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現代史繞不過的人物。他透過自己的天賦在金融市場獲得了海量的財富，又利用這些財富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歐美，把自己內心的善與惡肆意揮灑。
他曾在歐洲留下不錯的名聲。
在歐洲，曾幾何時，從白俄羅斯到吉爾吉斯斯坦的廣大地區的政治和社會，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喬治索羅斯的事業。
在布拉格，這位出生於匈牙利的金融家曾支援有價值的事業，他有先見之明地支援了持不同政見的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領導的運動。
在斯洛伐克，1998年該國的不受歡迎的領導人弗拉基米爾麥恰爾下臺，部分原因是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資助的一些組織的努力。
在蘇東事件之後，無論是巴庫的民主活動家，或是比什凱克的女同性戀權利活動家，或者在貝爾格萊德的新聞自由倡導者，很可能會得到索羅斯的資助或獎學金，或者受僱於他。
他的慷慨和遠見通常被他的批評者和支持者所忽視，舉一個例子，他是迄今為止吉普賽人事業最大的私人捐助者，這些人在歐洲長期受到迫害，被社會排斥，被遺忘。
索羅斯對修復XX主義對中歐和東歐造成的破壞所需要的鉅額資金、專業知識和政治承諾有著驚人的洞察力。
1989年，就在柏林牆倒塌前幾個月，在波茨坦的一次會議上，索羅斯提出了一項針對該地區的馬歇爾計劃。
當時他被嘲笑。因此，索羅斯在遇到一個似乎沒人打算解決的問題時，採取了他此後多次採取的做法：自己掏錢。
在隨後的30年裡，索羅斯花了數十億美元資助致力於在前蘇東地區促進自由民主、獨立媒體、良好政府、透明度和多元化的組織和倡議。
時過境遷，世易時移，如今這位“開放社會”的倡導者，逐漸成為歐洲右翼眼中的妖魔，正在摧毀歐洲。
這種現象在他的祖國匈牙利表現得最為明顯。
2015年移民危機爆發後，匈牙利總理奧班和他領導的青民盟將索羅斯變成了全國上下仇恨的目標——這位咧著嘴笑的億萬富翁的巨型廣告牌隨處可見，有軌電車的地板上貼滿了他的照片。
根據奧班宣傳運動的說法，索羅斯試圖從內部摧毀匈牙利，讓穆斯林難民氾濫；去年，一名青民盟議員啟動了“以基督徒的責任來對抗撒旦/索羅斯計劃”。
在連續贏得第三個任期後，匈牙利青民盟政府推動通過了一系列旨在限制開放社會基金工作的立法（被稱為“阻止索羅斯”法），這導致該基金會將其布達佩斯的業務遷至柏林。
由索羅斯創辦的位於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目前正面臨被右翼民族主義總理維克托·奧班驅逐威脅，正準備遷往維也納。
在歐洲，索羅斯正面臨一種可能性，即他將大部分財富和生命最後一章投入的目標將以失敗告終。
但在美國，索羅斯選擇了另一條路。
他在這裡支援的是一組社團，而不是一個使命，而且，這組隊伍中有一股強烈的反傳統價值的傾向，正在冠冕堂地撕裂這個社會。
在歐洲，索羅斯主要資助政治中立的舉措，以推進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願景。如今，右翼政府經常會成為開放社會基金抨擊的物件，因為這些政府拒絕自己的人口結構和文化被重構。
然而，在美國，索羅斯是黨派政治的主要資助者；根據《紐約時報》幾年前分析的聯邦選舉委員會和國稅局的記錄，他個人向民主黨候選人和委員會捐款超過7500萬美元。
透過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美國第二大慈善機構），他資助了大量的左翼事業。索羅斯一生花在開放社會基金上的錢（32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自由意志主義者科赫兄弟（20億美元）。
但索羅斯在接受《紐約時報》雜誌採訪時卻說，“作為一名政治活動家，他的主要目標是看到兩黨合作的迴歸。“
鑑於他對民主黨的大力支援，這一說法令人驚訝。他還對民主黨的左傾方向表示遺憾。“我反對極左。“索羅斯說：”它應該停止試圖跟學右翼的極端分子。
當索羅斯在紐約貝德福德的莊園收到一枚管狀炸彈後，這位慈善家的小兒子亞歷山大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為兩黨合作獻上了自己的讚歌。
這位小索羅斯懇求道：“我們必須找到一條新的政治話語之路，避免將所有政治對手妖魔化。”
實際上，早在川普上任之前，索羅斯已經採用了政治非法化和誹謗化的語言。
在２００３年，索羅斯模仿布什政府的戰爭策劃者對薩達姆倒臺所用的語言，呼籲華盛頓進行“政權更迭“，並將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員類比為納粹。
“當我聽到布什總統說，‘要麼支援我們，要麼反對我們’，這讓我想起了德國人，”喬治索羅斯在2003年說。“我在納粹和蘇聯統治下的經歷讓我敏感起來。
索羅斯經常援引自己小時候逃離納粹和XXX的經歷，來解釋自己的政治和慈善動機。他原名Gyrgy Schwartz，繼承了父親蒂瓦達的世界主義和普世主義觀點。
