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輔彭時過世後，明憲宗依照他的推薦，任命商輅（lù）擔任了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內閣首輔。接下來，我們一起走近這位聞名後世的首輔大臣。
商輅（1414年——1486年），字弘載，號素庵，浙江淳安人，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內閣首輔。在明成祖朱棣廢除了黃觀的“三元及第”頭銜後，商輅成為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上第一位“三元及第”的狀元，即連續考中“解元、會元、狀元”這三元。
商輅自幼就聰慧異常，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神童，只是略微木訥少言而已。不過，他的這個“神童”頭銜卻是貨真價實的，不像其他人一樣“泯然眾人矣”，商輅簡直是“神”一般的存在著。
1435年，20歲的學霸商輅參加浙江鄉試，毫無爭議的高中頭名解元。
1445年，30歲的商輅入京參加會試，繼續高奏凱歌，又取得了頭名的會元。同年， 他參加殿試再一次奪魁，被明英宗朱祁鎮欽點為頭名的狀元。
之後，商輅進入翰林院擔任修撰，開始在此熬資歷。頂著“三元及第”的光環，商輅自然成為朝廷的重點培養物件，在正統十二年進入東閣。儘管東閣算不上是實權部門，但卻是大明王朝高階人才的孵化基地，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中央黨校。
隨著“土木堡之變”的爆發，大明的數十萬軍隊和數十位重臣在此殉國，連同明英宗朱祁鎮也被蒙古人俘虜。
土木堡之變劇照
在土木堡之變後，商輅原本順順當當的光明前途也就此改變。因為，隨著朱祁鈺的登基，隨著年號由正統換成了景泰，一切都得重新洗牌，重新排隊。
好在，商輅迅速抓住了機遇，在是戰是遷的問題上，他堅決支援于謙等主戰派，誓言明廷保衛北京城，抵禦瓦剌的入侵。
眾志成城之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徹底趕跑了瓦剌軍隊，而明代宗的皇位也終於穩固。他為了犒賞有功之臣，任命陳循擔任內閣首輔，而商輅也在於謙的力薦下得以進入內閣，開始參預機務。據《明英宗實錄》記載：
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文淵閣，參預機務。
雖然說，明代宗時期內閣的權力並不大，他的大政方針主要徵求于謙等人的意見。但是，商輅以區區六品的修撰身份直接入閣，也是非常巨大的人生逆襲。
1450年，瓦剌首領也先在攻擊北京未果之後，依然極其敵視明朝。為了故意製造矛盾，他居然主動表示願意釋放回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鎮。
眼見這個燙手的山芋要被扔回來了，明代宗朱祁鈺顯得左右為難。據《明史》記載：
帝不悅：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
究竟由誰去迎回明英宗呢？面對這個出力不討好的活兒，朝中無人願往居庸關去迎回舊帝，只有許彬和商輅等人受命前往。
在接回朱祁鎮後，他被尊為太上皇，仍然由朱祁鈺繼續在位稱帝，兄弟之間因為皇位而隔閡日益加重。
到了景泰三年，隨著“金刀案”的爆發，明英宗和明代宗之間的矛盾公開化。所謂金刀案，其實是明英宗朱祁鎮在被弟弟明代宗朱祁鈺軟禁南宮期間，有人舉報兩名太監將一把朱祁鎮隨身的金刀帶出了南宮，引起明代宗的警覺，遂下旨嚴查此事。
因為事關重大，而且涉案人員的身份敏感，負責調查此案的錦衣衛指揮使盧忠左右為難，只得靠裝瘋才躲過一劫，僅被降職處罰。據《明史·商輅傳》記載：
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為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
