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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對數學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
費曼·戴森 圖片來源：colekcol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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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楊振寧先生即將迎來百歲誕辰。“賽先生”將發起系列慶祝活動。自8月起陸續刊發系列楊振寧先生相關文章。今天
，重溫系列的第六篇是費曼·戴森撰寫的文章
。
1999年5月22日，在楊振寧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休學術討論會的晚宴上，曾與楊振寧共事多年的著名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費曼·戴森
（Freeman Dyson）
教授作了題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講，楊振玉、範世藩夫婦曾將其譯成中文發表於《二十一世紀》
（香港）
1999年8月號，內地報刊不曾發表。
戴森在其新書《鳥與青蛙》中收入了這篇演講。鑑於該文的重要價值以及內地讀者可能沒有機會看到《二十一世紀》，譯者希望重新發表。文後並附譯者來信。
撰文 ｜費曼·戴森
翻譯 ｜楊振玉 範世藩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稱頌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富蘭克·楊
（即楊振寧）
。我的題目是《保守的革命者》，它的含義將在講詞末彰顯。
1983年，富蘭克為慶祝他的60歲生日出版了《文選
（1945～1980）
附評註》，這是我最喜愛的書之一。書中的評註是他自己寫的，用來闡述各篇文章寫作時的情景。書裡只收錄了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一，都是他自己選的。這比由一個專家委員會來挑選
（文章）
更能揭示他自己的思路和個性。
他所選的文章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不重要的；有些是專業的，有些是通俗的，可是每一篇都是瑰寶。他不是試圖在500頁中塞進儘量多的、艱深的科學，而是試圖揭示一位偉大科學家的精神。
他做得十分成功。他選的這些文章既揭示了個人的奮鬥，也揭示了他的科學成就；它們揭示了他的成就的深遠源泉，揭示了他對培育他的中國文化的驕傲，也揭示了他對在中國和在美國的老師的崇敬；它們還揭示了他對數學形式美的熱愛以及同時掌握繽紛的實驗物理世界和抽象的群論與纖維叢世界的能力。
他巧妙地將80頁的評註結集一起放在書的開始部分，而不是附在各篇文章的後面。這樣，評註可以連續地讀，成了他的科學自傳，一部極好的自傳。這部文選以清楚而簡練的詞句描述了他的一生，樸實地描述了他工作背後的強烈感情和始終不渝的忠誠。換言之，它描述了楊振寧之所以成為楊振寧
（的緣由）
。
楊振寧
費米的思考方法在楊振寧思想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影響。在其一生中，楊振寧均衡地處理了他抽象數學的天才和費米對於物理細節的腳踏實地地關注。
書中最短卻又是最精彩的“瑰寶”，是一篇兩頁長，對恩裡克·費米
（Enrico Fermi）
的描述。作為費米和楊振寧合寫的一篇文章的序言，該文曾收錄在費米的選集中。1946～1949年，富蘭克師從費米。他從費米那裡學到的物理比從任何他人處學到的都多。
費米的思考方法在富蘭克思想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影響，他寫道：“我們懂得了，學物理不應該只狹窄地學一個專業。學物理應該從平地開始，一塊磚一塊磚地砌，一層一層地加高。我們懂得了，抽象化應在具體的基礎工作之後，而絕非在它之前。”
費米崇尚實際的精神，可以從1954年發表的“楊—米爾斯”這篇卓越的文章的題目中看到。今天任何一位談到這篇文章的人，都會將它稱作引入非阿貝爾規範場的文章。可是，文章的題目《同位旋守恆與同位旋規範不變性》並沒有提到非阿貝爾規範場。
如何瞭解同位旋守恆這個物理問題出現在先，而抽象數學觀念非阿貝爾規範場出現在後。這是費米處理這類問題時會採用的方式，也是富蘭克處理這個問題所用的方式。費米的偉大在於他既懂得如何計算，又懂得如何傾聽自然的聲音。在其一生中，富蘭克均衡地處理了他抽象數學的天才和費米對於物理細節的腳踏實地地關注。
請允許我在這裡簡短地講一個和這次講話主題無關的、有關費米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和富蘭克也沒有關係。我不是費米的學生，但我有幸在學術生涯的關鍵時刻和費米談了20分鐘。我從這20分鐘裡學到的，比我從奧本海默
（Robert J。Oppenheimer）
交往20年中學到的還多。
1952年，當時我以為自己擁有了一個強相互作用的好理論，於是組織了一大批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和博士後，按照這個理論來計算介子—質子之散射。我們運算的結果和費米在芝加哥迴旋加速器上量到的截面很符合，於是我得意地從伊薩卡
