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經金庸身邊工作人員確認，94歲的金庸於當日在香港去世。

金庸，原名查良鏞，他被寫進對聯的十四部武俠小說早已成為經典，有華人的地方無人不知郭靖喬峰。除了文學家的頭銜，他還是香港報業《明報》的創刊人、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富豪榜排第64的企業家。

半個多世紀來，無論文學界、史學界、報刊界對他做何評價，其武俠神壇的地位未曾動搖半分。他總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書生模樣。襯衫釦子繫到最上面的一顆，領帶紮緊頂到喉結，標準的國字臉上架一副細框眼鏡。他用一支筆，創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江湖。

和筆下的風起雲湧相比，他終其一生都沒書寫過自己。他眼中的自傳只有兩種：一種全是謊話，一種實話實說。金庸曾回說：“把自己做過的事情都告訴別人，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現在，斯人已逝，因其對整個華人界的巨大影響，我們有必要對他的“事情”進行了解，以示悼念。

一事能狂便少年，要成就偉大事業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

他此生唯一一次獨自坐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酒席，是在一次葬禮上。

兩個穿白袍的男僕在旁斟酒盛飯。那時他才九歲，不會喝酒，只做樣子假裝喝半口酒，男僕馬上把酒杯斟滿。他不好意思多吃菜餚，只做做樣子就告辭。回家的路上，他沿著河道乘著舅舅家的大船離開，船伕和男僕相伴左右。

那是1932年的初冬，去世的是舅舅徐申如的兒子、大詩人徐志摩，他在散文集裡記錄的這一幕發生在金庸的出生地——杭州城邊的海寧袁花鎮。一葉扁舟從採蓮深處漂來，霧氣瀰漫，伴隨絲竹簫管之聲。船上的人衣著不華麗但雅緻，多半還有一個大神級別的親戚。這是金庸小說裡很多人物出場的畫面，也是作者身世的投影。

動盪的亂世裡，家鄉海寧保持著一份難得的從容與安寧，使他平靜地度過飄逸著書香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讀書的嗜好伴隨金庸走過了一生。

公開講話時，他措辭委婉面面俱到，對世人給予的盛譽總說“不敢當不敢當”。評點他人時，他也客套地說“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錯的”。即便李敖罵他“偽善”，他也不太理會，只說：“批評我沒有學問，那我是認可的。”

研讀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體人六神磊磊將此類行為總結為“習慣性謙抑”。他覺得老爺子的內心裡“其實覺得自己寫得特好”。這個評價並不是毫無來由，金庸骨子裡的桀驁早在年少時已有蹤可循。

1941年9月，還在讀高中的金庸在浙江《東南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他的一位好友被訓育主任教訓，末了訓育主任說：“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裡寫道，“狂氣與少年似乎是不可分離的。固然，這可以大闖亂子，但未始不是某種偉大事業的因素。我要這樣武斷地說一句：要成就一件偉大的事業，帶幾分狂氣是必需的。”文章的題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還是他改編了自己的經歷。因為一年多前，他本人剛剛因為在高中壁報上寫了一篇諷刺訓導主任的文章而遭到開除，不得不換到另一所高中。

副刊時任主編陳向平想把文章發在頭條，並乘出差之便來看了這個署名為“查理”的作者。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個高二學生，雖然瘦骨嶙峋，卻“頗有學者風度”。

“查理”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畢業後，他考到重慶一所大學念外交系，但由於大膽直言再次被開除。他曾在魯豫的訪談裡提到：“我的性格自由散漫，當外交官紀律比普通人要嚴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說，你這個個性，明天進來後就被開除了。”

於是，命運把他帶進了人生的另一個方向。

“金庸”出世仗劍走香江，用小說記錄人間苦難，諷喻時局之殤

1955年是32歲的查良鏞進入香港《大公報》工作的第七年。一天，副刊《新晚報》的時任主編羅孚找他，說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快連載完了，還沒有想好下一部寫什麼，“小查，只有你頂上了。”

作為梁羽生的粉絲，每期小說他都看，可自己從未寫過。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一個老工友上門，到他家裡等稿子，並催他當夜九點無論如何要寫出一千字，否則第二天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他看著老工友，來了靈感，就從塞外古道上一個老者寫起：“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

這就是小說《書劍恩仇錄》的開頭，也是金庸武俠神話的開始。故事裡，故鄉的海寧潮如萬馬奔騰滾滾而來，風度翩翩的陳家洛讓人彷彿看見了徐志摩，而陳母“徐惠祿”的名字和金庸母親“徐祿”只差一字，乾隆撲朔迷離的身世也來自幼時鄉親七嘴八舌的傳說。署名時，他把名字最後的一個“鏞”字一分為二，寫上：金庸。自此，金庸橫空出世。

