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元代金銀的用途是什麼？金銀的使用為元朝帶來了什麼影響？

在元代，金銀主要在賦稅形式、軍費開支、賞賜手段、宗教祭祀這四方面為國家與皇帝所用。當然，國家的金銀使用主要是前兩方面，皇帝及皇室的除生活使用外，更偏重於後兩方面。金銀在元代一直作為國家重要的賦稅形式，金戶輸金每年都有固定的定額。據《元史》載，至元五年（1268）“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棲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而這個定額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逐年增加，“歲定金額，有增無減”。

白銀作為賦稅徵收，是伴隨著元初五戶絲制的建立而興起的。五戶絲制是在“以遊牧為業的新興蒙古封建主統治地主制經濟高度發展的農業區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新的政治經濟政策”力，目的是緩和當時蒙漢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包銀就是這種新的政治經濟政策下的產物。包銀最早始於真定守臣史天澤井，後於憲宗蒙哥乙卯年（1255）定為天下例，一開始收銀六兩，而後降為四兩，銀、絲各半。這期間，諸汗王、世侯在領地內大肆掠奪金銀，科差不斷，平陽一道尤為嚴重。

但隨著元朝的建立，蒙古統治者逐漸瞭解並掌握漢地農業經濟地區的管理方法，尤其是鈔法的制定，包銀就不再徵收白銀，而是由紙鈔代替。至元元年（1264），“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雖然，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七年（1320）之後又向江南地區的回回徵收包銀，也只不過是以鈔折納，“更每戶額定包銀二兩，折至元鈔一十貫驗著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呵”。白銀最終只作為元代稅賦中礦課收入，由各地提舉司徵收。可見，金銀在元代一直作為重要的賦稅形式支撐著元代的國家支出，儘管一部分金銀並不是開採得來，而是由民間交換購買得來的，成為了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

金銀與楮幣、其它實物一樣是元代軍費開支的重要部分，除個別情況下作為戰爭支出外，更是由於金銀自身的特性而專門作為賞賜戰功的重要手段。除戰功賞賜外，為保障統治的穩定，對出鎮的宗王元代皇帝也會以金銀厚加賞賜。因此，金銀經常與幣、鈔同時賞賜，除金銀無法確定在元代是否成為貨幣外，幣、鈔都是元代常用的貨幣支付手段，可見金銀在元代軍費支出中是發揮著它的某些貨幣功能的。

除戰功賞賜外，金銀還大量的被用在歲賜、朝會（大小忽裡臺）賞賜、登基賞賜、其他表彰與賞賜中；更有甚者，諸王公主婚喪嫁娶也都有大量金銀賞賚。金銀在元代國家與皇帝的賞賜中常常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在所賞錢物中的比重以及數量，都是前代不可企及，後代無法達到的。

元代的歲賜比較穩定，除了政權更替，部分反對派的諸王歲賜被暫時停止外，基本上每年賞賜。歲賜與包銀一樣，同樣是蒙古統治者統治漢地農業地區產生的五戶絲制下的新產物除了以上各種賞賜之外，元朝國家與皇家的金銀開支的重要部分就是宗教祭祀與喪葬典禮。元朝皇帝相信各種神祇的力量，宗教政策十分寬鬆，“命其後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並認為奉祀之神道與夫崇拜之方法毫無關係”，這一準則自成吉思汗制定以來一直被貫徹到蒙古人退出中原地區。在這種寬鬆的宗教政策之下，大量的黃金被用於宗教用途。以忽必烈為代表的元朝蒙古皇帝都是比較虔誠的佛教徒；而在佛教的傳統中，金銀更是佛教的西方七寶之首。因此，金銀就成為了皇帝們施捨佛事的主要內容。

蒙古人雖然在漢地建立了政權，但是仍保留一些草原上的傳統，而這種對金銀器皿、服飾等的鐘愛以及用贈與金銀來表達情感都是遊牧傳統的延續。蒙古皇帝每歲脫舊災、迎新福所舉行的儀式，就要“奉銀槽貯火”，作為法器。同樣，后妃誕下皇子皇孫，則要“錫百官以金銀彩段，謂之撒答海”，作為祝賀。而元朝皇帝用金銀作為生活用具、飲食器皿更是不在話下。雖然元朝皇帝也接受漢臣建議，“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禁”，但仍是無法拒絕金銀的誘惑，甚至在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在大殿打造了一個巨型大樽，“樽以木為質，銀內而金外，鏤為雲龍，高一丈七寸”。這樣一來，上行下效，必然帶動了整個元代社會的金銀使用與消費的風氣與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