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西方哲學之六：

萊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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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萊布尼茨其人其事

英國哲學史家羅斯先生說：“大學近代哲學史的課程，傳統上是圍繞著這樣7個偉大的哲學家的先哲祠而構成的。他們是：三個‘大陸理性主義者’，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三個‘英國經驗主義者’，洛克、貝克萊和休謨；再加上康德。”這7人中的後面4位，我們只好請讀者到下一卷書中去尋找了。本書所寫的12位西方近代思想人物中，萊布尼茨是最後一位，也是最賦天才的一代思想偉人。

如果僅從年齡上看，洛克其實還要比他年長14歲。而且去世也比他早。但是按照一般哲學史的劃分，總是將他列入17世紀哲學而將洛克寫入啟蒙主義時代，即使並不以世紀劃分哲學分期的羅素，也是先萊布尼茨後洛克，並在二人之間加上一章“哲學的自由主義”，其中緣由，頗不簡單，論其原因，還在當事人的哲學內在特質上。這個，稍後我們還將提到。

但就萊布尼茨的學術成就而言，17世紀的西方哲學史以他來結束，也就夠了。17世紀哲學開始於培根，且以知識哲學實驗哲學作為先導揭開歷史的大幕，中經笛卡爾、霍布斯、斯賓諾莎，可說一座大山連線一座大山，高山之下無巨樹。然而，萊布尼茨也不是巨樹，他是一位更賦天才和學力的大智慧者，以他的哲學作為17世紀的壓卷之作，不僅是德國人的光榮，也是17世紀的光榮。

萊布尼茨一生多與巨人交流。但單以17世紀的思想人物而論，還是與斯賓諾莎關係更多些。一是因為他們二人確有直接接觸，二是因為萊布尼茨確實從斯賓諾莎哲學中借鑑來許多思想。

然而，這兩個人又是多麼不同的兩個型別。斯賓諾莎有才亦有德，其才足稱巨擘，其德足稱楷模。兩相比較，人品猶在學識之上。以才論人，萊布尼茨不讓先賢，或有過之。而以德論，萊布尼茨不但無法與斯氏相提並論，甚至比不過千千萬萬平凡者流。萊布尼茨的道德水準，充其量，可以和培根先生一論高下。培根既當法官，又收賄賂，而且真誠地認為，受賄不影響判案的公正性。萊布尼茨則既向斯賓諾莎求知，而且無論如何非要親眼看一看斯氏尚未出版的《倫理學》手稿不可，並且確實從中吸收到許多教益。但他不僅終生不提此事，連去拜訪過斯賓諾莎，也是輕描淡寫。當斯賓諾莎遭舊勢力圍攻，處境困難之時，他還要助紂為虐，全不顧自己和斯氏的真實關係，混水摸魚，也從背後踢了一腳。

處在他們的時代，哲學家無法與政治疏遠。斯賓諾莎雖不以政治學說見長，但他卻很有遠見。他是主張民主體制的先驅性人物，雖意見有些粗疏，但其主旨無疑是正確的。萊布尼茨則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最缺少政治革新精神的思想家。他有政治才幹，卻沒有革新意識。他甘願充當德國王室的臣僕，也不願去構建自己的政治哲學和抱負——他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抱負。他既不想如托馬斯、莫爾或者康帕內拉那樣為未來的社會理想大聲疾呼，又不想如霍布斯和斯賓諾莎那樣對政治學有濃厚興趣，也不想如布魯諾、伽裡略那樣一生執著追求，雖忠於聖訓更忠於真理。在社會理想方面，笛卡爾已經近乎庸人，他則表現得尤其平庸。他一生喜好虛榮，又對金錢充滿深情。為著得到一份豐厚的報酬而不惜擱置最好的研究課題；而為著討好權勢者主要是政界要人和宗教勢力者的歡心，又不惜東奔西走，效犬馬之勞。唯有在政治大策略方面，他才顯示出萊布尼茨式的智者本色。

然而，他是真有天才，而且真有大貢獻。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全才，且絕不是那種什麼都知道一些，什麼也知之不多的半瓶醋。他是既博大又精深，因博大而精深，又因精深而更博大。他計劃完成的專案，按他的傳記作家估計，非有1000年的生命才能勉強完成，而且如果他真有那悠長的生命，他一定還要把他的計劃擴大100倍，而且輕鬆愉快地成為十幾個專業領域的一流乃至超一流專家。而一些大學教授或所謂的專家學者，在他面前，不過是一些平平庸庸的無聊之輩。或者可以這樣評價他與斯賓諾莎：斯公德山有範，萊氏智海無涯。

萊布尼茨的才能幾乎面面俱到。他的才能型別，即所謂球型結構式，無論我們從哪一個層次或哪一種視角觀察，他都是一位智慧非凡而且成就非凡的人物。他不是“信而好古”，也不是“述而不作”。文科理科的區分不須講了，因為他不但是一位大哲學家、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對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的大數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對醫學、比較語言學、圖書分類學也都富有貢獻。他不僅對理論研究饒有興致且富於創見，而且在專業技術的鑽研製作方面也顯示出超人的才華。他又是一位科學組織大家，不但能一馬當先，而且能統率全軍。他是柏林科學院的首創者，也是該院第一任院長，令人驚異不止的是，他同時還是一位富於行政與外交才能的高階政務人才，他的戰略思想，也比庸庸碌碌的官蟲衙蠹強上百倍。他是十八般武器樣樣精通，而且還不滿足現狀，還要創造新套路，製造新器械，還要綜合利用，推陳出新。他是哲學、政治、法律、歷史、文學、邏輯、數學、物理、行政、外交等幾乎一切方面的專家，而且遠遠超過一般人所理解的專家水準。