兩年後，他筆下誕生了另一個人物——郭靖。在眾多金庸武俠迷的想象裡，金庸寫作時多半是一副儀式感十足的畫面：“坐姿端凝，一尺一拳，字為正楷，筆用中鋒，小說寫得正大嚴整，情節按部就班，人物黑白分明。”

倘若第一本小說屬無心插柳，郭靖則是金庸精心塑造的人物。“那個時期的金庸，很像郭靖。”六神磊磊寫道：“郭靖的使命，是要為金庸的神國開疆拓土，做新武俠小說的第一個全民英雄。”

金庸筆下的他，自取名“靖康”之日起，個人命運就和國家命運聯絡在一起。他總是表情莊嚴，背起家國天下，危難時要說幾句響噹噹的話。

金庸出生的年代，軍閥混戰連綿不斷。1937年，八一三事變的烽火燒到嘉興中學平靜的書桌前。一年後，家鄉海寧的長街鬧市滿目焦土，昔日繁華的江南小鎮只剩寥寥可數的破舊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著無人收拾的屍體。查家的大量房產在這場戰火中化為灰燼，一個歷經六百年綿延不絕的書香門第就此中落。1938年前後，14歲的金庸隨學校走上南下流亡之路。路上，校長張印通隨身帶著小黑板，走到安全的地方稻草一鋪，就給他們上課。有教師想解散學生自謀生路時，張印通召集全體師生講話：“只要有我張印通在，我就要對學生負責，堅持到底！”在他的小說裡，他也把對死於戰爭的母親和弟弟的思念寫進去：

“柯鎮惡回到嘉興鐵槍廟，彷彿又看見了慘遭殺害的兄弟姐妹兒時的模樣。”

十五部小說裡，很多故事都發生在易代之際，他將筆觸投向了風起雲湧的時局帶給人間的苦難。晚年回看，金庸說，寫郭靖時對文學還了解不深，是對理想人格的一種塑造。對“大俠”二字的定義和理解，他覺得在《神鵰俠侶》裡已寫得很明白——“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俠，是不為自己利益而去幫助別人，犧牲自己的部分越多，就越困難，這個‘俠’字就越大了。”

1959年，他離開《大公報》，和昔日同學沈寶新一起創辦了《明報》。他回憶初創時壓力很大，每天一睜眼，就欠兩千字的稿子，小說和社論各佔一半。“我的寫稿速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碼花兩個鐘頭。”人們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說，對他來說，“只是一種副業”。他的主業是辦報紙。

三十三年間，金庸親筆撰寫了社評七千多篇。上世紀六十年代政治動盪，主打武俠小說的《明報》嚴肅起來，金庸在社評中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不再提“美麗、活潑”。他持續在公眾面前發聲，有人甚至放話：要消滅五個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潮終於蔓延到香港。就在那一年，金庸筆下誕生了一個新的英雄——令狐沖。

筆者覺得，《射鵰》裡的人物，基本上嚴格分為正反兩派——正派以洪七為首，代表愛和正義，反派以西毒為首，代表惡與貪婪，雙方往來廝殺。而十年後的《笑傲江湖》，“那些概念、邊界，都被金庸像頑童一樣攪渾了。”

寫下這本“政治寓言”時，金庸已過不惑之年。借風清揚之口，他說出“武林規矩，門派教條，全都是放狗臭屁！”借任盈盈之口，他寫出對被心中權力慾驅策之人的同情：“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他自己並不知道。東方叔叔是這樣，我擔心爹爹，說不定也是這樣。”

筆者要說，如果金庸只寫到《射鵰》為止，那麼對他的歷史地位很好定評：最好的暢銷小說作家。“但是有了《笑傲》，你問我怎麼評價金庸，我只能講：要交給時間。”

問世間情為何物，書中直教人生死相許，現實好難

《明報》初創時，每天晚上約十點到十一點，排字房副領班翁榮芝來敲門，大喊“你的‘腸粉’搞掂未？”這時，金庸才開始下筆，寫社評。稿件到排字房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就像剪腸粉。

這是金庸最艱苦的三年。報紙每天發行不到六千份，報社也經常發不出工資。一位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兩個人喝。”這個“查太”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離開編輯部時，通常已經是凌晨兩三點。從中環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輪”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種“電船仔”，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如果即到即開，包租費要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挨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香港大學畢業的朱玫比金庸小11歲，是《明報》創刊初期唯一的記者，像黃蓉輔佐郭靖一樣，一直給予丈夫事業的支援。之後，她生下四個孩子，陪伴金庸走過20年的婚姻。女作家三毛曾說，金庸小說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寫出了一個人類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讓人上天堂，又可讓人下地獄的“情”字。

