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堂的鬥爭,為何如此殘酷?染血的權力祭壇,註定你死我活

一部二十四史,每逢以暴力改朝換代,便有屍骨成山,血流成海,自不必說。而同一統治集團的上層,圍繞著權力分配的鬥爭,君臣相磧,父子相殘,兄弟相戮乃至夫婦相奪,可謂不絕於史,多少王侯將相、達官貴人、王子皇孫因而死於非命。

白起攻戰必克,難逃杜郵之誅,屈原忠心直諫,不免湘水之投。宮廷鬥爭中層出不窮、花樣百出的角謀,遠比戰場上的明槍真劍難防,就此伴隨了一部血腥歷史。

古代朝堂的鬥爭,為何如此殘酷?染血的權力祭壇,註定你死我活

凡有人的地方必有爭鬥,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動物性,同時卻也是人性。封建統治集團爭的是什麼?無非一個“權”字。權力是個人佔有物質財富的依據,而優越感,支配欲的滿足,是人類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之一,因而,更高的權力地位,也意味著更大的自我實現的心理滿足,所以,權力被認為是導致人類相互衝突的根源之一,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強烈的腐蝕劑。

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以至形成君主的個人專制。這是一種寶塔形的結構,每一層次的權力,都來自並受制於上一層次,而上層的權力,都必須透過它對下層的支配才能實現。這種結構並不能始終保持穩定。權力愈是集中,它便愈富於誘惑力,正因為權力是自上而下的,下層的掌權者必須透過不斷地向上爬升才能感到安全。而這樣一種運動,無可避免地要指向帝王的寶座,因而,權力地位越是相近的人,他們的關係便越是微妙,愈富於內在的緊張性。

如果說,不同政治集團的權力鬥爭,也常常使用陰謀手段,那麼,至少他們的主要手段是公開的,暴力的。相反,同一政治集團的內部爭奪,其公開和暴力手段只是出現於最後一刻,更重要的是長期的策劃,是不為人察覺的陰謹。

他們本來處在同一個權力結構中,任何人所覬覦的更高權力,都是隨時可能對他進行處置的更高權力,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善自掩飾,以求一逞,同樣,佔據較高權力地位的人,也必須處心積慮,力求洞察一切,當面說好話,背地使刀子,其實是皇權制度下官僚政治的題中之義。

無法直接說那些搞陰謀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靠搞陰謀上臺的也不乏其雄材大略,在歷史上留下豐功偉績,創立不朽功業的政治家,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這樣的天縱之才,一樣是弒殺太子長兄,逼宮父皇,奪得皇位,因此,歷史並不按照道德原則發展,而是利益鬥爭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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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世民這樣的天才的政治家,在需要的時候,也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陰謀手段,誣陷、策反、謀殺,而後大講仁義道德,以建立統治秩序。在權力鬥爭中充滿著風雲變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經驗的政治家並不怎麼相信優勢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優勢狀況下也及早採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個可能的對手尚未成為真正的對手時,就加以消滅,當斷不斷,後患無窮。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經驗積累得太多,古代的政治鬥爭就越來越變得殘酷,而且,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很自然地將自己塗抹成聖賢,將對方指斥為奸邪乃至豬狗,正如清朝雍正皇帝胤禛,對他諸多兄弟,八皇子胤禩、九皇子胤禟所做的那樣。至於官方修撰的歷史,自有一幫文人打扮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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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角逐,是極其聰明、狡詐的人才可參與的遊戲。但僅僅工於心計還不夠,還必須具備兩種重要的氣質,堅忍和必要時不計安危的孤注一擲。這可以說是商人的本領與賭徒的心理的結合。

歷史上,有很多人憑著機智、精明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之後,卻變得畏縮起來,最終難免失敗,如專斷曹魏國政十年,卻在高平陵之變臨陣退縮,欲為富家翁而不可得的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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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權力遊戲的重要法則,就是要善於窺察人心,知道每個人有哪些弱點可以利用。要行使權力就不能不利用人才,所謂善於用人,不僅僅是發揮一個人的長處,還要善於選擇一個人的短處來控制他,當一個人才對自己不再有用、甚至形成威脅時,還要善於選擇時機,將他除掉。

劉邦唱到“安得猛士兮歸故鄉”,但殺起異姓諸侯王毫不手軟,所以,“猛士”是要的,但用途是為自己“守”這份“產業”,如果不能為他看守家產,甚或有可能破壞這份家產,什麼樣的猛士,都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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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新官上臺,往往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人員變動,有時甚至嚴重到大清洗的地步。因為原有的官員,新上司並不能指望得到他們的忠誠與感激,即使拉攏與加恩,也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這樣他們對新政的投入熱情就不如新人。

而新人就不同了,破格提拔可以得到他們的效忠之心。而且,但凡有一定實踐的老人,必然會對新的上司的新舉措有自己的看法,也缺少建立功業的慾望。而新人就更多的是盲從,易於指揮。

皇權專制的政治永遠是神秘的政治,而神秘的政治永遠充滿陰謀,俗雲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但真正老老實實的人,只配種田做工,無法參與權力角逐。古今帝王將相,以及胸懷大志的才俊之士,對歷代的權力鬥爭、陰謀事件,都花了大力氣去揣摩,正如唐太宗所謂的“以史為鑑,可以知古今”是也。

北宋司馬光失意朝堂,不合於政,退而著書立說,完成了名彪千古的《資治通鑑》,對宋以前的權力鬥爭與政治陰謀特別關注,因而歷代政治家均以它為必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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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話又說回來,千載之下,屈賦、李詩、蘇詞,尚能為千萬稚童朗朗上口,而與他們同時的王公宰相有幾人為世人所銘記呢?就是司馬溫公自己,在青史中作為《資治通鑑》作者的份量,也比他做為元佑黨魁、北宋宰相的地位更重要罷。

“文章千古事,功過一時評。”不外如是乎?如許多才俊之士將才智心血耗於無盡的權力鬥爭中,荒廢了大好辭章……江淹為相,始有才盡之嘆……悲夫?嘆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