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廠搞反腐:同事微信遮蔽我,配合提審前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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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廠搞反腐:同事微信遮蔽我,配合提審前高管

在公司搞反腐,被同事集體孤立。

者:扇涼

騰訊三季度59人被反舞弊調查處理,百度反腐9年處理119人……近年來,網際網路大廠上至副總裁,下到普通員工,不少都在“反腐”飛刀下落馬。

這背後,是網際網路大廠內控部門在唱主角。

例如,阿里的廉政部門、騰訊的反舞弊團隊、美團的重案六組、百度的職業道德委員會等,這些部門平常少為人知,因其神秘而被稱為“錦衣衛”。

在金融機構,紀檢監察部門也承擔了類似的職能。本文主角艾佳(化名),如今就在某金融機構擔任紀律檢查員。

三年前,他從公司其他部門調崗而來。初來乍到,他曾對這一崗位期許頗多,比如“匡扶正義”之類,三年後,他對工作內容已經輕車熟路,但迷茫和孤獨也隨之而來。

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中,他的角色相當必要。但毫無疑問,在同事看來,他是個“殺氣騰騰”的另類。他們對艾佳繞道而走,關閉了朋友圈,連往常交好的同事,也變成了淡漠的“點頭之交”。

艾佳和部門僅有的幾名同事,彷彿置身一片孤島之中。與此同時,作為公司內部相對邊緣的非核心部門,對於自己的未來,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01

錄音錄影下的壓力,大多數人扛不住

“我們是**工作人員,現依紀依法和你進行談話,你應當如實回答我們的提問,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證據應負相應的責任……”

這是艾佳在談話開展前說的第一句話。

作為一項基礎工作,談話在艾佳的日常工作中佔據了重要角色。

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流程:出示工作證件,提供權利義務告知書,開啟錄音錄影裝置,然後一人負責記錄,一個負責發問,談話完成後請被談話人在談話筆錄上逐頁簽名並摁下手印。

這一次,談話的物件是周旺(化名),他擔任這家金融機構的客戶經理。

此前,艾佳接到舉報,舉報者聲稱,周旺最近虛報了幾萬元發票。

接到艾佳電話後,周旺帶著手機到達指定的會議室。此時,艾佳和同事已經坐在了會議桌的對面。落座後,艾佳要求周旺關閉手機並收走,然後直奔主題詢問他發起的一筆報銷的真偽。

僥倖心理總是存在的。一開始,周旺跟大多數被談話人一樣,面紅耳赤反對指控,試圖掩飾真相。

艾佳並沒著急,他拿出報銷憑證,當面指出其中的邏輯漏洞,然後又準備好了爛熟於心的說辭。

“按照員工守則可以對你開除並附加罰款,還可以報案,我們也是同事,希望你主動交代”。

這番話一出口,整個會議室的氣氛變得緊張了許多,周旺沉默了一會兒,最終坦白了。

“找上你,要麼你是案件當事人,要麼是相關人員。找你談話暗含的前提其實是,我們已經初步掌握了線索和證據,例如透過信訪舉報資訊或調閱的相關資料,談話只是進一步核實情況的手段”,艾佳透露。

與周旺只需在公司會議室談話不同,他的同事吳明(化名)則因為嚴重違紀,被帶到當地紀委監委的標準談話室接受詢問。

趕往標準談話室的路上,吳明被要求落坐在汽車後排,陪同人員表面上風情雲淡,還試圖透過閒聊打消吳明的緊張和戒心。

但其實,早在上車前,陪同人員就悄悄告訴司機,待上車後鎖死車門車窗,防止吳明逃脫或跳車。

兩名反腐部門同事坐在對面虎視眈眈,身處3個攝像頭監控下,吳明沒堅持多久,就主動“交代”了。

電視劇裡以沉默應對詢問、喊著要見律師的橋段,在艾佳和同事的談話裡,並不多見。

因為這個環節沒法請律師,並且在量刑量紀裡,被談話人的表現和態度也佔有因素。

在官方的通報裡,經常可以看到“對抗組織調查(審查)”的表述,這就是相關人員在組織談話或函詢時,不主動配合的結果,一般會被定為“違反政治紀律”。

從艾佳3年多的職業經歷看,在這樣的“陣勢”下,基本上來回幾個回合,大部分當事人都會和盤托出。

但也有少數“硬抗”分子,比如某分支機構辦公室主任就是如此。

艾佳和同事前往取證調查時,要求對方交出相關賬本資料。但這位辦公室主任強硬拒絕了,“賬本丟了”。

前後談話了幾次之後,這位主任也一直沒鬆口,“我們當然知道他在掩蓋什麼,但還苦於沒有證據,所以無法下出最終結論。”

