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運河三老”請纓前往運河沿岸節點城市，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全國政協大運河申遺考察活動打前站。這是鄭孝燮（左一）、羅哲文（中）、朱炳仁（右）在揚州考察。 （圖片由作者提供）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2006年穀雨時節，我是和羅哲文先生一起在大運河上度過的。從2005年冬季到2006年的5月，是羅老無數忙碌中又一段值得反覆回望的時光。以他為紐帶，聯合鄭孝燮先生、朱炳仁先生，推動了全社會關注“京杭大運河申遺”。羅老具備許多老一輩文博大家的優秀品格；但令我驚訝的，還是他年逾八旬仍活躍在第一線，甚至活躍在文化遺產保護理唸的前沿。

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保“三駕馬車”到為文化遺產保護奔走的“運河三老”，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羅老彼時越來越多的日常，其實是在“鼓吹”和“遊說”。源於強烈的傳承責任感，他也逐步形成了樸素的文化遺產傳播觀：堅持“真實、完整”的文化遺產理念；儘可能多地聯合相關資源——哪怕是在自身行業之外並不擅長的領域；直至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四處奔走。也正因為此，老人去到各地，都會遇到來自各個行業的擁躉。我們當今社會中之所以沒有出現更多的“羅哲文”，就是因為他身上閃現出的“真實”“公共”“實踐”特性，表面看毫不稀奇，但能做到三者兼備的人，還是太少了。

從“運河三老”至今，又過去了15年。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已經從引進、遵循世界遺產理念，演化至形成全新保護格局：世界遺產更加“文化化”，價值闡釋逐步社會化。其中的直觀體現，就是文物從出土到“網紅”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於是，在社會多元環境中，讓更多人認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成為日益緊迫的挑戰——雖然這一過程仍然漫長，但已不能再被視為“可以慢慢來”、以時間換空間的自然演進。

今天，文化遺產保護呼喚更多“羅哲文”。

（作者為本報高階編輯曾任羅哲文專家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