其中，“忠”就是指盧忠，“瑤”和“浪”分別指兩個涉事的太監。
雖然金刀案就這樣大事化小地草草處理了，但明眼人都看出來這是明英宗和明代宗在隔空做法。甚至於，”金刀案“根本就是一次政變未遂事件，是日後”奪門之變“的前戲。
1457年，明代宗朱祁鈺的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尤其是自己唯一的兒子朱見濟夭折後，他更加的心灰意冷，逐漸怠於政務。這樣，明英宗朱祁鎮的復位有了更大的可能，在石亨、徐有貞和太監曹吉祥等人的暗中串聯下，一舉發動了“奪門之變”，重新復辟登基稱帝。
明英宗復辟後，很快就詮釋了什麼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在犒賞參與奪門之變的有功之臣後，還將明代宗時期的紅人們，比如於謙、王文、陳循等人，或砍頭或流放。
而對於商輅，明英宗倒是非常愛惜他的才幹，畢竟這個“三元及第”的狀元還是自己在位時欽點的。但是，商輅長期追隨於謙並被其推薦入閣，是明代宗時期的重臣，這點讓他如鯁在喉。因此，代宗下旨將商輅削職為民，以觀後效。
對此處罰，商輅顯得難以接受，他認為自己向來以國事為重，無論朱祁鎮在位或者朱祁鈺在位，自己都是在忠心輔保大明王朝。於是，他多次上疏明英宗為自己辯解，可惜卻沒有得到朱祁鎮的原諒。
1467年，也就是成化三年，新繼位的明憲宗朱見深才將商輅重新啟用，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入閣，協助首輔陳文處理政務。
由於陳文的陰晴不定和仗勢欺人，商輅在內閣的日子並不舒心，處處被排擠和打壓，直到彭時擔任首輔後，他的日子才真正好轉，逐漸有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1472年，在太子朱祐極過世後，明憲宗因為冊立新太子的問題而陷入憂慮。因為憲宗皇帝獨寵自己的老姐姐萬貴妃，但她卻沒有誕下皇子，而當時極不受寵的紀妃卻已經生下了皇子朱祐樘，現今已經六歲。
依照《皇明祖訓》中“立嫡立長”的祖制，朱祐樘理應被立為太子。可是，朝中眾臣皆畏懼萬貴妃的權勢，竟然無人敢於上疏進言。
1475年，在首輔彭時病逝後，商輅接任了首輔之職。已經六十多歲的商輅，一上任就開始頂著壓力上奏憲宗，請求冊立儲君以固國本。商輅的奏章有理有據，而且情真意切，明憲宗無奈之下只得准奏，同意冊立朱祐樘為太子。
在沸沸揚揚的“立嗣之爭”暫時落下帷幕後，商輅再次頂雷而上，冒著違逆憲宗皇帝的風險，勸說他為叔叔朱祁鈺平反。而且，商輅堅持不僅要恢復明代宗的帝號，還要承認他的歷史功績。
在憲宗時期，宦官集團的勢力已經徹底崛起，大太監汪直開始弄權亂政，內閣也遭到了不斷的壓制。作為首輔的商輅，儘管深知憲宗對於宦官的袒護，但依然保持了文官應有的氣節，直言彈劾汪直並且列舉了十一條罪狀。
明憲宗雖然存心袒護，但經不住商輅的連續無畏彈奏，只得罷免了汪直在西廠的職務。汪直氣得咬牙切齒，指使自己的爪牙暗中勾結朝中佞臣，對商輅進行肆無忌憚的攻訐。
商輅在心力交瘁之下，眼見自己再無力繼續維護大明的朝局，遂向憲宗皇帝請辭。而沉溺女色和荒於政務的明憲宗，竟然沒有下旨慰留，很快就准奏允許商輅退休。
在商輅離開後，內閣首輔由萬安接任，從此開始明朝的內閣完全陷落，完全被宦官集團所遏制，幾乎成為了一個擺設，被人戲稱為“紙糊內閣”。
歸鄉養老的商輅，開始在家頤養天年，以書法文墨陶冶情操。不得不承認，他的確是一位全能的人才，除了政治領域的成就，他的書法也自成一格，極負盛名，可惜傳世留存到現在的作品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藏於浙江省博物館內的《浙藩送行詩序》絹本行楷。
1486年，商輅在離任首輔十年後病故，享年七十二歲。明憲宗追贈其太傅銜，賜諡號“文毅”，據《明史》記載：
輅為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
而且，民間也有“我朝賢佐，商公第一”的讚譽，算是對他一生功績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