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唐宋商人：９世紀中葉後中日佛教交流不可或缺的新助力》

姚瀟鶇

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工黨支部書記。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上海市宗教學會理事、副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佛教史。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完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專案1項。在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1項。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釋出。

摘 要：

9世紀中葉後，中日佛教交流並未因遣唐使的廢止而停滯，晚唐五代兩宋時期，交流的規模反而日益擴大，唐宋商人為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新助力。商人不僅為僧人的往來交通，還為經書、法物的流通，通訊的傳遞以及日僧在華的行程等提供多方面支援。這些現象的產生與唐宋商人成為這一時期中日貿易的主要承擔者有關。不少商人擁有豐富的航海、造船技術與經驗，有些還熟練掌握日語，在日僧巡禮求法行程中能充當通事，協助處理相關事宜等。

關鍵詞：

9世紀中葉；唐宋商人；中日佛教交流

遣唐使在中日佛教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和紐帶作用，關於此，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唐乾寧元年），菅原道真上奏，請求正式停止遣唐使的派遣，朝廷順勢予以批准。這向來被認為是遣唐使廢止的標誌。但事實上，隨最後一次派出的遣唐大使藤原常嗣於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唐開成四年）回到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已完全停止了。遣唐使在９世紀中葉被實際上廢止，但並未造成中日間佛教交流的停滯。晚唐五代兩宋時期，相互的交往反倒更為便捷，相應地，交流的規模、頻次等也日益擴大。這主要是因為交往的形式發生了改變，民間的商船成為了新的媒介。此時期，中日間僧人的往來交通，主要就是搭乘唐宋商人的商船，關於此，前揭木宮氏的研究中也有相關內容，無需贅述。此外，唐宋商人還為這一時期的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助力。

一、經書往來的助力

經書對佛教傳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唐五代兩宋時期，大量的佛教經卷就是透過中土商人運送到日本的。如清和天皇貞觀三年（861，唐鹹通二年）長安的智慧輪三藏就託付詹景全將７本“新（譯）經法”送到了已回國的圓珍處。陽成天皇元慶五年（881，唐中和元年）李達依圓珍之囑，付張家船送來“一切經闕本一百二十餘卷”。詹景全和李達都是頻繁往來於中日之間經商貿易的唐朝商人。

又如北宋雍熙三年（986）六月，日僧奝然乘坐宋朝台州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國，第二年回到京都，隨身攜帶《大藏經》5048卷。又一條天皇長德元年（995，宋至道元年）宋朝天台宗僧人源清，委託商人朱仁聰，將《法華示珠指》《龍女成佛義》等７部中國天台宗僧人的著述送到日本比叡山。又後鳥羽天皇時期（1183—1198）宋朝商人張成、李榮分別向宗像神社佈施過佛教經書。另據《日吉山王利生記》，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幫助下，日僧重源於後鳥羽天皇建久五年（1194，宋紹熙五年）十一月得到宋版《－切經》。9世紀中葉起，日本大宰府（掌管博多津）就有任命中國商人為通事即翻譯的情況，如唐商張友信就曾長期擔任此職。從李宇的姓名看，他並非日本人，因此李宇是一位在日貿易的宋朝商人的可能性很大。

不僅從中土，宋朝商人還從朝鮮半島向日本輸入佛教典籍。鳥羽天皇元永三年（1120）宋商莊永、蘇景等從高麗攜帶佛教經典百餘卷前往日本，在途中遇到了海賊，蘇景等人奮起反抗，擊退海賊。經書雖有溼損，但大部分還是安抵大宰府。

從五代開始，佛教經籍的傳播已不再是單向的了。由於唐武宗滅佛，在中土，天台宗的經典已散逸不全。“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訊。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前述源清託付朱仁聰將7部經書送到日本比叡山，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換取智者大師所著的《仁王般若經疏》等“臺教遺失書六部”，朱仁聰也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正是這些經典的回傳，天台宗在北宋時期得以復興。

