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是在春秋時期與晉國並稱的兩大霸主之一。齊國自齊桓公歿後，其霸業一蹶不振；秦國也自殽之戰後，就再無“秦晉之好”，轉而支援楚國與晉國爭霸。事實上，秦國淪為了楚國的跟班；齊國淪為晉國的跟班。而吳越爭霸其實原本是晉楚爭霸的一個部分，晉國為了從楚國的後方牽制楚國，便扶植了吳國。而楚國不堪吳國的騷擾，便在吳國的後方又扶植了越國。且吳越之地又偏於東南，不但難以用力於中原，其國勢也在稱霸後轉瞬而下。論霸業之長久，唯有晉楚兩國。

而進入戰國時期，晉國三分不必說。可是，偌大的楚國並無分裂，卻為何面對秦人的咄咄攻勢，只有捱揍的份，而全無反抗之力呢，其表現反不如趙國出彩？但到了秦末之際，楚地卻迸發出驚天之力，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蕭何、韓信等抗秦之豪傑又皆為楚人，這又是為何呢？

其實，這要歸結到楚國的政治制度。我們都知道“晉無公族”，當初晉國“曲沃代晉”，以小宗取代了大宗。晉獻公怕“曲沃代晉”的故事再次重演，便盡滅了桓、莊之族（晉公室的旁支強族），驅逐了其他實力較為弱小的旁支。並規定除了世子外，其他諸公子成年後，必須出居到國外。也因此造成了“晉國無公族”的這一諸侯特例，更使得晉國國政漸漸旁落於“六卿之臣”之手，從而導致了最終的“三家分晉”。

可是，楚國的情形卻與晉國正相反。有個成語叫“楚才晉用”，原出處於《左傳》中“雖楚有才，晉實用之，”一句。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的字叫“晉卿”，也是取的“楚才晉用”之意。我們看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曆史，便於我們考證的，楚國最高階的兩個官職“令尹”（國相）與“司馬”（大將軍），幾乎清一色的是由出自於楚國的公族人員擔任的，至於其他職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楚才又何止只是為晉用？還為吳所用、還為越所用，還為秦所用。吳越爭霸時期的雙方核心智囊人物，吳國方面，不但伍子胥是來自於楚國，就連那個深受吳王夫差寵信的伯嚭也是來自於楚國的。而越國方面，輔助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破吳稱霸的范蠡、文種等原也都是楚國人。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吳起在楚國變法失敗了？楚國就如同一家根深蒂固的家族企業，又豈是外人能夠輕易變革的？而楚國的“用人制度”也自然是在“親中選能”，外人是很難進入楚國高層核心的，這種狀態一直沒有得到根本地改變。到楚漢之際，據陳平所言：“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 其實，項羽在用人方面也不過是延續了楚國的政治傳統。

我認為，正由於楚國這個政治特點，也使得主張“出世”的道家流派產生於南方。而秦朝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楚地盤根錯節的舊貴族勢力。而使得楚地的平民階層也獲得了一線陽光，從而才迸發出了驚天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