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史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創新不斷，碩果累累。這是史學體制的完善時期，官修史書專門別類。這裡有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史通》。這裡有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鉅作《通典》這裡更有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滿腔報國之志的史學家們，用鮮血換來了一部部的經典。他們會被統治者所借鑑嗎？在這些輝煌的成就背後，唐宋時期的史學家們又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呢？
《史通》撰寫
公元六百二十一年，唐高祖李淵採納令狐德芬的建議，下詔撰修堂之前的史書。這一舉措開創了官修史書的先河。唐之前歷代都設有史官，但是都屬於私家修史。自唐以後，每一個新建立的王朝，照例都要為前朝修史，我國各封建朝廷的政事得以連續不斷，從而儲存了比較完整的史料，官修史書的開創在中國史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也意味著朝廷對史書編纂工作的控制，也越來越嚴格，他所帶來的弊病也為後世所詬病。唐代史官，劉知幾長期擔任史官一職，對使館裡的弊病一清二楚。曾經尖銳的指出了當時史館存在的五大弊端。正是因為劉知幾在史館鬱郁不得志，滿腹史才無所寄託。所以才萌發了自己修制的念頭，併發憤寫作。著成中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劉知幾是如何完成這部專著的呢？
劉知幾，字子璇，今天江蘇徐州人，從小喜歡看史書 ，而且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狀況和歷史發展的大事。在鑽研時說的過程中，他習慣有什麼心得體會，就隨手寫成札記。這為後來撰寫史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曾經三為史臣，但他發現在史館修史很難發揮自己的才識，經常要遵循一些陳腐的修史格式，甚至還要違心的歪曲歷史真相。於是他花了九年時間撰寫了《史通》一書，史通對過去史學做出了批判性的建設性的全面總結。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撰上的特點和得失進行了總結，並且認為兩種體裁不可偏廢，並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多有論述。劉知幾還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對後世有著重大影響。
劉知幾的史學成就同樣影響著他的兒子，他的四子劉秩受其影響，曾經仿照《周禮》六官之法，鑄有《正典》三十五卷。唐中期一位史學家看到《正典》後非常喜歡，但是又覺得他的內容不夠祥，於是在此基礎上編著了通典一書。這是哪位史學家呢？
《通典》編撰
鄭樵編撰《通志》
後來鄭樵的《通志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採用這一體例。他還把《食貨典》放在首要位置，體現了杜佑先進的史學思想，認識到了物質生活條件對文化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在唐朝史學發展的基礎上，宋代史學發展繁榮。陳寅恪先生評價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代史學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宋朝政府非常重視史書的編修，設有各種專門的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等。政府對修史的重視，推動了史學的發展。這一時期湧現很多的史學著作，私人修史尤其興盛，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等。其中成就較大的是鄭樵編纂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鄭樵，字漁仲，今天福建人，自號溪西遺民。學者稱為夾漈先生。他家境貧寒學習刻苦，在治學上興趣廣泛，對經史之學、禮樂等各個門類的學問都加以探究。他正處於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時代，曾經積極主張抗金，但是面對朝廷的屈辱求和，他憤怒不已，萬般無奈之下轉而開始了著述生活，傾畢生之心血寫成了《通志》一書，《通志》共二百卷，是繼司馬遷之後又一部記傳體通史，其中《略》是此書的精華部分。鄭樵的史學思想則透過史學批評表現出來。他的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學術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通知與杜佑的《通典》以及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文獻通考》編撰
史學巔峰著作《資治通鑑》
宋代史學的頂峰之作是司馬光主編的官修史書《資治通鑑》，他的橫空出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也就是今山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他雖然官至宰相卻生活簡樸，他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儒家教化下的典範。神宗熙寧年間，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自請外任居洛陽期間不問政事潛心修。是在當時著名史家劉恕、劉攽，範祖禹等人的協助之下，歷時十九年，主持編修了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鉅著《資治通鑑》。
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鑑，可見當時封建君主已經意識到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的重要性的。此書耗盡了司馬光一生的經歷，從發凡起例到刪削定稿，他都要親自動筆，不假人手，所以成書不到兩年，司馬光便積勞成疾病逝了，中國史學上最耀眼的一顆明星隕落了。
《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共二百九十四卷，記載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其中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一年曆史，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資治通鑑》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要內容，均由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司馬光企圖透過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特別是對一些盛世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著墨頗多，《資治通鑑》對後世影響深遠。南宋史學家李燾就深受其影響，並仿照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作《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為什麼要編著這樣一部史書呢？
李燾，字仁甫，梅州丹稜。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眉山市丹稜縣人，出士時正當秦檜當權，李燾不願合流，致使仕途不暢。他長於吏治，關心民情，但是始終沒有受到重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其中的代表作就是《續資治通鑑長編》，是中國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浩繁的緞帶編年史，總共有一千零六十三卷，歷時二十多年編著而成，記述了自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年間到宋欽宗靖康時期。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歷史，正好與資治通鑑的內容相借。此書原本定名為《資治通鑑》，但是李燾對司馬光十分推崇，認為自己這部書根本不能和《資治通鑑》相比，所以定名為《續資治通鑑長編》。
除了史學鉅著外，宋朝史學的繁盛還表現在拓展的新的領域，出現了一門新的獨立學科，這就是金石學。他的主要研究物件為前朝的銅器和碑石，偏重於對銘文的著錄和考證，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當時湧現出了一大批奠基性著作，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
開放的時代，造就了思想的“百家爭鳴”。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史家們用生命書寫的史書，不能挽救唐王朝覆滅的命運，也無力改變南宋偏安一隅，屈辱求和的政策。但他卻警醒著後世之人，以史為鑑，莫在踏上前朝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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