不僅回傳經典，北宋開始，日本僧人還將自己撰述的佛教著作，託付宋朝商人傳播到中土。據正元古抄本《源信僧都傳》，一條天皇寬和二年（986，宋雍熙三年）正月，日本惠心僧都源信面會赴日的宋商朱仁聰，把自己所著的《往生要集》3卷託付他帶回中國“流佈”。但據《扶桑略記》等史書，朱仁聰於一條天皇永延元年（987，宋雍熙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來到日本，永延二年還向當權者“獻羊”。因此，寬和二年應為永延二年之誤。不過，寬和二年的時候，源信曾委託另外一位宋商周文德，將《往生要集》以及源信的師父慈惠大僧正良源著的《觀音贊》，著作郎慶保胤著的《十六觀想贊》《日本往生傳》等帶往中土，“令知異域之有此志”。一條天皇正曆元年（990，宋淳化元年）周文德再次赴日，並於次年二月十一日寫信給源信，信中提到，“《往生要集》三卷奉持參詣天台國清寺”。除朱仁聰、周文德外，源信還託付過其他宋朝商人將《往生要集》帶往中土，具體名字已不可考。但正曆元年，同周文德一起赴日經商的揚仁紹帶來了“宋婺州雲黃山（僧）行辿”的回信，說已經收到《往生要集》，與回信同時送到的還有一些佛教經卷。“正歷三年壬辰歲春三月，（源信）更寫一本（《因明論疏四相違略註釋》），付大宋國商客揚仁侶（應為揚仁紹），傳婺州雲黃山行辿和尚。”源信再次將自己的佛學論著託宋朝商人帶往中土。

二、佛像、供養物、建築材料等法物流通的助力

各種法物（文中採用的是法物的廣義含義，即指除了經書外所有與佛教信仰有關的物品）特別是佛像、供養物等也是佛教信仰與修持中必不可少的，晚唐五代兩宋時期，不少法物也是靠往來中土的商人運送到日本的。如文德天皇齊衡三年（856，唐大中十年），商人李英秀、陳太信赴日，同船帶去了“天竺貝多樹柱杖一枚、廣州班藤柱杖一枚、琉璃瓶子一口”，“永充供養”。這些法物是由日僧圓珍託付他們送回的。又清和天皇貞觀九年（867，唐鹹通八年），唐溫州內道場供奉德圓將“繡文極樂淨土一幅”“織繪靈山淨土一鋪”“紺琉璃壺”等法物託付“向國之便”的唐商詹景全帶往日本，交給圓珍。此行，詹景全還帶去了“上自釋迦、迦葉，下至唐慧能”的“付法大師影像”。

又如前述一條天皇寬和二年，5千餘卷的《大藏經》由鄭仁德的商船送往日本，同船的還有十六羅漢的繡像。又如一條天皇寬弘九年（1012，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宋商周文裔，將入宋僧寂照收藏的觀音像一幅帶往日本。又如後一條天皇長元四年（1031，宋天聖九年）宋朝商人周良史曾向日本棲霞寺贈送文殊及十六羅漢繪像。又如宋朝福州商人潘懷清多次違反規定，不到年限就赴日貿易。後三條天皇延久二年（1071，宋熙寧四年）潘懷清再次違規來到日本，大宰府原擬將其直接遣返，但因“貨物解文之中，注進（貢）佛像並文書等。而若被回卻者，恐存不被用，如此佛像書籍，後來商客永不貢進”，為此啟奏朝廷定奪。可見，赴日商人的進貢，亦是當時日本佛像的重要來源之一，不然大宰府也不會為此事專門上奏。

後鳥羽天皇建久元年（1190，宋紹熙元年），日僧榮西在天台山“取道邃法師所栽菩提樹枝，付商船種筑紫香椎神祠”，得以存活。此後日本各地的菩提樹大都是從此樹取枝分栽的。可見，在佛教中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法物——菩提樹得以移栽到日本，也要歸功於商人的協助。

