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水地裡穿紅鞋
作者：陳幼民
當年做編輯時，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知青文學作品，這大都是嶽建一、劉延慶等同事的功勞，但和我也有一定的關係。其中兩本，書名都帶有“青春”二字，一本是《走過青春》，黑明的作品，我的責編。還有一本叫《蒼涼青春》，為當時還在陝西的作家白描所著。這本書不是我責編，但組稿過程我是參加了的。
那是在一九八七年，我隨總編輯南雲瑞到西安組稿，住在止園賓館。老南是陝西人，和家鄉的作家們很熟，一時賓客不斷。來的朋友們先不敘舊談稿子，而是到浴室裡去洗澡，那時家家戶戶幾乎都沒有洗浴裝置，所以有機會到大賓館去看朋友，順便洗個澡，好像是一種慣例。
白描是一天下午來的，他沒有洗澡，一坐下來，便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正在寫作的一部紀實文學書稿，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在陝北y縣，尚有一些嫁給當地農民的北京女知青，她們未能像同伴們一樣飛走，而是默默地隱匿在古老縱深的黃土腹地，命運似乎註定她們要永遠這麼悄悄地呆下去。他採訪了大約四十幾個人，根據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寫成了這部書。
我感到很吃驚，因為那時距離插隊已過了近二十年，我們早已改變了身份，新的領域新的挑戰應接不暇，插隊的事便丟在腦後，很少記起。想不到對於我們已經成為過去時的生活，對那些女知青來說還是現在時，不僅社會很少知道她們的事情，就連我們也遺忘了她們。
白描有些激動地講述著，程幼芬、沈小蘭、王村鈺、梁海燕、趙曉華、李婭……，一個個似曾相識的名字，一段段讓同樣是知青的我們都感到不可思議的經歷，勾畫出知青運動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有一個叫郭愛榮的女知青，她的故事讓我難以忘懷。
後來白描在書中這樣寫道：“與她（指北京知青梁海燕）和王村鈺同時招出來的郭愛榮，也是一個嫁給當地農民的北京知青，被安排在樓底供銷社工作。
郭愛榮的丈夫是個不務正業的遊手好閒之徒，郭愛榮工作後，他便不在農村勞動了，天經地義地住在郭愛榮那裡靜吃靜喝，當上了無所事事的‘隨幹家屬’。郭愛榮三十幾塊錢工資，既要養活一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又要養活丈夫，本人身體又不好，弄得相當狼狽。即是如此，她那個丈夫也不讓她輕鬆——閒待著膩味，就去鑽賭場。郭愛榮很老實，只有丈夫呵斥她的份兒，她不敢說丈夫一句。別人都指她丈夫的脊樑，她卻甘願忍氣吞聲。
正月十五那天，供銷社的灶上吃粉蒸肉，三毛錢一份，郭愛榮買了一份。剛端回屋子，丈夫從外邊回來了。一進門臉上氣色就很難看，她知道他肯定又輸了錢。這個時候她更不敢招惹他。她悄無聲息地把飯菜擺放好，準備和他一塊吃飯。誰知他一見那碗粉蒸肉，頓時怒火中燒，衝著她厲聲呵斥起來。
‘吃肉，吃肉，錢哩？沒有錢還愛吃肉，退了去！’
丈夫硬逼著她把那份粉蒸肉退了去，郭愛榮端起碗，眼淚蓬蓬，硬著頭皮把端回來的菜又送回灶上。
正月二十三，郭愛榮莫名其妙地病倒了。這天梁海燕剛從北京回來。她去看郭愛榮時，王村鈺也在那兒。郭愛榮關著門，脫了褲子，把布鞋脫下來，用鞋底在腿上身上狠勁地蹭。她說頭暈、噁心，渾身癢得難受。不見郭愛榮的丈夫，毫不懂事患有心臟病的小女兒，看見母親的樣子很可笑，興高采烈地在旁邊看熱鬧。
‘你男人哩？’梁海燕問。
郭愛榮說不知道。
這天夜裡，郭愛榮發起高燒來。半夜，男人回來了。他說郭愛榮是著了涼，不要緊，扛一扛就會過去。天明時，他又不見了影兒。
第二天，郭愛榮高燒不退。衛生院幾個醫生來看過，診斷不清是什麼病症。樓底衛生院不能化驗，藥物也不全，醫生建議送到興寺坪地段醫院去看看。
供銷社派人把郭愛榮送去了。
三天後，郭愛榮死在興寺坪地段醫院裡。是什麼病，一直沒有弄清。
梁海燕和王村鈺去興寺坪，和供銷社的人一塊把郭愛榮的屍體運回樓底。拉屍體的還有郭愛榮的丈夫，他是在郭愛榮快不行時，才趕到醫院的。
郭愛榮的丈夫給北京郭愛榮家拍了電報。
