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orld of Systems: The Role of Systemic Patterns of Experience i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作者：WILLIAM J。 COBURN

譯者：許標

（全文1。4萬餘字，閱讀用時約30分鐘）

本文強調並拓展了在概念化個人組織、主體體驗和治療過程的情境主義、複雜性理論視角。本文強調，伴隨著情感作為體驗的主要部分，一個人的個人生活體驗，源自並繼續從一段關係基質中演變。並且，重新評估究竟什麼是臨床環境中，被分析和潛在被轉變的。作為主體間系統理論的延伸，本文聚焦於兩個互補的主題：多個體驗世界相互滲入的概念，和系統派生組織原則的思想。這些思想，增強了我們對主體體驗積極轉變的理解，並拓展了我們關於精神分析治療改變的視角。

精神分析理論家越來越多地透過情境主義、系統視角，來概念化個人組織、主體體驗和治療過程。許多人避免更客觀主義者的、一人和兩人的視角，來理解心理現象。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觀點，剝奪了心理現象本質和必然的關係特性中，包含的個人生活體驗。主體體驗是系統組成的（Buber，1970；Atwood和Stolorow，1984；Fonagy和Target，1996；Beebe和Lachmann，1998；Stern等人，1998；Aron，2000）——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個人生活體驗，源自並繼續從一段關係基質中演變。不論參與者物理位置的變化，這都是正確的。縱是片刻，一個人永遠不能脫離世界來解釋個人感知和體驗。這樣做，將一個人推回到理論泥潭——在其中，這些感知和體驗被概念化為移情歪曲。說一個人在歪曲現實，在去情境化個人，實際上把他或她從主體世界和關係場域中拉出來。在這些關係場域中，這種心理現象與之結合，並生成意義。

在拓展這些思想時，幾位理論家（Stolorow，1997；sucharov，這個議題）試圖透過一個深入的研究過程，從情境主義視角更具體地理解，情感體驗是如何和在哪裡產生，及以非線性方式演變和轉變，詳細說明顯現的主體體驗的本質。鑑於此，組織原則和他們認為會產生的個人體驗被重新考慮，以表示體驗模式是關係，或者更廣泛地說，是系統派生的，而不是內在過程、過去關係或兩者的結果或殘餘構成。因此，理論家現在對病人內部組織原則的轉變，說得更少了，而強調組織原則的結合和演變。組織原則的創作者和所有者是分析二元體或系統。說到心理現象的模糊歸屬權（Sucharov，這個議題），通常立即展示在個人心智的區域性層面（例如，一個人的夢、幻想），進一步支援這種反笛卡爾的、反再現論的觀點。鑑於這些變化，本文重新考慮研究病人主體世界的精神分析思想。理論家必須重新評估，究竟什麼正在被分析和潛在被轉變。

在本文中，我探討了兩個基本的、互補的主題。第一個涉及對主體間系統理論的進一步闡述（Stolorow等人，1994；Orange等人，1997），特別是當它適用於情境概念和互滲系統時，多個主體體驗世界的無縫交織。這是根據複雜性理論（Prigogine，1996；Cilliers，1998）、神經網路或聯結主義（Rumelhart和McClelland，1986；Edelman，1992；Arnetoli，1999）和整體性（Bohm，1980；Godwin，1991）進行探討的。第一個主題，還強調了堅持精神分析理論的概念張力：時而試圖透過一人或兩人模型理解心理現象；時而又試圖透過一個系統或情境主義的透鏡理解心理現象。這主要取決於理論家當時的獨特需要（Aron，1996；Stolorow，1997）。這種張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現象學和解釋層面，對關鍵觀念概念化的糅合——如自體、移情、個性、自主性、內在過程、自體和客體表徵，以及個人生活體驗的其他具象化。

第二個主題涉及系統派生組織原則的思想。臨床上，理解和闡明這些原則創造了新的、更有用的體驗模式。這些體驗模式，被重複或分佈於病人生活中的其他多個體驗世界。對這一過程的情境主義觀點，促進了我們對主體體驗積極轉變的理解，拓展了我們對精神分析中，治療改變的思想。

除了拓展主體間系統理論的特定方面外，我們還可以調和，存在於這個理論框架內的一些概念矛盾。在類似方式下，Trop、Burke和Trop（1999）從非線性動態系統理論（Thelen和Smith，1994）的視角，對主體間性理論的語言，進行了有益批評。我希望進一步將心理現象概念化為，不僅在非線性系統（或動態）情境中顯現，也在一個多重互滲系統（或主體世界）的超系統中顯現。這些多重互滲系統，無縫和不斷地起伏——很大程度上，以一種“奇特”系統，在特定情況下，最終自組織成特定結構的組成部分。在這裡，超系統和子系統的概念（Stolorow，1997），或者，在複雜性理論的語言中，框架是核心。實際上，在挑出一個特定的考察系統時，我們任意地把它從自身更大的情境中脫離出來——這種理論處理，雖然看似還原論，但卻是感知、分析和討論的必要部分。