蒂瓦達是布達佩斯著名的律師，也是一名世俗猶太人。蒂瓦達是世界語的信徒，他和其他理想主義者希望世界語能成為一種全球通用語言。（去猶太化的名字“索羅斯”在世界語中是“騰飛”的意思）
索羅斯年輕時曾希望“成為另一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廣義反身論（General Theory of Reflexivity），有意援引那位天才發明的著名相對論。
索羅斯的概念並沒有那麼深奧，它本質上假定金融市場不斷受到參與者不完善知識的影響。
這種見解也闡釋了他對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論的追求。該理論的基礎信念：由於沒有人掌握人類難題的最終答案，個人必須自由地進行調研，並提出令人不安或不受歡迎的問題。
如今，索羅斯對越來越多的人不把他的想法當回事感到“不安”。為了引起關注，他撰寫了14本標題詭異的書，但很少有人記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將他1998年的鉅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評為“令人尷尬的平庸之作”。
當記者讓索羅斯“說出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時，索羅斯悲傷地回答道：“我希望我的想法能被聽到。”
索羅斯似乎越來越多地患上了一種折磨許多極其富有的人的疾病：他迫切希望被認真對待，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但他沒有什麼非常深刻的洞見要說。
不過，他有一個極端的觀點被人們牢記：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罪惡之源。在第２００７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他說：“美國需要遵循它在德國推行的政策。它必須經歷去納粹化過程。”
索羅斯將喬治·布什和他的手下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這並非誇大其詞或口誤。這是他在許多場合，在自己的文章和高調的公眾活動中，所進行的表述。
我們這裡有必要記住索羅斯本人（聲稱自己是大屠殺的倖存者）經常把民選的美國政治家稱為納粹。
索羅斯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單邊主義及其對外戰爭的憎惡，促使他從根本上重新評估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
對他而言，美國的政治變革變得比繼續支援後威權國家的民主轉型，或遏制俄羅斯等掠奪性獨裁國家的軍事和地緣政治野心更重要。
“一個穩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礙是美國，”這位昔日美國全球力量和開放社會理想的捍衛者在2007年寫道。
至於伊斯蘭極端主義，索羅斯看到了基地組織等組織的行為與民主社會捍衛自己免遭掠奪的道德對等。
“我們憎惡恐怖分子，因為他們為了政治目的殺害無辜的人，”他在2006年告訴《新聞週刊》。“但是發動反恐戰爭，我們正在做同樣的事情。”
反對布什的怨恨使索羅斯竟然看不到美國削減開支的地緣政治後果，尤其是在他最珍視的地區：中歐和東歐以及更廣泛的後蘇聯地區。
2016年9月，總統大選前兩個月，在一個名為DCLeaks的網站上，出現了開放社會基金的一系列備忘錄。
其中一篇題為《公民話語中的極端兩極分化與崩潰》。該文譴責了“基於事實的話語的衰落和操縱做法的興起”，並提出了開放社會基金希望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
兩極分化、部落化、黨派性以及公民話語的普遍崩潰，這些都是目前美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但索羅斯對這些有害現象在美國的表現和加劇，負有不小的責任。
索羅斯不僅是一系列激進的左翼組織支持者和金主，製造左右兩派的極端對立，他還公開支援與恐怖分子相關的機構。
索羅斯同樣透過“開放社會基金”，向憲法權利中心捐款——該中心是由激進律師阿瑟·基諾伊和威廉·昆斯特勒創辦的非營利訴訟組織。昆斯特勒見到任何恐怖分子（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他都急於為之辯護。
該中心曾極力為琳恩·斯圖爾特（琳恩是“盲人酋長”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1995年被判密謀對紐約地標進行恐怖襲擊－的律師）辯護，她本人也被判為恐怖主義同謀。被取消律師資格的琳恩去世時，該中心“向”她致敬，稱她是“人民律師的典型”。