最後,這位主任因為不配合調查,而被“組織處理”,調整崗位變為普通員工,“他的前途基本上完了,也就是躺平等退休了”,艾佳說。

02

從銀行卡流水裡取證,從朋友圈找線索

艾佳所在的金融機構,駐行紀檢監察組作為專職監督公司幹部及普通群眾的機構。而他所在的基層紀委本身,並沒有監察權,在處理員工違法案件時,經常需要駐行紀檢監察組或地方紀委監委聯合辦案。

辦理違法案件往往對證據的要求更高,相關證據會在移交司法時提供給檢察院,要扛得住當事人辯護律師的質詢,更要經得住法律的檢驗。

在職業生涯中,艾佳曾參與到一些違法案件的調查取證工作,“雁過留痕,剝絲抽繭中總會找到關鍵資訊,電影裡那些天衣無縫的完美違紀違法基本上並不存在。”

在涉及經濟案件的調查中,弄清當事人的資產狀況、資金活動軌跡,對於辦案人員固定證據非常有幫助,而分析銀行卡、銀行賬戶交易記錄則成為重要的突破口。

例如,透過梳理銀行流水,分析從賬戶或銀行卡轉走的資金,流出資金一定會留下軌跡,辦案人員據此都能追到去向和落點。即便資金在多個銀行卡或賬戶間頻繁進出,甚至故意分散划走,仔細研究梳理

繪製“資金流程圖”後,一般也能清楚明晰。

分析資金從哪裡來,流向了哪裡,相關人員之間的職業,轉賬人員之間的關係,配合談話固定成證據,這是經濟調查經常使用的取證手段。在鐵證面前,抵消了一些當事人不配合調查的障礙。

這其中,也不乏“精明”的當事人做好了準備工作,例如將受賄的錢偽裝成“借款”,甚至提前打好“欠條”。

在艾佳參與辦理的一起案件裡,一位當事人就狡辯,某某給他匯入的100萬資金是買房借款,還拿出了“欠條”作為證據。

但艾佳和同事分析銀行流水發現,在這100萬入賬之前,違法人賬戶上已經有400萬元存款,足夠其在當地買房。

艾佳繼續研究該銀行卡流水發現發現,這100萬資金進入後,在違法人的賬戶轉成了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賬戶中也沒有對開發商的轉賬支付記錄,“借款”買房的說法自然站不住腳。

事後也查明,“欠條”系當事人串通行賄人偽造。

當然,取證並非都是“高大上”地盯著涉案人員的銀行賬戶,線上索單一時,也會從一些日常細節中搜集,從而實現取證上的突破。

艾佳配合地方監委辦案中,曾參與對涉案人員微信朋友圈數千人和幾千個電話聯絡人逐一排查,協調有關方面查詢微信聊天記錄,最終在龐雜的資料中找到“蛛絲馬跡”。

03

看守所裡提審前高管

除了辦案,艾佳所在的部門,日常開展得更多的是宣傳教育。

每年,艾佳所在的機構都會組織員工,觀看教育警示片,學習上級下發的涉案人員悔過書,召開案件警示教育大會,用反面典型警示案例以案說法等等。

事實上,金融業離錢太近,從業人員一旦被貪慾和慾望所困,且自身“開關”沒擰緊,滑向違法犯罪只是時間問題。

艾佳所在的機構,甚至組織相關人員多次去參觀監獄,旁聽庭審現場,近距離體驗違法犯罪的後果。

艾佳自己就親歷過一次這樣的“受教育”。

那是他入行不久,跟隨某地監委工作人員前往看守所提審犯罪嫌疑人。

走入高牆、崗哨包圍著的“圍城”,從大門到監區只有短短几百米,艾佳卻覺得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窒息,壓抑,頓時覺得心理不適,甚至生理上也不舒服”。

如果不是因為工作,他一分鐘都不想待在這裡。

在訊問室,以前西裝革履臺上就座的公司前高管,此刻身著囚服,戴著手銬癱坐在訊問椅上,目光呆滯,早已沒了往日的意氣風發。

為了撬開他的嘴巴,辦案人員轉變了策略,與他一起回憶起往日的“豐功偉績”,耐心安慰他,雖然走了彎路,但人生還有希望,要配合改造早日迴歸社會。

雖然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但是等他“出來”時,兒子上班了、結婚了、生孩子了,正好在家安享晚年,“在裡面”可以好好調養作息時間。

這個策略最終奏效了,他補充交代了很多問題。

其實,艾佳知道,那位高管在任時,非常看重兒子的學習,貪腐的不少錢也準備用作兒子的教育基金。

但就在他身陷囹圄那一年,兒子參加了高考,接下來,他還會錯過兒子所有的人生重要時刻,而且,有這樣一位不清白的父親,他的兒子可能還會對他有所怨恨。

“一時的貪念終會釀成苦酒,平平安安才是真”,艾佳走出看守所的大門的那一刻,在心裡給自己立下了規矩。

除了反面的“警示”,也有正面的“引導”。例如,走進紅色教育基地參觀、開展廉潔從業培訓等,節假日廉潔提醒等,感染並激勵從業人員樹立“廉潔從業”意識。

而這背後,是金融領域重拳出擊反腐的必然。

“以前以為違法違紀離自己很遠,看到身邊的同事被帶走,甚至被判刑,才發現自由的可貴。”艾佳的同事在參觀完監獄後,在朋友圈裡發出如上感嘆。

04

同事微信遮蔽我,擔心我“找茬兒”

