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江南？ 政治中心？ 異域地區
提？ 要：江南地區的歷史研究，近年來已成一門顯學，然以往研究者多從經濟史角度著眼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本文則著重於江南地區歷代王朝體制下的政治地位的探索，以求對江南地區的歷史地位有更全面的認識。
作者：鄒逸麟
“江南”地區的歷史研究，近年來已成一門顯學，中外學者多有建樹，成果累累。但基本上都是從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史角度進行研究，由於研究角度不同，有研究環境變遷的，有研究農業開發的，有研究手工業、商品經濟的，有研究地域社會的，因此“江南”一詞所地域範圍，各家所有不同，但大體上不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寧紹平原範圍。
在諸多研究中，有一方面過去有所忽視的，就是“江南”這一地域概念，在歷史上的政治含義，似乎注意得不夠，有一些著作已涉及到明清時期“江南”的社會地位（如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等），但這種地位的歷史淵源卻很少論及。筆者不揣淺陋，想嘗試談談這個問題。至於所指“江南”所包含的範圍，大致也就是唐宋以來的長江下游地區吧。
近幾十年考古證明，我國各地文化起源是多源的。但考古和文獻資料也證明，黃河中游地區最早進入文明社會，最早期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也是我國早期國家夏、商、周形成的地區。
江南地區雖然文明起源很早，如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文明也高度發展，但當中原進入階級社會，而這些地區似乎還處於原始狀態。最近良渚文化的新發現，有待進一步研究。這裡比較清楚的歷史是從周朝開始的。
一、中原王朝心目中的異域地區
據史籍記載，周太王將王位傳給小兒子季歷，目的是傳給季歷的兒子昌，即後來的文王。
季歷的兩個兄長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有意傳位給季歷及昌，於是大伯、仲雍“辭行採藥”，跑到數千裡外的荊蠻之地，斷髮紋身，“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從這一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推測，太伯、仲雍遠離故土，跑到數千裡外的太湖流域，並不是完全不想搞政治，隱匿山林，而明顯是為了避禍。
這說明季歷當年恐怕是採用一種非和平手段獲得政權的，太伯、仲雍不走，恐有殺身之禍。後人為了歌頌文王，把這些事都隱匿了。
吳越地區自然條件好，資源豐富，只要有了人力，經濟很快發展，於是在春秋時期，吳、越都曾一度強盛，欲爭霸中原，吳地尚武，成了與中原對立的一股政治勢力所在地。
三國吳孫時，據有江東之地，大臣張紘建議定都金陵，因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形勢險要，他說：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金陵），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
改金陵為秣陵，秣為馬的食料，明顯有貶意。相傳秦淮河原稱淮水，秦始皇因東南有王氣，曾有意鑿岡而浚之，故曰秦淮河。
這些傳說顯然是不可信的，但說明雖然秦統一了六國，當時中原人對吳楚故地一直抱有戒心意識。
秦末項羽即起於江東，有八千子弟隨之，這八千子弟出身不清楚，估計是荊吳後裔，說明秦統一後，這裡一直潛伏著一股反中原的勢力。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以東南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他認為：“亡秦者，非江東子弟之力不可也。”果然，亡秦者，實為江東項羽。劉邦是從項羽手中取得政權的。
漢初，劉邦平了異姓諸侯之亂後，封同姓諸侯，“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劉邦在消滅異姓諸侯後，封同姓諸侯，對其自家子侄怎會有此猜忌之心？蓋由秦末以來，江東子弟驍悍善戰，且有銅鹽之利，經濟實力濃厚，所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且地處偏遠，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為中原王朝鞭長莫及之地，易起問鼎中原之念。
不意竟言中，以後吳楚七國之亂，吳王濞為其中實力最強者。
《漢書地理志》說：吳越之地，到秦漢時代，“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這就是劉邦“患會稽、吳輕悍”的原因。
漢一代對吳越之地始終抱有警誡之心，“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
說明秦漢以來，東南地區尚武的民風，對遠在西北的中央政權始終存在隱匿的威脅。
二、南北對峙——江南首次中原以外另一政治中心
六朝（孫吳、東晉、宋、齊、梁、陳）時期，江南地區的政治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原來為中原屬地，一躍而成與北中國對峙的另一個政治中心。
三國孫吳時，東南雖然尚未充分開發，但無疑已成為能與中原抗衡的一大勢力。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說明東南地區民間對晉的統一仍存的貳心。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後經東晉南朝，歷數代經營，人口大增，三吳富庶，又有南渡帶來中原文化，以及儒、道、佛思想的影響，逐使揚州（州級）成為與中原王朝對立的政治、文化重地。
六朝時期是江南從尚武到崇文重儒的轉變時期。故到了隋代，東南時俗為之大變。“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
經濟的發展，文化的興隆，故能長期與中原政權抗衡。開皇九年楊堅平陳，恨極分裂了數百年的東南政權，於是將六朝古都的建康城夷為平地，並將“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
以後又遭到東南人士強烈的反抗。隨後，對江南經濟嚴加控制，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又派他的兒子楊廣為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就是為了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楊廣遊江南除了享受外，恐怕還有對東南地區監察的任務。最後還是死在揚州。
