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很多人評價宋朝是“經濟上的巨人，軍事上的侏儒”，雖然這種觀點很偏頗、很誇張，但無形中也點明瞭一個客觀現象，即國力強盛、名將輩出的宋朝，的確沒有像漢唐那樣征服四周，反而備遭異族的欺辱。其實，宋朝之所以“不堪”，有著自己很大的苦衷，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宋朝版圖跟漢唐相比，“縮水”很嚴重

其一，缺少戰馬，而且北方天險盡失。漢族聚居區之外，幾乎全是馬背上的民族，要想抵禦他們的侵襲進而征服他們，那麼必須在戰爭中大量使用戰馬，用敵人的武器來戰爭敵人。由於西北、河套是傳統繁衍、養殖戰馬的地方，但上述地區卻全被外族侵佔，且嚴禁戰馬輸入中原，由此導致宋朝的戰馬數量奇缺，唯一能輸入戰馬的地區，只剩下從吐蕃六穀部進口一徑而已。

其實宋朝並不缺少馬匹，但能用於作戰的卻是極為稀少。宋太宗時期，曾組建過一支人數在3-4萬間的騎兵部隊，而這竟然也是帝國的全部“家底”。此後，宋朝戰馬數量即使到達最高峰時，也從未超過5萬匹（詳情見《宋史·卷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馬政》）。戰馬數量如此稀少，不要說征服異族，就是算跟動輒便能出動十數萬騎兵的遼夏等國打成平手，已經算是奇蹟。

燕雲十六州形勢圖

更加致命的是，“兒皇帝”石敬瑭為了做皇帝，將幽雲十六州等形勝之地拱手獻給契丹，導致中原門戶大開，在對抗北方民族入侵時，幾乎無險可依。雖然周世宗一度對遼用兵，並且收回三關之地，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隱患，以至於宋朝立國後，疲於應付外敵入侵且自顧不暇，焉有餘力勞師伐遠？

其二，以文制武，嚴重約束武將的自主性。漢唐兩朝之所以能深入敵鏡、拓地萬里，固然緣於有一支強大的騎兵，但更重要的，則是朝廷對將領們的信任。但在宋朝，情況卻完全不同。宋太祖登基之初，鑑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夫跋扈的現象，“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元城語錄·捲上》），採取了一系列以文制武、強幹弱枝的措施，固然消除了武將作亂的隱患，但同時也造成了對武將的防範過嚴。

“杯酒釋兵權”後，宋朝確定以文制武的國策

皇帝對於武將的防範，不僅在於實行調兵權與指揮權相脫離、文官監軍、將帥平時與士卒隔絕等等措施，而且還創意十足的製造出“御製陣圖”這種奇葩玩意兒，用來指揮前線將領在戰場上行軍紮營、佈陣作戰等事宜，嚴禁將帥按照自己的思維行事。如此一來，將領們成了皇帝的“提線木偶”，毫無自主性可言，更談不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用這樣的將領打戰，怎會完成如衛青、李靖一般的功業？

宋史中關於“御製陣圖”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在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在檢閱諸軍按照“陣圖”規定而進行的操練情況時，便有武將提出，雖然諸軍在操練時進退有序、嚴肅齊整，但在臨陣對敵時卻毫無用處，不如讓他們學習如何發弩射箭，提高殺敵技能為宜（“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見《宋史·卷一百四十八·兵九》）。

宋朝的陣圖

而事實也證明，只有破除對“陣圖”的迷戀，發揮將帥在前線的自主性，才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比如宋初的滿城之戰（979年），名將李繼隆果斷拋棄陣圖，改用與其相悖的陣法迎敵、大敗遼兵，便是典型的戰例（詳情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列傳第十六》）。只可惜像李繼隆這樣敢於違反皇帝命令、發揮自主的將領少之又少，其在對外戰鬥中能取勝，便是少見的現象了。

其三，異族組織化程度很高，已非漢唐時期可比。無論是匈奴、鮮卑，還是突厥、薛延陀、回鶻，這些北方異族從未建立過高度組織化、集權化的國家，單于/可汗命令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其他部落首領對他的依附程度。而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又註定了他們要靠天吃飯，一旦遭遇天災，往往便會陷入無以為食的困境。以上情況決定了外族生存的脆弱性，從根本上來講就不是漢唐的對手。

無論是契丹人還是党項人，都組建了國家

但情況到了宋朝卻發生鉅變，無論是契丹人建立的遼，還是党項人建立的西夏，無一例外都是高度組織化、集權化的國家，帝王命令的有效性跟宋朝一樣。不僅如此，遼和西夏在保留本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利用被征服的漢人大力發展農業、積蓄物資，基本上已克服“靠天吃飯”的困境。如此一來，若想效仿漢唐、深入敵鏡作戰，所消耗的軍隊、物資將是前者的數十倍，絕非宋朝所能承受。

其實，宋朝之所以不能效仿漢唐、拓地萬里，除了上述三點原因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要素，因為限於篇幅，在此不做展開。不過，宋朝雖然版圖嚴重不及漢唐，未能實現“四夷臣服、萬國來朝”的盛況，但卻並未阻止它成為史上最富庶開放、最有魅力的王朝之一，而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也能享受安定富足的生活，這一切，已然是偉大的成就，不是嗎？

史料來源：《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