唐宋商人不僅協助將中土的法物運往日本，有時也將一些日本官方或信眾佈施的供養物帶到華土。如圓珍就託唐商李達將“砂金五十小兩”帶給長安的智慧輪三藏，“充和上水漿之資”。又“日本國惠萼闍梨［弟］子，會昌二年（842）禮五臺山，為求五臺供，就李驎德船卻歸本國去，年年將供料到來”。因為不可能年年有日僧入唐，因此年年到來的供料，大都應由往返中日間的唐朝商人送去的。又據《平家物語》記載：平重盛從九州將船主妙典召至京城，拜託他將三千兩黃金捐贈中國的育王山，以求僧侶為平家來世祈福。《源平盛衰記》將船主記載為“唐人”，即從事宋日貿易的中國商人。

兩宋時期，一些日僧歸國後，還募集建築材料送往中土，因為這些建築材料都用於修造寺院，因而也能歸為廣義的法物。如日僧重源（1121—1206）曾入宋巡禮，見育王山舍利殿“破壞年久，營作失便，於是運我朝之大材”，重修精舍。又據《天童山千佛閣記》：日僧榮西隨天童山虛庵懷敞受學時，該寺準備修築千佛閣，榮西允諾，“它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為助”，“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又四條天皇仁治三年（1242，宋淳祐二年），圓爾辨圓“聞（大宋）徑山（寺）有災，勸謝國明化千板贈之”。第二年，圓爾在給佛鑑的信中講述了謝國明為了結緣，送了櫪木100斤。

其時，在中日間往來的海船主要是民間的商船（詳見後文），且這些建築材料的募集、運輸又都是僧侶們的私人行為，因而這些建築材料的運輸還須要依靠往來貿易的商人，其中不少應是宋朝商人，比如上引文獻中唯一留下姓名的謝國明就是“在日宋商的領袖人物”。

三、通訊傳遞的助力

圓珍回到日本後，與長安大興善寺的智慧輪一直保持通訊往來，這些書信都是由唐朝商人傳遞的。如陽成天皇元慶六年（882，唐中和二年）七月十五日，圓珍寫了一封親筆信，交商人李達送到長安的智慧輪處。在這封書信中還提到：唐鹹通二年（861，清和天皇貞觀三年）十一月五日，智慧輪就圓珍提出的一些佛法上的“疑難”寫了一封回信，當然此前還應有一封圓珍提出問題的來信；清和天皇貞觀五年（863，唐鹹通四年）時，圓珍再次致信智慧輪。這三次都是由“詹景全奉（的）書信”。清和天皇貞觀九年（867，唐鹹通八年）唐溫州僧人德圓也將書信託付詹景全送到圓珍處。圓珍回國後與天台國清寺諸僧也保持著聯絡，如陽成天皇元慶七年（883，唐中和三年），唐商桓志貞至大宰府，帶來了國清寺諸僧寄（圓珍）書。國清寺的元璋、清觀與圓珍交情尤深，圓珍回國後仍“商舡來往，音問相繼”。

寂照，又作寂昭，日本天台宗僧人，一條天皇長保五年（1003，宋鹹平六年）渡海來宋，曾到天台國清寺參訪，呈上日僧源信所託付的“臺宗問目二十七條”。後欲歸返日本，但被挽留。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示寂於杭州。寂照在宋期間，與日本方面的書信往來極為頻繁，見於記載的就有，一條天皇寬弘四年、五年、九年，後一條天皇萬壽四年、長元五年等。這些書信都是由“南海商人”“商客”等傳遞，其中有２人留下了名姓，分別是“宋商周文裔”與“大宋國商客陳文佑”。

又後鳥羽天皇建久年間（1190—1199）宋商張國安曾來到博多，傳達臨安靈隱寺佛海慧遠禪師的預言。又比叡山的覺阿上人回國後，自高倉天皇安元初年（1175，宋淳熙二年）起也與宋僧佛海慧遠保持通訊往來。又日本東福寺的開山辯圓（1202—1280），常和宋朝臨安府徑山的無準師範相通音訊。另日僧無本覺心也保持著與宋僧無門慧開的書信往來。其中不少的往來書信都是由宋朝商人傳遞的。

圓珍在《上智慧輪三藏書》中言明，此次通訊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抄集疑文，進上待決”。源信託寂照帶往天台山國清寺的信件中，主要就是與天台佛學有關的27個疑問。這些所謂“決疑難”的內容應是晚唐五代兩宋時期中日僧人間通訊往來最主要的內容之一。而這些疑難的解決，顯然對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日僧巡禮求法途中的好助手