不可能等到北京家裡來人才下葬。埋葬郭愛榮那天，梁海燕和王村鈺去送葬。一路上她們淚水不斷。在墓地，她們終於忍不住，摟著郭愛榮留下的那個可憐的患有心臟病的女兒，放聲大哭了一場。
將近一個禮拜，郭愛榮的弟弟才從北京趕來。這位弟弟來後什麼也沒說，去墳上看了看，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郭愛榮的女兒一領，回北京了。”
白描沒有把郭愛榮作為他書中的主角，僅有這一點描述，但在那個下午，卻用了很長的時間講她的故事。白描說，他還專門到郭愛榮住過的窯洞去看了看。可能是人們忌諱病死之人的緣故，那間窯洞一直沒人居住，窗戶紙都已破爛了。他往裡邊瞅了瞅，只見窯裡空空蕩蕩，除了炕上扔了一個鋪蓋捲兒，什麼都沒有，他想，如果不是病人蓋過的，恐怕連這點東西都剩不下。
白描回過身來，心裡只覺得淒涼。一個美麗的生命，一個和千千萬萬知青懷著同樣理想來到這塊土地上的女孩子，就這樣沒了。知青們像大潮一樣地退去了，尋找各自的未來，曾經的熱鬧與喧囂早已煙消雲散，而她，卻孤獨地長眠在這裡。
郭愛榮的命運令人唏噓，除了寂寞的煎熬，勞作的艱辛，她還承擔了比其他女知青更多的痛苦。我想象著郭愛榮含著淚端著三毛錢一碗的粉蒸肉給人家退回去時的樣子，那種屈辱與尷尬，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
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只要兩個人願意，城鄉應該不是障礙，我們不能說嫁給農民就是悲劇的根源。但郭愛榮的婚姻，的確是她不幸中的不幸。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郭愛榮走到了這一步，為什麼偏找了一個“二流子”的男人，在丈夫的跋扈欺辱面前，選擇了怯弱和忍耐。如果這事發生在舊時代，或許還可以理解，但郭愛榮畢竟是一個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城市青年，在出現過爭取婚姻自由地“劉巧兒”和以死抗爭的“藍花花”的陝北，在眾多風風火火的女知青衝擊著鄉村傳統的婚姻觀念的時候，在“鐵姑娘隊”“半邊天”叫得震天響的二十世紀，卻依舊扮演了逆來順受的悲劇角色，叫人不可思議。
一個下午，我和白描都在議論郭愛榮的故事。我不明白，白描也不明白，後來聽說這事的許多知青也不明白，大家都在問一個同樣的問題，這是為什麼呢。
有人認為郭愛榮的悲劇是她個人懦弱的性格造成的，性格決定命運，這話不假。如果這事發生在有點脾氣的女士身上，興許能把那碗肉扣到男人的臉上。但我們應該想到，依郭愛榮這種性格，倘若不是因為社會的變動和外力的緣故，又怎會跑到千里之外的鄉村去插隊呢。當年一聲令下，想去的不想去的能走的不能走的一鍋端，個人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郭愛榮被這個大潮裹挾著，不知道迎接她的會是些什麼。她不像那些有抱負的人想大幹一場，也不像有些成熟的人早就開始考慮自己的退路。她是一個弱女子，只想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處在知青這個群體中的時候，她多少還能得到同伴的安慰與照顧，但當知青普遍離開，留下她一個人獨自面對生活的壓力，那種無助和恐慌，對她而言想必更甚。此時她又能依靠誰呢，或許因此她選擇了婚姻，儘管這婚姻是如此的不堪。我覺得，郭愛榮的忍辱，緣於對命運的絕望。男人再不好，可能也曾給過她溫暖，家再窮，至少還是一個可以讓她蜷縮的地方。
也許有人會說郭愛榮只是一個極端的個例，因為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絕大多數人還是平安地到達了彼岸，但是，我們能說那些落水者只是因為水性不好嗎。
作者：陳幼民，1969年赴陝西延安地區延長縣劉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隊插隊。1971年底進延安汽車修理廠當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調回北京，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後任副總編輯。201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