李唐興起之初，東南地方勢力反抗仍甚。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指出，唐初平定江南後，改金陵為白下，後改白下為江寧，都有貶義。也反映唐初李氏對江南地區的心態。
太宗後國勢漸平，黃河流域再度輝煌。由於中原王朝的強勢，東南地區在政治上無所作為，而文化上漸趨重要地位。唐太宗李世民設文學館、弘文館招徠天下文人學士，而東南文化竟佔很大比例。
於是東南文人開始進入了帝國的政治舞臺，胡三省說：“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學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
這就是為宋代以後東南文人在政治地位的上升，開了先河。
安史亂後，東南地區經濟地位日隆，成為王朝經濟命脈所在。唐後期置揚子院於揚州，管鹽鐵、漕運，即以江北控制江南。
五代時期，東南稍安，經濟更為發展。建立在開封的趙宋王朝，經濟上更依賴於東南。宋代江南六路漕糧運至揚州起運，一度在儀徵起運，雖然是賦稅收集，事實上也有對吳越地區政治控制的內涵。
三、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下的江南
明清以後，東南地區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建立在北方的中央集權王朝就對其更有戒備。元末貧農出身的朱元璋在消滅張士誠、據有江南以後，對這塊經濟發達、文采風流的地區，十分厭惡和疑懼，不僅對江南苛以重賦，對江南士紳嚴厲的打擊和迫害，還迫遷大量蘇州富民於臨濠。
洪武年間沈萬三事件，實質上是對東南富豪政治上的重大打擊。
據有人考證，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內，蘇州知府竟然換了三十次，而且這三十人中，遭到“左謫”、“坐事去”、“被逮”、“坐贓黥面”、“坐法死”等嚴厲懲罰者就有十四人。他又規定：“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住戶部。”（黃波《朱元璋為什麼疾恨江南？》）。
由此種種，可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高度專制集權政權，一上來就對南宋以來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市民意識和文化比較發達的江南，天生有一種忌恨。
然而社會發展終究是勢不可擋的。明代中葉後，江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士紳階層地位上升，市民意識加強，其中不少雖有功名卻層次不高，或者根本是個白丁，然其參政意識強烈，輿論影響不可小覷。
這種階層的意識潛實質是反專制封建的。故晚明東林學派、復社成員，有的是透過科舉在朝為官，有的則是富商，於是兩者“士商合一”，形成了一股社會勢力，往往與朝廷許多政策對立，或干預地方事務，東林黨人顧憲成明確說：“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
這種思想雖然產生於江南士大夫這一階層，但這一階層是根植於江南這一地區的。因此，中央政權連帶這一地區產生先天的忌恨。
滿清入關，最頭痛的是江南士紳階層。故康熙十分關注江南地區的社會情況，蘇州織造李煦就是他派往江南的耳目。他透過李煦除了瞭解江南揚州、蘇州等地的睛雨、農業收成外，更重要的是要他監視官場，密報民情。
並明確指示：“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生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以託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李煦奏摺》第76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並時時詢問“南方安靜否？”（第88頁）尤其關注江南社會的輿論，指示“再密打聽，奏聞眾人議論如何？”（第109頁）
與此同時，他對付江南士大夫的策略，則用軟硬種種手段進行鎮壓和籠絡，一方面透過科場案、通海案、哭廟案、奏銷案沉重打擊了江南地區衿紳的勢力。
有學者指出，雍正中期的“江南張雲如匪教案”，是因為“江南一帶自清易明以來，始終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反清復明的遺民情緒。讀書人逃禪隱居，著書諷世；習武人則四處奔走，伺機起事。某種意義上講，`江南案’是順、康以來，清政府鎮壓江南一帶反清復明勢力一系列案件的一個延續”；一方面興博學鴻詞科，以後修《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參與者東南士人為多。
康熙、乾隆數次下江南，除了關切治河、通運事外，同時也是為了解東南民情。
雍正年間大興文字獄的罹禍者、乾嘉時考據學大興而有成就者，均以江南士大夫居多。
可見其鎮壓和籠絡江南士大夫階層的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當政局稍有風吹草動，江南又成為最不安定地區。如晚清對變法、新政，支持者亦以東南人士為多。
滿清政權的建立，是以僅數萬八旗入主中原，最終統治了一個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疆土、近兩億多人口的大國。其初不免心氣不足，故一直是將晚明以來人本主義思想比較濃厚的江南，視為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異質地區，對遠在北京的中央來說，這是一個離不開、信不過的地區。在交通、資訊科技還處農業社會階段，這也是控制龐大疆域帝國中樞的必然心態。
晚清以來，廢科舉，開學堂，興報業，製造社會輿論，江南士紳開始成為一股在野的政治勢力，正如左宗棠所痛詆：“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
總之，在長期中央集權專制政治體制的傳統社會里，江南地區既是王朝經濟上離不開所依靠的地區，又是十分防範的地區。這就是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意義。
我國地域廣大，各地區自然、人文差異很大。自秦始皇大統一帝國建立以後，各地區與中央朝廷的關係也不一樣，有京都畿輔區，有軍事防護區，有基本經濟區（冀朝鼎語），有羈縻統治區等等。
不同歷史時期由於特定的內外不同政治形勢，各區的地位也有變化。中央朝廷對不同地區的關注和統治方法也不盡相同。“江南”地區在我國曆史上有其很特殊的地位。我們今天研究江南地區，研究其經濟發展當然是首要的。
但僅僅如此，還不能全面瞭解江南的歷史。如果能將江南地區在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在全國統一局面中的政治地位作進一步考察，可能會對江南地區的歷史地位有更透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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