作家馬伯庸覺得最微妙、最隱晦同時也最讓人感嘆的，莫過於滅絕師太告訴張無忌，她的師父、郭襄的徒兒叫做風陵師太。風陵渡口，正是郭襄與楊過初見的地方。在六神磊磊的解讀中，郭襄看破風陵渡，從十六歲到四十歲，用了二十四年。而張三丰放下鐵羅漢，卻用了一百年。他寫道：

“呀”的一聲，竹門推開，張三丰緩步而出。當年那個青澀少年，如今已經鬚眉俱白。此刻，世間多了一套嶄新的武功，叫做“太極拳”。

“步入小院後，張三丰做了一件事：從身邊摸出一對鐵羅漢來，交給了徒弟俞岱巖。終於，這麼多年來，他第一次放下了它。此刻，他的語氣平淡而又溫柔：這對鐵羅漢，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俠贈送與我的。你日後送還少林傳人。”

大概，沒有人看到這樣的情愫不感動。金庸曾在採訪中談到，理想中的愛情，應該是一生只愛一人，如李莫愁驚天一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可面對真實的人生經歷，他只說出四個字：但都好難。

1976年，金庸和朱玫離婚。之後，他和第三任妻子林樂怡結婚，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於朱玫，不喜談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過對她的愧疚。除夫妻之情的遺憾之外，這份愧疚裡，還有兩人大兒子查傳俠的因素。

四個孩子中，他和查傳俠相處最多，也最喜歡他。面對央視鏡頭，他提起這場四十多年前的悲劇，仍無法原諒自己。“如果那時我多問他一些，多關心他一些，不致如此。”1976年，得知兒子在美國留學期間自殺身亡後，金庸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裡寫道：

“這部書情感的重點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武當七俠兄弟般的感情，張三丰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無忌父子般的摯愛。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

這是他人生最絕望最傷心的一刻。

1992年2月，《明報》準備轉移股權。在眾多人選中，他選擇了出價不是最高的于品海。除了繼承報業和商業因素之外，他也在公開場合承認，33歲的于品海，眉宇間確有幾分神似查傳俠，“潛意識裡覺得他親近吧”。

他多次說，《明報》是他畢生的事業和榮譽，是他對社會，對朋友，對同事的責任。“如果和於先生年紀一樣大，我絕對不會退下，給我十倍價錢也不會出售股權。”

翻看舊照片時，看到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他動情掉淚。六七歲時，他看著在花間雙雙飛舞的蝴蝶，聽家人講梁山伯祝英臺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哀傷和不幸。

九十年過去了，面對感情，他終難給出答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不到財產名利全不要。晚年的金庸，人生的切膚之痛逐漸遠去。

《明報》賣掉之後的25年，他跟時代之間已沒有多少互動。即便是乘飛機在兩岸三地跑來跑去，出席各種“論劍”的學術活動與講座，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責“呈現大眾看明星的娛樂化傾向，失去學術交流的本來意義”。

進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擔任院長一事，被學者詬病。退休的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對媒體說，當初浙大給金庸評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時候，他曾參加過由歷史系老師組成的基層評議。“別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論文厚厚一疊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張空白表格，上面寫著‘查良鏞’三個字。”

有不少人覺得，晚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處奔走是追求聲名，其中包括杭州作家傅國湧。他是《金庸傳》的作者，儘管這本書金庸自己不承認，“這個人我不認識，也沒采訪過我。”

這本傳記是傅國湧查詢整理了幾乎所有與金庸有關的記錄後，編寫而成。他隨金庸的足跡，走在香港的英皇道651號明報大廈舊址，徘徊良久，叮叮噹噹的電車恍然就是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樣子。“他的一個問題是，太希望以歷史學者的身份被人們記住，其實就憑他的14部小說，他已經足夠不朽了。

有人曾經問他，人生應如何度過？老先生答：“大鬧一場，悄然離去。”

他在江湖中的過癮，到現實中難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誠。“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提過，當初來香港時兩手空空，和太太（杜冶芬）離婚後無牽無掛，“如果辦不好報紙，大不了兩手空空再回去，重新來過。”那份瀟灑猶在。茶餘飯後，佛經和書桌成為他的精神慰藉。

有訊息傳他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劍橋上學，金庸又變成了那個別人不太關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環、不再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他揹著雙肩包，裡面放滿了課本。他還說：“我姓查，筆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這個‘查’字，多用功讀書，化去這個‘庸’字。”

他的小說80年代傳到內地，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和他初讀武俠小說時一樣年紀的小讀者，如今也已近不惑之年。嘗過人生甘苦後，他們依然記得，光明左使楊逍懷念亡妻時，喃喃念著女兒的名字，“不悔，不悔”。

如果在他的小說中選一個角色，他說願做《天龍八部》中的段譽，“他身上沒有以勢壓人的霸道，總給人留有餘地。”

生死乃世間常事，金庸先生三週年紀。滄海一聲笑已渺，滔滔兩岸潮未消。大俠雖去，江湖仍在，狹義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