他對人類科學事業的最大貢獻，自然在數學方面。他和牛頓是微積分的獨立發明人。奇異的是，在他26歲之前，他“對他那個時代的數學還一無所知”。但僅僅5年之後，1677年7月11日，他就公佈了自己對微積分的發現，而且後來還為此與牛頓展開一場關於微積分發明權的大爭鬥。歷史證明，這個偉大的發明，應該公公道道地分屬於他們二位。雖然論在當時的影響，他遠遠比不上牛頓，但論他對後來微積分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牛頓又不如他了。偉人可以創造偉業，偉業也會造成歷史，而新的歷史則需要新的契機與方式，就如同耗散結構理論所表現的那樣，它往往會在周邊區域或結合部上找到自己的生長點。因為牛頓與萊布尼茨雖然做的是同一項發明，但使用的表現方式卻很是不同。牛頓的方法，用專業術語講，是“流數的方法”，他的具體運作方式是幾何學的，他所使用的術語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院哲學的用語上去。萊布尼茨的方法卻是代數學的。他使用的語言新鮮而且專業化。“他把這些術語編為諸如微分、積分、座標以及函式等等。而且他的符號是清楚且講究的。這種符號我們至今還在使用。它是基於用表示差分（如在微分的符號dx/dv中），用現代的長s （S）來表示‘和’或積分。”當然，不管用什麼方式，只要達到科學的結果，在數學上都是正確的。然而在數學上的正確，並不等於在數學史上的正確。只是因為牛頓時代的英國人太有榮譽感了，他們為著保衛牛頓的獨立發明權而大發“牛脾氣”，竟然連萊布尼茨的科學方法也一同排斥，其結果，倒黴的還是英國人自己。“當18世紀的大陸數學家們在微積分的理論上取得迅速進展，並且把它運用於牛頓物理學時，英國人卻由於對牛頓那種很不適用的流數方法的忠誠而止步不前，而且在一片死氣沉沉中停滯了一個多世紀。”不但如此，萊布尼茨對於“無窮小計算”的哲學家式的思考，至今仍有理論價值。

萊布尼茨又是二進位制的主要發明人之一。二進位制或許古已有之，至少在他之前，已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設想。儘管如此，卻沒有人否定他是二進位制的主要發明人。他不但發現了二進位制，而且慧眼獨開，認為這種方式在中國古已有之。他斷定中國人肯定也知道它。在他看來，《易經》中分明已包含二進位的思想在內。《易經》中是否有這樣的數學意識，難於確證，但萊布尼茨的這種作法卻令我們許多國粹崇拜者好不興奮。其實，即使伏羲或文王或周公畫八卦時真有這樣的設想，作為炎黃子孫竟然沒能使之變成新的創造也不值得高興和得意。

萊布尼茨對二進位制確有非常具體和系統的表述，而且他還是人類早期計算機的發明者之一。他的計算機，不但可作加、減、乘、除四種運算，還有作開方運算的能力，這在當時，已大大超過他的計算機前輩。只是他沒能將二進位制的想法與計算機的運算真正結合為一體，這實在也怨不得這位全才，畢竟那個時代的科技能力有限，還無法滿足二進位制對機器的需求，而二進位制卻非在機器運算中才能真正發揮優勢。這證明，萊布尼茨不論在計算機的發明方面，還是在運算方式的發現方面，都頗有些歷史性超前之處。

萊布尼茨的另一巨大貢獻，是他關於“普遍符號語言”的設想與嘗試。他的“普遍符號語言”，不但應用於微積分，而且應用於邏輯學。因此他又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偉大前驅者。

同時應該說明的是，他對傳統邏輯學也是十分重視的。而這在西方近代哲學家中十分罕見。大約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凡新興的思想家、哲學家對傳統邏輯學不是持輕蔑態度，就是持否定態度。激進一點的如培根，對亞里士多德代表的邏輯學全面否定，另起爐灶，亞氏有《工具論》，他就寫《新工具》，敢與前賢“叫板”，必欲反其道而行之則後快。平和一點的如笛卡爾，對傳統邏輯學同樣厭煩，所以他的哲學術語，凡能與舊式邏輯學避開的，都要另選新詞。這些大哲學家中，唯有萊布尼茨是個例外，他非但對傳統邏輯學不輕視不排斥，而且十分喜歡，認真研究，並且能從中發現新的價值。

他說：“三段論形式的發明是人類心靈最美好、甚至也是最值得重視的東西之一。這是一種普遍的數學，它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充分認識。”看起來，對人類歷史上的文明與科學，簡單地否定不是正確的方法，即使這種否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確確實實出於必要，而從歷史的宏觀發展考慮，沒有全面的繼承，必定影響後來者的充分發展。

萊布尼茨重視傳統邏輯學，使他成為西方近代史上獨具特色與貢獻的一大家。他重視傳統，並非沒有創造。他的最重要的創造是他的充足理由律。

這一點，稍後再講。而他更為後人所稱道的，則是他對數理邏輯的創造性設想。對此，羅素評論說：“萊布尼茨堅信邏輯不僅在它本門範圍內重要，當作形而上學的基礎也是重要的。他對數理邏輯有研究，研究成績他當初假使發表了，會重要之至；那麼，他就會成為數理邏輯的始祖，而這門科學也就比實際上提早一個半世紀問世。”在物理學方面，萊布尼茨也是一位重量級人物，他與牛頓的激烈爭論，不僅有關微積分的發明權而已。他在他的《新物理學假說》和《力學範本》中，都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例如他關於運動必定產生於力，而不是力產生於運動的分析；他關於假說的作用的認識，都有其獨到的科學價值與理論價值。特別是他澄清了力學中的某些關鍵性概念，更使他在物理學家的桂冠下有名至實歸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