“釋覺阿，世姓藤氏……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遊。”可見正是商客所提供的諮訊，成為促使覺阿上人啟程前往中土的關鍵因素。而商人擁有較好的經濟條件，也能對日僧的巡禮求法活動提供一些資助。如後堀河天皇貞永二年（1233，宋紹定六年），日僧圓爾辨圓打算入宋學習臨濟宗佛法，但苦於經費不足，在博多滯留一年之久。圓爾後來在中土商人謝國明的資助下，於1235年乘船前往南宋。這些唐宋商人由於長期赴日經商貿易，其中不少人較熟練地掌握日語，因而想要入華的日本僧侶與他們溝通也很方便。而且當日僧抵達中土後，這些商人還能繼續發揮通事的職能，甚至是出面處理一些事務，協助這些日本僧侶達成目的。比如慧運在唐朝求法期間，李處人“東西任命，駈（驅）馳隨力”。張友信在真如法親王到達明州後，一度擔任了翻譯的工作；而任仲元還與真如法親王一起“駕江船牽索，傍水入京”，“陪同真如在唐國內處理各種事務”。又如成尋等8位日僧在中土的活動，幾乎均與一位宋朝商人陳詠相聯絡。“因成尋師徒不會說漢語，他們與宋人交往時，需要通事即翻譯人員進行語言溝通，陳詠便是他們在華期間最主要的翻譯人員。陳詠還幫助成尋一行預定客房、租賃車馬、僱傭人力、購買日常用品和代購書籍等，是成尋的得力生活助手。在許多場合（如與官府、僧侶打交道），事實上陳詠是作為日本僧人的經手人和擔保人的身份出現的。而成尋對中國的印象和認識，除了自身的所見所聞外，通事陳詠也是他獲得新資訊的重要來源。此外，成尋有時也透過陳詠與赴日宋商之間的資訊網路，瞭解日本的情況。”

五、現象產生的原因

唐宋商人為何在9世紀中葉以後的中日佛教交流中能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首先，由於地理因素的限制，能在中日之間往來的交通工具就只有大型的海船，而當時能夠擁有或僱用這些海船的，除了官方使節外，也只有商人了。因而對那些非官方派遣而要入華巡禮求法的日本僧侶來說，跟隨商人與之同行成為了必然的選擇。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唐開成三年），最後一批遣唐使出發，乘坐的是專門修造的“遣唐使舶”，但是回國的時候，因為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嫌使船不完備，最後從楚州（今江蘇淮安）“駕楚州新羅船九支，傍新羅南以歸朝”。足見9世紀中葉，日本的航海和造船技術仍較為落後，加之日本商人在唐日間長途販運中的缺位，因而選擇日本商人與商船的可能性極小。新羅人有優良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新羅與日本間的私人貿易活動，可能７世紀後期便開始了，此後一直掌握著唐日貿易的主導權。但到９世紀中葉，李延孝等“大唐商人”崛起並“擔起領導角色”，新羅商人在唐日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此外，8世紀時，由大宰府（博多）出發，航行至肥前國松浦郡的值嘉島，即今天日本長崎外海的平戶島及五島列島，海船在這裡候風起航，中間不再停靠，一氣呵成橫渡東海，直達中國東部沿海的航線被發現，這條航線也就是慧運、宗叡、圓珍等日僧來回時所走的路線。這條航線實現了唐日之間的直通，不必像過去那樣必須經朝鮮半島繞行，大大節省了航行的時間。到了9世紀中葉時，這條航線已成為唐日間最主要的交通路線。綜上，９世紀中葉時，對非官方派遣而想要入唐巡禮求法的日本僧侶而言，跟隨唐朝商人的商船往來已成為他們最主要的選擇。

宇多天皇寬平六年，菅原道真以唐朝衰微和航海危險為由上奏，正式終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後，日本對外採取消極態度，除了和當時少數幾個國家保持外交關係外，幾乎處於鎖國狀態，更嚴禁本國人私自前往海外。如後冷泉天皇永承二年（1047，宋慶曆七年）時，有一位名叫清原守武的人，因為私自入宋貿易，貨物被沒收充公，人則被流放，同行的５人也都被判處徒刑。而這一政策持續了近300年時間，因而五代與北宋時期，在中日之間往來貿易的幾乎都是中土的商船。相應地，想要入華的日僧也只能尋求中土商人的幫助。