從結構到複雜性：一種演變的複雜系統視角

主體間系統理論，是從精神分析元心理學家的心理傳記分析，及其各種理論模型中演變而來的。這些分析，強調了主體性和主體體驗的起源和演變（Atwood和Stolorow，1993）。在這個背景下，正如Stern（1985）或Benjamin（1998）的工作中，主體間性並不指任何特定類別的體驗。對於這些作者來說，主體間性一詞描述了一種獨特型別的體驗，以及一種關於包含特定特徵並與特定發展能力相關的形式。相反，本文中使用的主體間性，是指人類感知、互動和體驗的更廣泛的情境——是擁有任何體驗的先決條件的情境。

雖然在過去的25年裡，主體間系統理論經歷了許多轉變，但直到最近，其基本原則通常集中在：（A）主體性和主體體驗的研究；（B）主體間領域的概念，即心理現象，只能在其形成的主體間情境中被理解；（C）不變組織原則或心理結構——塑造自身和世界的個人體驗——的概念。第三個概念包含這一理念，即我們人類天然傾向於將不熟悉的刺激，組織成有意義的體驗模式，然後將這些模式具體化貫穿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模型中，移情被重新定義為組織活動——移情概念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變；（D）情感的核心，即有意義體驗模式的組織演變，是透過相互和相應的、自我和人際的情感調節，導致特定關係模式的組織；（E）強烈強調人的相同性和差異性的相互作用，稱為主體間結合和主體間分離；（F）三個無意識領域的概念，即預反思、未確認和動態；（G）存在特定的哲學基礎，如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和詮釋學。

在20世紀80年代初，主體間性理論對現代結構主義的援引（Atwood和Stolorow，1984），既幫助塑造了主體間性理論的詞彙，也預見了非線性動態系統理論的實質（Thelen和Smith，1994）。儘管是從各種（有時是不同的）正規化（Godwin，1991；Stolorow，1997；Arnetoli，1999；Trop等人，1999；Coburn，2000；sucharov，這個議題），過去10年來，後一種理論視角在精神分析中，得到了更明確的闡述。注意Atwood和Stolorow對結構主義的強調，與更當代描述非線性動態系統的相似性。來自Atwood和Stolorow（1984）：

（結構主義）首先意味著，對所探索的具體現象之間的關係感興趣，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任何這些現象……結構思想與孤立的因果聯絡無關，而是尋求對不同現象聯結成結構一體或整體的相互關係的理解……結構只存在於被識別的現象……另一方面，結構主義探尋的經驗領域，不具備封閉因果系統的特徵，而且確實可能是開放的。因而，本質上不可預測（31-32頁，斜體補充）。

然後，從Orange， Atwood， andStolorow（1997）：

結構或模式，被認為是從“持續活躍的生命系統的自組織過程”中，顯現出來的（Then和Smith，1994，第44頁）。在動態系統內結構形成的顯現，是從其元素或子系統——當它們結合成一個自組織模式（第75頁）——相互協調或相互協作發展而來。在這個背景下，個體和群體都被認為構成了一個複雜系統。這與早期的模型是可區分的。早期模型可能將人類和人類體驗描述為僅僅是複雜的、規則驅動的系統或基於神經網路和社會互動的組成部分。

在認知和發展領域，Thelen和Smith（1994）試圖探索和解釋，往往具有廣泛多樣性的複雜系統的全面特性。他們區分了兩種型別的系統：封閉和開放。封閉系統是一個“降低到熵平衡狀態”（第53頁），其中系統設定為穩定結構的系統；另一方面，開放系統是“一個穩定但遠離熱力學平衡的系統”（第53頁）。這種狀態可以“只通過能量和物質的持續流動、自由進出系統來維持”（第53頁）。開放系統是一個維持“平衡的系統，它透過從高勢能的來源中提取能量，做功，耗散一些能量，反過來又返回到環境中……當足夠的能量被泵入這些系統時，新的有序結構可能會自發出現，而這些結構以前並不明顯”（第53-54頁，斜體補充）。

開放系統的元素趨於以非線性和非齊性的方式相互作用。當這些元素或成分——仍然是暫時的——進入一個可識別但可能是新的結構或模式，系統被認為已達到一種特殊的吸引子狀態。這方面的一個例子顯然很簡單，就像一個人從一間房間移動到另一間房間，個人自身如何和在哪裡進行身體定位一樣。Thelen和Smith將開放系統的發展和轉變，概念化為流動、動態、凌亂、情境敏感、相對不可預測、明顯混亂、明顯隨機。他們認為變化是顯現的，沒有先驗設計。系統的出現和發展軌跡，是由該系統的相互組織成分，及其不斷變化的結構決定的。一個系統的非線性、動態過程的結果，違背了長期以來對有序、線性、發展的預期。這些預期在假定目的論、漸成說發展的理論中是固有的。

