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韓非子、李斯、張蒼等人的老師。其“性惡說”與孟子的“性善說”針鋒相對，強調人的後天學習對道德的影響，被後世尊為儒家“後聖”。

荀子曾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論兵”，而說道：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齊桓公、晉文公）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商湯、周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戰國時期，齊國軍隊的戰鬥力之差，是深有共識的。孫臏誘龐涓，即說道：齊號為“怯”，彼三晉（韓、趙、魏）之兵素輕齊。而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除了在齊桓公以及齊威、齊宣期間，軍事稍微強振之外，其他階段基本上都屬萎靡不振。

而魏國繼承了晉國最為核心的一塊，其開國國君魏文侯又是一代賢君，在戰國時期首先實行變法，而使魏國在戰國時期率先稱雄。魏國還擁有一支由吳起訓練、創立而成的強悍重灌步兵軍隊——魏武卒，魏武卒之強，一時橫行於天下幾十年無敵手。魏惠王（也稱梁惠王）也曾對孟子說道：“晉國（魏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實行“獎勵耕戰”、“利出一孔”的政策，驅使秦人必須以敵軍的頭顱換取功名與富貴，激發了秦人對戰爭的渴望。自此，秦軍出關征戰天下，就鮮有敗績。致使東方六國諸侯畏秦如虎，皆謂秦軍為“虎狼之師”。

故而，荀子說：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但是，荀子還說道：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齊桓公、晉文公）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商湯、周武）之仁義。就難免會讓人生疑，秦軍的戰鬥力，難道真的還敵不過齊桓、晉文之兵嗎？

春秋時期，其戰爭的規模與激烈程度遠遠不能與戰國時期並論。就拿晉文公“退避三舍”的典故來說，一舍（安營駐紮之意）為三十里，即一天的行軍路程。而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 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清晨至晌午）而趨百里。

由此觀之，晉文之兵，在魏武卒面前，簡直就如同與稚童相嬉。而愈是久遠的戰爭方式，就愈是落後，宋襄公的戰爭思維就基本停留在周武王時期，“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古之為軍也，不以阻礙也。。。不鼓不成列”。也難怪梁啟超會說，牧野之戰的激烈程度還不如廣東的鄉村間械鬥。

故而，秦之銳士遇桓文之節制，不但不會若焦熬投石，反而當若以湯沃雪。那麼，荀子為何卻要說秦軍的戰鬥力，遠不如桓文之兵呢？

其實，這主要是荀子為宣揚其“仁政愛民”的思想。荀子說道：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善射）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趙氏先祖，善御）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而當李斯質疑道：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荀子答道：。。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而在《荀子·議兵》的篇尾，荀子還言道：兼幷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幷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幷齊， 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 故秦奪之。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

秦軍之強，是有目共睹的，但荀子卻從秦軍之強中，看到了隱患（末世之兵，未有本統）。秦過於暴虐，而缺乏仁義，故兼併天下雖易，而凝天下卻難，絕非長久之道。故而，從這一點上，荀子認為秦軍遠不如桓文之兵，而桓文之兵又不如湯武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