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康網訊 “二十五史”是中國曆代的二十五部紀傳體史書的總稱，是在“欽定二十四史”的基礎上又補上的一史。“二十四史”儘管歷來有各種版本，但名目不存在爭議。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又分別編纂出了《清史稿》（趙爾巽等）和《新元史》（柯劭忞）。1921年，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頒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而如今通用的說法則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還有一種折衷的提法，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就形成了“二十六史”。不管怎麼說，一部史書竟然攪起了“誰是正宮”的波瀾，這《新元史》背後的編者是何方高明？
清史館代理館長
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東省膠州人，清末民國官吏、學者。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侍講、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清史館代館長、總纂。有意思的是，《新元史》的有力競爭者《清史稿》的負責總成者，亦是柯劭忞。
柯劭忞
柯劭忞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柯培元是著名詩人，父親柯蘅是音韻學家，母親李長霞亦有深厚的國學功底。柯劭忞幼負文采，七歲時就有“燕子不來春已晚，空庭落盡紫丁香”的詩句。
柯劭忞16歲入縣學為生員，後入濟南尚志書院讀書，授業於書畫家匡源。同治九年（1870年）中鄉試舉人後，便廣泛交遊，先後在遼東、粵、晉等地書院任主講。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及第，入翰林院先後任庶吉士、編修。這是他學術之路的開始。
1914年，民國政府設立清史館，趙爾巽為館長，柯劭忞等為總纂。1928年，趙爾巽逝世，柯劭忞為代理館長。他負責《清史稿·本紀》部分的審閱和定稿；獨立撰寫《災荒志》、《天文志》；整理《疇人》、《文苑》、《儒林》；編排若干人物傳記；指導撰寫天文方面的《時憲制》；最後負責總閱《清史稿》全稿。柯劭忞嘔心瀝血十四年，自始至終參與主持，終於編修完成《清史稿》。
不滿史書自己編
有人就要問了：“二十四史”中已經有一部《元史》了呀？柯劭忞為什麼還要編一部《新元史》呢？
原來，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詔修《元史》，以宋濂、王褘為總裁集中三十名史官從事編纂，先後經過兩次開局，共計二百一十試卷，卻只花了一年多就編完了。這在修史速度上，打破了梁代沈約的記錄。質量可想而知，疏脫訛誤、繁冗蕪雜，為世人詬病。
到了清代，又興起了考據熱潮，學者們對《元史》糾謬證補，並且拓展了元代疆域、還考證西方的學人史料，來增益舊聞。這種風氣從康乾年間發端，到同光年間猶盛。著名的有邵遠平的《元史類編》；錢大昕的《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元史拾遺》、《元史考異》；魏源的《元史新編》；何秋濤的《聖武親征錄考證》；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洪鈞的《元史譯文補正》；屠寄的《蒙兀兒史記》等。
基於歷史原因和時代風氣，柯劭忞吸收前人優秀成果、集各家之所長，傾一己之力，矢志編出一部相對準確、完整、資料新穎的《新元史》。
柯劭忞早年便立下藏書名山的宏願。不管職務幾經更迭，柯劭忞一有機會就蒐集材料，做好準備工作。光緒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入翰林院，開始從事蒙元史研究。當時史學家屠寄正在撰寫《蒙兀爾兒記》，柯劭忞便和他共享材料；魏源撰寫《元史新編》，柯劭忞作過審閱；為了訂正《元史》的謬誤，柯劭忞前後花費了將近三十年時間，整理資料、考證史實、刪除繁冗、補充遺漏、規劃體例、釐清條理；在潛心收集元代史料的同時，柯劭忞還廣泛地從秘籍、野史中旁徵博引；為了最大限度保持史料的客觀性，柯劭忞廣泛參引西方史料，如《史集》、《蒙古史》的可靠譯本。終於在1922年，柯劭忞完成了150多萬字，共計257卷的《新元史》，歷時30多年。同時，柯劭忞又酌情參照《廿二史考異》中關於《元史》方面的記述，寫成《新元史考證》58卷，作為《新元史》的增補。
大總統傾力支援
柯劭忞雖說獨立完成了《新元史》的撰寫，過程中卻離不開一位重量級人物的鼎力支援，他就是民國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晚號水竹村人、石門山人、東海居士。直隸（今河北）天津人。
徐世昌與柯劭忞同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二人很早就是好朋友。徐世昌退隱後，於民國七年（1918年）曾輯印《水竹村人詩集》（又名《徐大總統詩集》）十二卷，柯劭忞為之作序；二人都獲過國外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徐世昌獲巴黎大學文學、法學榮譽博士學位，柯劭忞獲日本東京帝國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後來徐世昌的長孫女還嫁給了柯劭忞的長孫。
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徐世昌自然傾力支援老友，於是徐世昌在總統任期內，民國十年（1921年）十二月四日頒令，把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增入“二十四史”，而成為“二十五史”，把私人修史和官方修史等列正史，令當時的知識界耳目一新。
激發民族自信心
《新元史》成書後，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重視。時任東京帝國的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系教授的箭內亙博士審查了《新元史》，經組織審查會加以研討，認為柯劭忞學識淵博、精力超群，特授予柯劭忞文學博士學位。對於沒有在日本留過學，只是曾經到日本考察過學政（1906年）的中國學者，卻能榮膺博士學位，只有柯劭忞一人，就是因為一部《新元史》。後來，日本設立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25年7月聘請柯劭忞擔任委員。直到1928年5月，為抗議日本出兵山東，已經擔任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總委員會委員長的柯劭忞率領中方委員集體辭職。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機。中國各個階級都在尋找救國的出路。知識分子階層的一些開明人士，把目光投向了西方，開眼看世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能摒棄民族觀念，從少數民族建立的文明和王朝中尋找民族的原初活力，從歷史上曾經強盛的民族朝代尋找民族自尊。柯劭忞重修《新元史》，可以說是增強民族自信心的表現。
柯劭忞編纂《新元史》屬於私人修史行為，這打破了正史歷來是官方集體編纂的傳統，為當時的知識界打了一針強心劑。個人修史擺脫了官方修史的侷限，譬如說為尊者諱、為統治者服務、貶抑前朝等，具有相對客觀性、獨立性、靈活性。
在當時飽受憂患的中國，柯劭忞以一人之力編纂《新元史》，引起了當時強國日本學界的重視，使國人為之一振。
從柯劭忞個人角度說，一個人做成了一群人甚至幾代人的事業，不惟有超拔的毅力，亦有持之以恆的堅守，甘於寂寞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柯劭忞創造了奇蹟。（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