（Ithaca）
去芝加哥給費米看我們的結果。
費米很客氣和友好，但我們的結果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他說：“計算的途徑有兩種。第一種，是我所願意採用的，是先有一幅清晰的物理影象。第二種是有嚴格的數學架構。你的則兩者都不是。”這既結束了他和我的對話，也終結了我們的理論。以後我們弄清楚了，由於沒有將向量相互作用考慮在內，我們的理論是不可能正確的，而費米直覺地看出了這個理論必然是錯誤的。
在這20分鐘裡，他腳踏實地的見識省掉了我們幾年的無謂計算。這個教訓是富蘭克無須學習的，因為他在芝加哥當學生時，已經充分汲取了費米的見識。
楊振寧在《父親和我》一文中寫道：“我父親……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遊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裡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在選集發表後的15年中，富蘭克沒有閒著。1995年，一本慶祝他70歲生日的文集出版了，這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朋友們寫的，題目是《楊振寧——20世紀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隱藏在書中的專業文章裡，有一些個人的頌讚和回憶，它們描述了富蘭克如何積極幫助科學在三個中國社會——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成長和繁榮。富蘭克很高興能夠償還他欠故土和文化的債。
上述兩本書都沒有收入的，是富蘭克兩年前寫的題為《父親和我》
（《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總第44期）
的文章。這是獻給他的父親，一位於1973年去世的數學教授的文章。它極精彩而微妙地描述了他和父親的關係，以及分離給二人帶來的痛苦。
他的父親在艱難的歲月裡留在中國，而那段時間富蘭克在美國成為名家。他們都知道還是這樣為好：沒有美國，富蘭克不會成為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不住在祖國，他的父親將成為無根之木。然而，分離也深深地傷害了兩人。對富蘭克來說，他和父親的分離同美國和中國在政治上的隔絕，是一場悲劇的兩面。
很幸運，尼克松總統適時地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富蘭克能夠在他父親去世以前重臨中國，能夠在他父親病危時坐在他的床邊。在選集的評註中，富蘭克描述了他在1964年如何困難地作出成為美國公民的決定。這個決定正式承認了他脫離中國、脫離他的父親，他寫道：“我父親……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遊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裡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父親和我》有一個快樂的結尾，一個光輝的重圓。富蘭克描述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時，他站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凝視著英國國旗緩緩下降，中國國旗緩緩上升，樂隊奏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他寫道：“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歷史性的、象徵中華民族復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他們那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專橫……說不完的外人欺凌……他們是多麼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來的富強的祖國，能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國國旗驕傲地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一天。”
富蘭克那夜站在那裡，他
（也是他父親）
對重圓的深層感觸使我們動心。而他表達的驕傲和滿足的心情，特別引起我的共鳴。因為，我也屬於一個偉大而古老的文明。我在英國的故鄉，也是Alfred這位學者國王的故鄉。一千一百年前，當唐朝建立了在中國持續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度時，Alfred國王將拉丁文典籍譯成英文，這和唐朝詩人杜甫差不多處於同時代。富蘭克在他的選集前面引用了杜甫的詩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和富蘭克一樣，我也離開了故土，成為美國公民。我仍記得我在Trenton
（編者注：特倫頓，美國新澤西州首府）
受到的羞辱。那一天我宣誓忠於美國，主持儀式的那位無知的先生祝賀我逃出了奴隸之鄉來到了自由之邦，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沒有大叫。我的祖輩們解放我們的奴隸，比他的祖輩們解放他們的奴隸要早得多。
