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說道的：“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願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世界就在那裡，但每個人都只會看到自己需要的世界，我們都是被禁錮在自己的世界裡。這個世界最大的秘密就是記憶。

記憶作為一項生理能力或作為一種學理概念，都已有過許多偉大的論述。如果失去了記憶的能力，人們就會被困鎖在無限狹小的當下，沒有言語也沒有思想。

簡單來說，人們喜歡把自己理解為有意識、有目的的交往生物，但如果沒有記憶，我們無法被識別為這樣的生物。記憶是“使得人類存在成為可能的能力”，“是所有精神生活的組建所依賴的支架”，它處於人類存在的中心位置，是“一項無所不在的，與我們的存在渾然一體的功能”。

這樣的觀點讓人印象深刻，卻是雙刃的。一方面，它們給予了記憶概念進入幾乎所有人類求知領域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使得這一概念變得過於寬泛，讓人們對此依然一無所知：如果記憶是一切事物中共有的元素，我們就會覺得，瞭解記憶也並不能有助於人們瞭解任何特定的具體事物。實際上，直到不久以前，這或許就是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持有的觀點：儘管很少有人會否認記憶是歷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但也很少有人會認為這是他們必須關注的部分。

記憶，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然成為歷史研究辭典中的一個關鍵術語——對於確立歷史探究的新模式以及改進舊有的模式來說，幾乎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概念。過去我們所談論的民間歷史、大眾歷史、口述史、公共史，甚至神話傳說，現在都被作為一種元史學範疇的記憶收歸麾下。

與之類似，大眾也覺察到了一種“將記憶定位為另一套可供選擇的歷史編纂話語的趨勢”。在記憶的轉向中，歷史學家們並非只是將興趣轉向了新的主題內容，而是同時也轉向了組織、標註和描述研究物件的新的方式，以及將其領域的本質和它所致力於生產的知識進行概念化的新的方法。

歷史學中的記憶轉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對記憶現象的興趣高漲，大致也同時存在於其他領域，不僅包括曾長期研究記憶的心理學，也包括眾多和歷史學類似，剛剛開始參與記憶研究的學科——比如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民俗研究、藝術史、考古學、博物館學、音樂學，等等。

在將關注點轉向記憶之時，歷史學家們進入了一個尤為繁忙的跨學科場域。不過，這一場域仍然處於大體上缺乏管理的狀態。記憶研究不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探索領域，顯然也並不處在向連貫統一發展的過程中；記憶研究中並不存在公認的定義，也不存在一定程度的方法論協調性：相反，“記憶”這一術語是在不斷擴大的學科範圍和話語領域中被使用——並與這些範圍和領域互動的，由其產生的見解和聯絡雖然往往新穎有趣或具有啟示性，但也總是需要有更進一步的闡釋。

任何對這一領域進行概括總覽的嘗試都註定是偏頗和主觀的，同時也很快就會過時。探討透過思考記憶對於歷史的重要意義能促使人們發展出的一些知識聯絡。它的目的並不是提出一種獨獨針對歷史學的處理記憶的方法；相反，它想要展現一系列方法—有些來源於歷史學家當下的實踐，有些發展於其他學科一—如何可能為歷史學家提供幫助，將記憶在其領域中併為其領域提出的問題進行概念化，希望它所提出的話題能與歷史學家的普遍關切有關。

然而，人們也應該認識到記憶並不是一個很容易劃定界限的東西。歸根到底，記憶並不是一個物件，而是一個概念——一個心理範疇，我們用它來理解人的行為和經驗中複雜難懂的方面。與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概念一樣，只有冒著邊界被磨損的危險，它才是可用的。

如果必須視作一件事物，那麼應該將其視作一種類似化學元素那樣的東西，它不會以純粹的狀態出現，而是往往混合在其他事物之中——在我們學習和感受它的過程中，在我們的認同感和自我意識中，在我們對時間或地點的知覺中，在我們的敘事習慣和社會互動能力中，在我們的傳統意識或發展潛能中。但是，記憶對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參與，意味著任何一種研究它的學理路徑都勢必是片面的：我們透過限制探索的重點範圍而獲得了分析的切入點。

相應地，方法論的出發點也是多種多樣的：對於一些人來說，在記憶研究中重要的是對於實際回憶感受的現象學分析；另一些人則更看重對於在特定情況下特定資料被回想起的速度和準確性的測量；有人分析用於表達過往記憶的敘述模式；有人調查讓人們形成或運用回憶的技巧和習慣的社會環境；也有人將記憶的效果與神經活動的模式聯絡起來。這些路徑往往發展於不同的學科結構之中，它們不僅體現了對於同一研究物件的不同研究視角，也體現了對於以下兩個問題的相互獨立且往往不易相容的理解，即這一研究物件包含了什麼，以及對它的研究是如何與更廣泛的人類知識結構聯絡起來的。

在這些理解之中，有些依傳統將記憶視為“個體的”或“個人的”，另一些則將記憶視為“社會的”；有些專注於內部的主體性，有些則專注於外部的表現。說到底，記憶並不是一個像櫥櫃中的飛蛾一樣能被明確鎖定的東西；這個詞的有用性體現在對它的檢驗和辯論之中。同樣地，我們也不應認為我們所理解的記憶定義能自動轉移到其他文化之中，或在更早的歷史時期裡顯得合乎情理。

人們需要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定義，而是將對記憶的不同理解彼此聯絡起來的方法、探索它們之間的衝突和交匯的方法，以及比較它們的不同目的和前提假設的方法。要做到這些，同樣要求我們記住，記憶的存在往往或多或少是有點神秘的，因此對記憶的思考也往往或多或少是一項想象性的工作。

透過對模型的使用、透過類比，也透過比喻來探索對它的某種理解——簡單說來，透過比喻和聯想的思維。我們是將記憶視為結構性框架、生產性過程，還是一連串影象？是將它描述為已逝的碎片，還是連線過去與當下存在的線縷？是將它比作一張刻印頭腦中過去經歷的蠟版，還是一間儲藏影象的倉庫，抑或是一座迷宮、一幅全息影象？在這些意象之間做出的選擇為我們往後的思考設定了軌道，也將我們對於記憶的理解與更廣泛的文化捆綁起來。

由此建立起的想象性聯絡，能夠超越產生它們的環境而持存下去，成為銘刻行為序列的支撐物。記憶，停一停吧，你真美麗！可由於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不斷努力理解自然本性、人類本性和自我本性，記憶總是能得到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