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將有150個女孩，從華坪女高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

而64歲的張桂梅，已經開始為下一屆學生做準備。

“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時間，現在還能動，我想做點事。”

一批又一批大山裡的女孩，一代又一代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過去一年，張桂梅的故事廣為流傳。作為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創辦者，12年來，她將1804名女孩送出了大山。時至今日，到訪的媒體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趕上採訪密集的日子，張桂梅會提前到醫院打一針，以免中途倒下。她盡力以飽滿的狀態迎接每一位到訪者，因為名氣能為學校帶來更多關注和資助。

華坪女高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每當有女孩不聽教導，她就會指著牆上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

但是，學校裡的老教師記得，從前的張校長遇到類似的情況，會帶著女孩去家訪，當著她父母的面厲聲訓誡，不會如此溫和。

這或許是歲月給人帶來的變化，但張桂梅彷彿並不自知，仍舊日復一日地奔走著。

她說，只要她能動，女高就不會倒。

過去這一年，華坪女高的辦公室主任有時一天要接上百個電話，電話那頭除了社會各界的問候，還有許多其他聲音，其中不乏先進的教育思路，比如“獨立思考”云云。然而，在這片土地，外來的理念會遭遇水土不服。

早在2011年，張桂梅曾借鑑外面的重點高中，決定將每節課從45分鐘延長到一小時，規定老師只講半小時，剩下半小時由學生自主討論，藉此培養學生舉一反三的能力。但問題很快出現，她在教室旁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

女高學生基礎差，所以“即使給她們足夠的時間，也只會在課堂上聊天”。兩個月後，張桂梅叫停了改革，失敗讓她更加堅定了“苦學”的教育理念。

在華坪女高，學生們的睡眠時間比著名的衡水中學還要少2個半小時。

每天凌晨5點15分，張桂梅會打著手電筒，將5層教學樓的樓道一一點亮，而後站在二樓，手持喇叭，催促學生跑步進教室。吃飯的時間經過她的嚴密計算，被壓縮到10分鐘，每到飯點，她便會坐在食堂裡計時：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

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說話。她還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也不能過涼，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說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一天的學習直到深夜12點20才會結束，老師們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像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

晚自習教室裡的女生都穿著拖鞋，是為了讓她們回去就能躺下休息。

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床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著學生休息。

宿舍熄燈後，張桂梅會站在樓下，拿著喇叭，來回掃視，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手機的光亮和細微的聊天聲，都會被她逮到。

有時，她看到桌上的日記也會拿起來翻。一次，張桂梅翻到一個女孩給一個男生寫的情書，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讓她停止談戀愛。女孩很生氣，說她翻日記違法。不分晝夜的巡邏是她的常態。

當她看到課堂上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後面低頭照鏡子，會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她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有著近乎苛刻的理想主義，做著旁人不可理解的事，因為心中有一份嚮往。即使是在學校資金最為短缺的那幾年，張桂梅也會每年拿出18萬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

有人說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說：“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華坪女高的學生，等不了靜待花開的“科學”。葉雲是第一屆女高畢業生，當年她的外公發現前來家訪的張桂梅身體不適，牽出了家裡的馬，馱著她走了幾公里陡坡。如今，葉雲成為麗江市永勝縣一所鄉鎮中學的老師，班裡學生的家境也頗為窘迫。

一次，一個男孩從宿舍上鋪摔下來，手骨折了。出院後的一天，葉雲見他在教室玩手機，得知是在校外賒賬買的，想到他的單親媽媽，氣得抄起了角落裡的笤帚。

那一瞬間，她從學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好像忽然理解了當年張桂梅老師對自己的嚴苛——除此之外，她別無他法。

華坪女高有一則不成文的規矩：畢業以後不準回校。張桂梅說：“背那麼重的包袱幹什麼，一走不回頭才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去！別老想著我。”

但站在校門口向裡張望的畢業生從未減少。

去年，畢業多年的小萍回母校探望。張桂梅問小萍現在做什麼，小萍說，研究生畢業沒多久，剛到廣州一家研究院上班。

“‘人模狗樣’的，回來完全跟原來不一樣了，氣質完全都不一樣了。”張桂梅帶著揶揄的口吻，但笑得欣慰。

當年，小萍只考上專科，把她“氣得半死”。這些年小萍進過工廠，在米線店端過盤子，一邊打工一邊複習，考上夢寐以求的研究生，生活費每月控制在300元以內，當兵的哥哥接濟一點，獎學金省著點花，再加上寒暑假勤工儉學，總算熬下來。

張桂梅聽到小萍的這些經歷，“一下，我難過死了，沒人幫她，在外邊吃了那麼多苦。”畢業生帶回來的，也不全是好訊息。

2011年，18歲的周雲麗考上大學，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後，走出華坪女高，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大山外面的世界並沒有期待中友好，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

自己的英語口語，帶著蹩腳的口音，總是會在大學課堂上引來一陣鬨笑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

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課間操、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走出大山的女孩們，不可避免地被審視著過去，然而也有令人欣喜的改變，幾年前畢業的女孩成為了醫生，在距離學校不遠的縣醫院工作，每個月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農忙的時候，女孩打電話指揮家裡該種哪些作物。“她家已經是她說了算。”

說到這裡，張桂梅的臉上堆著滿足的笑意。

幾年前，學校條件有所改善，張桂梅琢磨著為學生們置辦一套裙裝校服，耗費了很大精力挑款式、選搭配，生怕眼光跟不上潮流，索性把女教師都叫過來認真商量。

“小姑娘都是愛美的。”她懂女孩子的心思。

華坪女高的裙裝校服1995年之前，她的丈夫還在，幸福還在，她也曾是個愛美的姑娘：“那段日子過得是不錯，穿紫色的皮鞋，很藍很藍的褲子，非常紅非常紅的衣服，經常舞廳進舞廳出。”