我和富蘭克對美國有著同樣的矛盾感情。這個國家對我們兩人是如此慷慨，可是對我們的古老文明的瞭解又是如此之少。我同樣感受了他親睹英國國旗和平地降下、中國國旗冉冉升起時的驕傲。那時他身處的香港，正是我們這兩個古老的文明短暫地走在一起、催生出嶄新事物的地方。
楊振寧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蘭克林以及華盛頓一樣，他愛護過去，儘可能少摧毀它。他對西方科學的傑出思維傳統和對中國祖先的傑出文化傳統同樣崇敬。
5年前我很榮幸在費城美國哲學學會授予他（編者注：指楊振寧）富蘭克林獎章的儀式上講話。我們聚集在學會的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室中，學會創始人富蘭克林和最活躍的成員傑弗遜的畫像俯視著我們。不消說，富蘭克林和傑弗遜都會贊同富蘭克獲獎。我們知道他給大兒子取名為富蘭克林，是因為他特別崇敬富蘭克林。我願用我在那個愉快場合稱頌富蘭克的話來結束今天的講話。
楊教授是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
（Dirac）
之後，20世紀物理學的卓越設計師。從當年在中國當學生到以後成為石溪的哲人，引導他思考的，一直是他對精確分析和數學形式美的熱愛。這種熱愛導致了他對物理學最深遠的和最有創見的貢獻——和羅伯特·米爾斯
（Robert Mills）
發現的非阿貝爾規範場。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所發現的非阿貝爾規範場已漸漸成為比宇稱不守恆更美妙、更重要的貢獻。後者使他獲得了諾貝爾獎。發現宇稱不守恆、發現左手和右手手套並非在各方面都對稱，是一項了不起的破壞行動，它摧毀了在前進道路上的思維結構的基石，這個結構此後經過30年才建立起來。今天，當代理論所描述併為當代實驗證實了的物質的本質，是各種非阿貝爾規範場的組合。它們為楊在45年前首先猜測的數學對稱性所支配。
和重建城市以及國際政治一樣，在科學中摧毀一個老的結構比建立一個持久的新結構容易。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建立的多；像富蘭克林和華盛頓，他們建立的比摧毀的多。無疑，楊是屬於後一類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蘭克林以及華盛頓一樣，他愛護過去，儘可能少摧毀它。他對西方科學的傑出思維傳統和對中國祖先的傑出文化傳統同樣崇敬。
楊喜歡引用愛因斯坦的話：“創造的源泉在於數學，因此，從某個意義上講，我認為，純思維可以掌握現實，像古人所夢想的那樣。”在另一場合，楊講道：“乍聽起來，一個人的愛憎和風格竟與他對物理學的貢獻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也許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一般人認為物理學是一門客觀地研究物質世界的學問。然而，物質世界具有結構，而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洞察力，對這些結構的某些特點的喜愛，某些特點的憎厭，正是他形成自己風格的要素。因此，愛憎和風格之於科學研究，就像它們對文學、藝術和音樂一樣至關重要，這其實並不是稀奇的事情。”
楊對數學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相對最不重要的計算成為袖珍的藝術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測成為傑作。它使他，正如使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樣，對自然的神秘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一點。
“
附文：
楊振寧轉楊振玉、範世藩來信
戴森
（Dyson）
是重要的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量子電動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天才，興趣極廣，在天文學、核工業、生物學、宗教等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和重要著作。
戴森和楊振寧曾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共事多年。楊振寧於1999年5月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退休，在他的退休宴會上戴森作了題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講。
（演講）
以深入流暢的文字，刻畫了楊振寧處世做人的態度、研究風格與特性，以及他對孕育他的中國和對容許他發展的美國的複雜情感。
我們曾於1999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發表此演講的譯文。新近戴森在其新書《鳥與青蛙》中收入了這篇演講。有鑑於該文的特點以及內地讀者可能沒有機會看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在此重新發表。
譯者楊振玉、範世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