平定保元之亂（1156）後，平清盛出任大宰大貳，掌管了大宰府機要，因看到日宋貿易的利益，就加大獎勵，試圖開啟日本的國門。在確立了平氏政權以後，他不顧貴族們的反對，積極地和南宋開展貿易。雖然政策有過反覆，但總的來說，從南宋中葉開始，往來中日間經商貿易的日本商人和商船逐漸增多，因而也出現了搭乘本國商船入宋的日本僧侶。但就總體而言，搭乘宋朝商船的比例更高，可見，中土商人還有其他方面的優勢。

其次，唐宋商人擁有豐富的航海、造船技術與經驗。如張友信，除了前文提到的商人、通事外，還有一種身份，就是商船上的“柂師弦張友信”。高楠順次郎認為“弦”字難解，可能弦張友信是張友信的日本名字，也就是說張友信應是這艘船的柂（舵）師。筆者認同高楠氏的觀點，且即使“柂師弦”是一個專有名詞，從名稱看肯定也和掌舵、領航有關，其在航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船的還有一位“柂師弦任仲元”，任仲元同樣也是商人。李延孝是9世紀中葉活躍在唐日之間的重要商人，見於史料記載的赴日貿易就有８次，當然實際往來的次數肯定更多。張友信在9世紀中葉也頻繁往來於唐日之間，興販貿易，次數不少於李延孝。從999—1005年間，宋商曾令文至少4次赴日。孫忠在1065—1085年的20餘年間，見於文獻記載的赴日貿易就有7次。多次的往返，自然會積累下豐富的航行經驗。此外，從《真如法親王傳》的記載看，張友信還應懂得海船的修造，送真如法親王入唐的船舶，就是由他組織，在日本新造的。無獨有偶，唐商李處人也懂得船舶的修造，慧運隨李處人等離開大宰府，航行至值嘉島，“船主李處人等，棄唐來舊船，便採島裡楠木，更新織作船舶”。可見，9世紀中葉以後，活躍在中日之間興販貿易的唐宋商人中，不少人掌握了豐富的航海、造船技術與經驗，這也成為有入華巡禮、求法志向的日本僧侶多選擇搭乘中土商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這是能夠順利到達目的地的重要保障。頻繁的往來也使得唐宋商人能夠成為這一時期中日間經書、法物流通，通訊傳遞的主要承擔者。

再次，中土對大多數日本巡禮求法僧來說都是從未到達過的陌生地方，選擇跟隨唐宋商人前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商人本就來自中土，而且由於經商的需要，對各地的道路關隘、風土人情等都有所瞭解。與他們同行，不僅能借助他們的交通工具，還能獲得有關目的地的相關資訊。來華巡禮求法的日本僧侶，雖然都能認識和書寫漢字，但是其中不少人會話能力較差。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與中土僧侶交往中，以及與官府打交道過程中都需要有通事的協助，這些土生土長並因貿易需要而懂得日語的商人自然是通事的首選，他們為日本僧侶在中土的巡禮求法行程，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

此外，當時在中日間往來貿易的唐宋商人中，不少人就是佛教的信眾，如從圓珍給智慧輪的書信中可知，李達和詹景全都是圓珍的“門徒”；始終伴隨成尋左右的陳詠，最終剃度出家，成為成尋的弟子；後深草天皇寶治二年（1248，宋淳祐八年），“（日本）筑前承天寺火，圓爾長老自洛至承天，謝國明不日造殿堂十八宇”。相同的宗教信仰，也使得這些商人樂於協助那些入華巡禮求法的日本僧侶。

正是由於唐宋商人具有以上這些優勢，使得他們在９世紀中葉以後成為中日佛教交流不可或缺的新助力，在他們的幫助下，中日之間的佛教交流呈現出比此前更繁榮的局面。

【注】文章原載於《宗教學研究》2021年第1期。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