她不喜歡開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溜號……有時跟朋友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進門的時候珠簾從頭上滑落，那是她一顆一顆手編的。

張桂梅與丈夫

1995年之後，丈夫的早逝，讓她心灰意冷。回到工作單位後，她申請把自己調往偏遠山區，希望可以躲起來了此一生。

在陌生的麗江山區，來自異鄉的女人本想用超負荷的工作麻痺自己，但很快發現了這裡的不同尋常之處。

班裡的學生，有的冬天還穿著塑膠涼鞋；有的晚上抓一把米放到暖壺裡就是第二天的早飯；交書費的家長把一桶錢倒在她的辦公桌上，最大的面額是5角，一分、兩分地清點出來還不到50塊。

家長緊張地望著她：“我就這些了，我有了還會送來。”更荒唐的是，前一天還在上課的女孩子，可能第二天就不見了。因為同時兼任華坪縣兒童福利院的義務院長，張桂梅發現在被遺棄的孩子中，女嬰居多。

一邊是忽然消失的女學生，一邊是不斷被送來的女嬰，她迫切地想要進山裡看看，“這個地方到底怎麼了？”沿著蜿蜒的山路走了將近一天，她終於趕在天黑之前，見到了從班裡消失的女孩。

餘暉之中，十多歲的女孩呆坐在山頭，手裡握著鐮刀，旁邊還放著一個割滿草的破籮筐。她望向遠處，山的盡頭還是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張桂梅問：“為什麼不讀書？”女孩答：“家裡給我訂婚了。”張桂梅拿出自己的工資，連夜找到她的父母好言相勸，把女孩領回了課堂。

“能救一個是一個。”

在張桂梅心裡，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子來說，讀書是可以救命的。

“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變三代人的。如果她有文化，她會把孩子丟掉？我的初衷就是解決低素質母親和低素質孩子的惡性迴圈。”張桂梅說。

在白眼和唾沫中，她像乞丐一樣四處“乞討”，籌建了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華坪女高。

華坪女高入學通知書

初到華坪那幾年，老同事們聽聞她的訊息，給她寫信，覺得她那樣活著沒有意思。

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張桂梅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時至今日，張桂梅依然孤身一人，沒有家，沒有房子，唯一的住所，是學生宿舍裡的一張下鋪，每天清晨第一個起床，扶著樓梯的護欄，一級一級吃力地往上爬，用手電筒趕走山裡來的野貓、野狗、甚至蝙蝠。有人問她害怕嗎？她說：“怕什麼？如果連我都怕，那麼多女學生怎麼辦？”

有些驕傲的神情中，依稀可見當年那個美麗的女老師。

在華坪女高，每天課間操的最後一個環節，所有學生要齊喊：“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

宿舍旁的圍牆上寫著“北大清華我來了！”背景是列隊整齊的學生在操場跑步，盡頭處則是清北的標誌性校門。

這是張桂梅的一個心結——自學校創辦以來，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低進高出”的“奇蹟”，考上各大名校的學生不少，卻一直沒有考上北大、清華的。

每一年高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女高志願者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從兩三年前開始，張桂梅就將自己的身後事掛在嘴邊。64歲的她早已過了退休年齡，積勞成疾，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17種疾病，2019年初，甚至曾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

學生米蘭考試不理想，主動求助校長。張桂梅把手伸出來給她看，每一個關節都纏滿了膏藥。

“貼上，手才能動一點，要是不貼手就伸不開不能動了，已經貼了有幾年了。”張桂梅說。

晚上，孩子們幫張桂梅揭開膏藥這雙不能隨意伸開的手，只是張桂梅一身疾病的縮影。

鬼門關前走過幾遭，她的身形愈發單薄。曾經整潔利落的人，如今已經沒有力氣整理被褥，有時她會像親近的人悄悄抱怨：“如果我死了，可能就沒那麼疼了。”

2018年4月的一天夜裡，張桂梅發病疼得失去意識，被送往縣醫院搶救。

縣長龐新秀趕來看她，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的張桂梅拉著縣長的手說：“我想提前預支下喪葬費，我要親眼看著錢都用在孩子們身上。”

至於自己的後事，她想燒成灰，隨處灑了就好。學生們追問：“那我們想你時，會找不到地方。”

張桂梅說：“你在哪個地方想我，我就在你身邊。”

某一年的大學迎新晚會，來自女高的學生上臺報幕，要唱一首《紅梅贊》，在時髦的大學校園，這樣的歌曲在表演之前引來了陣陣噓聲，然而當女孩說出背後的故事，有人沉默，有人鼓掌。

華坪女高的晚餐時間是下午5點半，每到此時，學生們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

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日子久了學生們也都會唱了。

張桂梅說：“我們年輕時的偶像都是江姐。女高黨建活動宣誓，凡是演江姐的班成績都考得好。別看平時一個個‘笨憨憨’，演完江姐氣質就是不一樣。演完累得直哭。我說，你演的是江姐，哭什麼哭，江姐那樣子都沒有哭。她就不吱聲。”

江姐是張桂梅心中的英雄，她教育女孩獨立、自強、堅定……每一項都是江姐身上的品格。

2018年夏天，歌唱家孫少蘭到華坪女高主演歌劇《江姐》，演出結束後，孫少蘭在校園裡駐足留念，忽然感覺肩頭一熱，張桂梅小心翼翼地將頭靠在她的肩上。

孫少蘭與張桂梅

那天，雲貴高原上微風習習，孫少蘭停下了手上的動作，一動不動。

那一刻，她是張桂梅與江姐溝通的媒介。

那一刻，她短暫地成全了她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