聽聞。
除卻懼怕核武戰爭的威脅外，基辛格呼籲
中美和平與“均勢政策”
還與
全球化多極化這一浪潮有關。
因為在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的傳播門檻降低，無論富裕貧窮，任何國家的人都有機會能接觸到當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
同時，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世界供應鏈不斷由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轉移，
任何國家在未來都有承接先進產業的機遇。
所以，只要能忍得住寂寞，長期堅持技術研發，即便是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也能乘著知識爆炸和經濟全球化的東風，打破發達國家的封鎖，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產業。
簡單概括這一事實就是：
在科技和經濟領域“王權沒有永恆”！
其實，我們從美國的發展歷程中就能瞥見端倪。
十七世紀的北美大陸還是荒蠻部落的家園，但持續不斷的移民為這塊土地帶來歐洲先進的科技和文化。
在十九世紀末，美國便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工業第一。
贏得二戰後，美國更一躍成為全球經濟霸主，但美國的衰落也從此開始。
1945年時，美國一國佔全球GDP總量的45%。但隨著歐洲與日本的復甦，這種統治力逐漸被削弱。
到20世紀末，美國GDP僅展佔球的20%，並且還在不斷下降。
正是看到美國統治力的衰弱，如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等學者才提出逐多理論，希望美國可以透過與新興強國的合作，延緩自己的衰落，達到“體面退場”的效果。
只可惜，天不如人願。隨著這些“理性聲音”的逐漸消退，新一代的美國政客們已然被“美式霸權”的傲慢遮蔽雙眼。
他們不願意放棄眼前的短期利益，屈服於民意，人云亦云。他們更失去改革國內痺政，帶領美國走向文明覆興的能力與魄力。
所謂對華強硬，更多是守舊勢力，用簡單粗暴的手段，強行鎮壓一個後來居上的、全面發展的、擁有全新模式的新興勢力。
因為他們很清楚，無論在文化認同，還是在經濟社會制度上，自已已經全面失敗，所以只能強行拖慢追趕者的速度，為自己贏得“苟延殘喘”的時間。
結語
可是所謂“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樹也能再逢春”。
我們有延續千年的歷史，我們有奮鬥百年的決心，我們有智慧和毅力戰勝任何封鎖與敵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