開放社會基金還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提供資金，這個名聲掃地的“反仇恨”組織最近向英國穆斯林改革家納瓦茲支付了337萬美元的和解金，此前該組織誹謗他為“反穆斯林極端分子”。
作為美國政壇最大的政治資助者之一，喬治索羅斯和許多為他工作的人似乎認為，他們自己的偏好無可非議，而且常常表現得好像對索羅斯和他的資助選擇的批評是道德上的墮落。
《紐約時報》披露了臉書自2016年總統大選以來所做的公關工作：這家科技巨頭獲得了一家名為“定義者”的共和黨遊說公司的服務，該公司的部分工作涉及向記者分發索羅斯資助的一系列組織的資訊（這些組織呼籲把臉書像壟斷一樣予以監管）。
在一封給桑德伯格的簡短的公開信中，“開放社會”主席加斯帕德說，他對臉書“僱傭共和黨反對派研究公司來煽動對索羅斯的敵意”感到“震驚”，並將其與“全世界右翼聯合起來妖魔化索羅斯先生及其基金會的努力聯絡在一起。
他將索羅斯慈善事業的事實資訊的傳播等同於“臉書平臺上的仇恨和錯誤資訊”，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是“對開放社會尋求推進的核心價值觀的冒犯”。
在與桑德伯格通電話後，加斯帕德要求臉書在三個月的最後期限內“對臉書的遊說和公關工作進行徹底而獨立的調查”。
派翠克·加斯帕德是誰，怎麼會發出這樣的最後通牒？
在針對臉書的這次干預中，他證實了索羅斯海外網路最常聽到的批評之一，即索羅斯的行為就像一個獨立的政府，有自己的外交部和資訊部。
他可以給共和黨人貼上納粹的標籤，同時又呼籲恢復兩黨合作，或者他的基金會可以發表一份報告，譴責“公民話語中的極端兩極化和崩潰”，同時向加劇這種兩極分化和崩潰的組織提供鉅額資金。
索羅斯非常慷慨地資助了大量致力於促進幾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身份群體利益的組織和個人，但有一個群體的身份是他完全不關心的：他自己的身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身為猶太人的左翼新代言人，與猶太教和全球猶太社群之間有著一種十分矛盾的關係。
對於這種矛盾心理，索羅斯自己的看法是，這是大一統主義優於他墨守成規、逆來順受的同道教徒的標誌。
“我認為，如果你像一個部落一樣行事，你永遠也克服不了反猶太主義，”他在1995年對《紐約客》說，“你能克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放棄部落性。
索羅斯向猶太事業捐贈的資金很少，而且，他對資助猶太組織有厭惡感，這種厭惡感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似乎沒有消散。
至於這個猶太國家，索羅斯認為，親以色列的支持者煽動反猶太主義。他寫道：“親以色列遊說團體成功壓制了不同觀點，這影響了人們對猶太社群的態度。”
他用第三者的口吻說，“我不否認猶太人擁有一個國家存在的權利——但我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開放社會基金 300萬美元的“反仇恨社群倡議”（在特朗普當選後發起）的100多名受捐者中，致力於捍衛跨性別者和穆斯林的團體佔多數，幾乎沒有任何團體致力於捍衛猶太人。
根據聯邦調查局仇恨犯罪的統計資料，在美國，超過一半的宗教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是猶太人，而不到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紐約時報報道，在索羅斯居住的城市紐約，“由於歧視猶太人而產生的犯罪（總共142起）是歧視黑人的四倍。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比針對跨性別者的仇恨犯罪多20倍。”
這些年來，索羅斯對反猶太主義的鬥爭幾乎沒有貢獻，但他和他的辯護者卻很滑稽地聲稱，他非常關心反猶太主義。
如果索羅斯真的致力於其導師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想，他就會大舉投資於教育個人權利基金會等組織——該組織為大學生和教授（日益受到威脅的）言論自由而鬥爭，而不考慮他們的政治觀點。
他還應該向異端學院等組織提供大筆資金——異端學院由紐約大學著名社會學家喬納森海特創辦，旨在促進高等教育中的觀點多樣性。
相反，索羅斯選擇培養未來一代的交叉左翼激進主義。
《華盛頓時報》2015年的一篇報道稱，開放社會基金“在一年內至少捐贈了3300萬美元，以支援催生了“黑命貴“運動的組織”。
這場運動原本是要支援一項真正重要的事業——刑事司法改革，但在一些地方也支援惡毒的反警察言論，指責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種族滅絕罪”，並可能透過打擊警察而導致全國範圍暴力犯罪上升。
歐洲的索羅斯和美國的索羅斯之間的明顯矛盾，可能實際上代表了索羅斯的內心世界。
很少有人的矛盾衝動如此極端、如此強烈，以至於認知失調的原則似乎不適用——他似乎因此而在兩極之間不停地、瘋狂地運動著。
索羅斯反射性經濟理論的核心是對自己無知的謙遜和承認，但在他對政治活動的干預中卻沒有體現出來；他自己的正義的確定性與開放社會基金最初的使命形成了鮮明對比。