作為紀檢監察人員,艾佳其實是“半路出家”。他所在的金融機構成立紀檢部門時,他在後臺做管理工作。一紙調令,他轉到了紀檢條線,成為紀律檢查員。

這背後,是金融業深化反腐的一個縮影。從2019年開始,中管金融企業就被派駐紀檢監察組,主要商業銀行也加強了紀檢監察隊伍建設,其中一些銀行還成立了專門的機構,配備了專職紀檢人員。

如今,工作雖然駕輕就熟,但迷茫和困惑卻與日俱增。

和其他企業一樣,金融機構同事間也大多是“8小時的交情”。不過,以往,艾佳調崗前,也會和一些走得近的同事,彼此分享八卦,暢談生活,出去喝酒吃肉。

之前,中午休息時,不少同事喜歡和健談的艾佳一起遛彎、閒逛。

但轉崗後,同事都“變臉”了,見了面也只是敷衍得點下頭,就匆匆調頭離開。甚至,在單位食堂就餐時,也沒人再跟他坐在一張桌子。

賈維(化名)曾是艾佳在單位裡可以“無話不說”的朋友,兩人性格相仿,興趣相投,經常一起吐槽,算得上是“好基友”。

轉崗後,賈維卻單方面切斷了和艾佳的交情,感覺到好兄弟的冷淡,艾佳嘗試邀請他出去喝酒吃飯,賈維也總是找理由婉拒。

更讓他感到無奈的是,微信朋友圈裡的近百位同事,基本上都成為“殭屍”——他們集體對艾佳遮蔽了朋友圈。

艾佳知道,他被同事們疏遠了,他主動的善意也從未得到同事的迴應,一堵隱形的玻璃牆無處不在。

除了這些,跟同事們工作中的對接也多了幾分“公事公辦”的感覺。

明明一個電話或者微信就能回覆的問題,對方往往要求透過內網郵件傳送留痕,而且抄送上級領導,“感覺到根深蒂固的疏離,甚至還有些敵意”。

一開始,艾佳並不習慣,甚至有些委屈。

他有次和同事抱怨說,“咱們部門也不是故意給人找麻煩啊?!”

比如,瞭解到公司員工對財務報銷速度過慢怨聲載道,艾佳和部門同事,推動財務部門“整風整紀”,縮短了報銷流程,“基本上當周就能報銷,但同事們也不會感激我們”。

但時間久了,艾佳也釋然了,他的第一職責就是監督,而監督別人,在大多數同事來看就是“找茬兒”,甚至會被誤解要“搞事情”。

如今,他習慣了這些疏離,也理解了同事的行為,同事一方面擔心無意中的說辭,會成為他發現線索的來源,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因為顯示出和他關係親近,被人誤認為是“舉報者”。

如今,午餐時他會選擇一個角落默默就餐;飯後經常經常獨自一人去散步。

05

晉升通道狹窄,我打算考公上岸

除了被疏遠的孤獨,艾佳考慮的更是長遠的職業規劃,這個更讓他感到焦慮。

按照現行的制度,地方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一般是公務員或事業編,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紀檢監察干部”,晉升通道相對比較通暢。

而金融機構作為企業,內部的紀檢監察人員,並不具備幹部身份,大多是合同制員工。

一個事實是:地方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帶著工作證,配合單位的介紹信,基本上在各地都能獲得相應的協助。而艾佳的工作證,則只能在他所在機構內使用。

除了“名分”的考慮,職業通道狹窄也讓他頭疼。作為普通員工,艾佳在紀檢監察條線上升為管理崗位的機會基本上沒有。

與此同時,面向市場的金融機構中後臺部門人數有限制,領導職數更是屈指可數。按照他所在部門的人數,部門副職的配備計劃都遙遙無期。

目前,他在準備公務員考試,希望進入體制內成為真正的“紀檢監察干部”,繼續從事紀檢監察工作。

作為備選方案,他還準備參加被稱為“天下第一考試”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並開始學習網紅教授羅翔的刑法課。

受過良好高等教育,擁有名校光環的艾佳其實也知道“公考”和“法考”的挑戰。不過,在他看來,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這不算內卷,當作提升自己吧”,艾佳說,“我覺得紀檢工作是有價值有成就感的,但是在企業內部幹反腐,很孤獨很尷尬,前景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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