或許索羅斯是試圖透過大量投資於大同主義，使自己免受左派物質主義者的批評？這也不是第一次有財閥試圖透過收買來保護自己不受群眾的傷害。
索羅斯和其他自由主義億萬富翁一起，透過投資於各種各樣的被追捧的政治專案，正在為民主黨作為保護聯盟的廣泛衰落做出貢獻。
無論開放社會基金自稱自己的使命如何，但索羅斯資金的使用結果，顯然使公民社會的某些群體凌駕於其他群體之上，支援了某些組織、公眾人物，帶來了更尖銳的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他慈善事業的每一個垂直方向都在強化其他方面，併為其他方面提供服務。一個由索羅斯塑造的生態就此誕生。
在美國，索羅斯的運作遵循的是“我們針對他們”的原則。在兩黨政治體制下，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觀點。
事實上，這是所有黨派政治操作者的建立準則。但根據這條準則，言論自由並不重要，開放社會的原則也不重要。
在歐洲和美國，雖然開放社會基金確實受到攻擊，但索羅斯無疑成功的地方在於拔高了他的公眾形象。但金融界一些認識索羅斯多年的人質疑他政壇興風作浪的真實目的。
早在1995年，就有記者寫道，一旦索羅斯堅定地站在民主黨一邊，主流媒體就不會質疑他的行為動機。
實際上，那時就有記者批判了開放社會基金在烏克蘭、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等地的活動，質疑索羅斯對年輕的東歐民主國家的政治干預，與他的經濟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相契合。
彌賽亞式的熱情往往是一個人真正渴望的掩蓋，索羅斯越是渴望控制，他對開放社會就愈加仇視。他的一位長期合作伙伴一針見血地評價說，“索羅斯實際上是一個不常見的江湖騙子。”
他利用慈善作為一種護身符來抵禦批評；許多認識他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似乎被他的捐贈範圍迷住了，以至於他們傾向於擱置他們本來可能做出的判斷。
美國媒體過去常常是對有錢有勢的人（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進行問責，但自從索羅斯成為左翼機構最重要的個人贊助人（用來抵禦批評的護身符），美國媒體就放棄了自己的角色。
媒體對索羅斯的普遍奉承、盡職盡責的報道也是更廣泛的社會部落化的一種表徵，索羅斯和其他左翼人士（尤其是主流媒體本身）經常譴責這種部落化，但他們卻聯手加劇了這種部落化。
索羅斯透過慷慨的戰略慈善事業和精明的公關，和他的員工完成了一項驚人的壯舉：他們說服了一大批美國左翼人士捍衛一個貪婪的資本家的榮譽。
他們給他的行為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的理由：他是反猶太主義的可憐受害者——但他和他們都不太關心其他同樣的受害者。
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索羅斯很滑稽地指出攻擊他的人使用的七種技巧：“混淆事實與觀點”、“關聯犯罪”、“陰謀論”、“混淆信源”、“移情”、“錯誤的標籤”（作者把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好和壞，左和右，然後透過標籤來譴責別人）、以及“虛假的愛國主義”（“作者指責對手不愛國、反美”）。
儘管這些戰術被抨擊索羅斯的右翼用來對付他，但他和他資助的眾多組織和個人也在使用這些戰術，瘋狂地攻擊和抹黑對手。
索羅斯在2004年曾說：“我渴望擺脫自己被固定的黨派立場。”“我從心裡討厭它。我一直反對把世界劃分為“我們”和“他們”。所以這種“我們”對“他們”的競爭讓我很不舒服。“
實際上，索羅斯在各種全球熱點和政治爭端中“傾向於讚美一方，妖魔化另一方”。他也是一個對“猶太人”的“部落忠誠”不屑一顧的人，但卻慷慨地支援每一個其他群體的部落化。
曾幾何時，喬治·索羅斯致力於傳播波普爾關於開放社會的思想。在這個社會里，調查自由、言論自由、批判性思維和持有不同觀點的個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觀。
在歐洲，這些價值觀正在變形走樣，極端左傾化，導致人口結構和文化構成的鉅變，使得引導歐洲走上現代化的傳統價值觀，遭遇到空前的侵蝕。
在今日的美國，左派政客和索羅斯們也正在亦步亦趨地步歐洲的後塵，但，它的結果將對全球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近二十來年的歷史越來越明顯地證明，當年能給世界帶來正能量的開放社會思想，在西方世界已經走過了頭，正在給文明世界帶來巨大災難！
一個在年輕時奇蹟般地避免了兩場歷史悲劇的人，但到了老年卻決定為災難臨頭的世界火上澆油，甚至要摧毀他數十年為之奮鬥的價值觀和給他提供庇護的國家。
這是一個讓人深感痛苦的現實，讓人陷入無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