Cilliers（1998）強調了複雜性理論與後現代語言觀（如Lyotard和Derrida）之間的關係。他探索了自然發生的複雜系統可能被模擬的方式，從而更清楚地理解它。他指出，在這個方案中的難題是，模型必須與正在被模擬的系統一樣複雜。然後，他可理解地轉向神經網路（Edelman，1992），作為理解複雜系統特徵的基礎。在這樣做時，Cilliers在一些細節上描述了複雜性。與傳統的基於規則的模型相比，複雜性（或複雜系統）理論（Prigogine，1996；Cilliers，1998）設想了開放系統，其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實現”（Luhmann，1985，第25頁），並與某些特徵相關聯。Cilliers從Prigogine的工作中，推斷出其中一些定義特徵。首先，複雜系統包含大量元素；這是複雜系統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元素必須以動態方式互動作用；這種互動作用不必是物理的，但通常只涉及從一個成分到另一個成分的資訊傳遞。這種互動作用要豐富，也就是說，系統中的任何成分都會影響許多其他成分，以及被許多其他成分影響。互動作用是非線性的：“非線性……確保小原因可以導致大結果，反之亦然”（第4頁）。非線性互動作用往往有很窄的範圍。例如，當身體距離接近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直接影響；一個神經元只直接影響其鄰近的神經元。但這種互動作用，也對更遠位置的成分有廣泛影響。此外，複雜系統中的元素具有迴圈特性，即“任何活動的效果，都可以反饋到自身，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在幾個中間階段之後”（第4頁）。

在Thelen和Smith（1994）所描述的意義上，複雜系統被認為是開放的；這意味著它們能夠與環境互動作用。如Cilliers所說，“系統的範圍通常是由系統描述的目的決定的，而不是（複雜）系統本身的一個特徵，因此，往往受到觀察者位置的影響”（第4頁）。框架涉及到將特定系統定義為系統、子系統或超系統的一種方式；任何元素都可以根據自身權利，被認為是一個系統，因為任何系統都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元素，這取決於觀察者的視角。框架不適用一個封閉系統——它必然是由它自己的邊界“被框架”或具體被界定的。如前所述，複雜的開放系統在遠離平衡的條件下發揮功能。在人類生命背景下，“平衡是死亡的另一個詞語”（第4頁）。此外，複雜系統有一段歷史：Cilliers指出，“它們不僅隨著時間推移演變，而且，它們的過去對它們當前的行為，負有共同責任”（第4頁）。這揭示了，例如天真的建構主義或“此時此地”觀點的侷限性。在這些觀點中，兩個人之間產生的心理現象，被認為是在當下被“建構”的，與雙方的個人關係歷史完全脫離，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被孤立。

最後，一個複雜系統的本質是這樣的：“系統中的每個元素，都不瞭解整個系統的行為，它只對它附近可用的資訊，做出反應……如果每個元素‘知道’整個系統發生了什麼，那麼所有的複雜性，都必須存在於該元素中”（第4-5頁）。對於Cilliers來說，每個元素“知道”整個系統狀態的概念，視為要麼是“物理上的不可能”，要麼是躍向形而上學的描述。

用這種複雜系統的粗略觀點，讓我們迴歸主體間系統理論，更仔細地研究複雜性與理解心理現象和治療作用的相關性。Atwood和Stolorow在這一時期（1980年代初）的工作，形成了一種替代傳統精神分析理論的統一方法（1984）。但它們的模型，仍然包含隱含的內在矛盾，部分地代表了一人視角——如弗洛伊德元心理學——轉變為系統或場理論視角的中點。特別是，他們強調對“心理結構的本質、發展起源和功能意義，這些心理結構預反思地組織了病人的主體體驗”（第46頁，斜體補充）的說明。同時，他們認為心理現象是由“不可分割的心理系統……構成精神分析探究的經驗領域的系統”（第64頁）產生的。從一個更當代的視角來看，人們必然會問：是病人被理解和闡明的體驗組織，還是系統派生的、被探究主題的體驗結構？隨著他們最近工作的問世，特別是1997年，Stolorow在Orange， Atwood， and Stolorow的《主體間性工作》書中，關於動態、二元系統的短文，它們從更激進的情境主義立場，更堅決地概念化心理現象的精神分析研究。最近的工作，強調了精神分析的主題是系統派生的體驗模式。這些體驗模式，似乎通常在個人經驗的區域性層面表現出來。或者說，他們觀察到，“‘主體間觀點並不能消除精神分析’傳統上，聚焦於內在（區域性層面）。相反，它情境化了內在”（1997，第67頁）。

Trop等人（1999）借鑑Thelen和Smith的工作，質疑結構主義在主體間系統理論中的運用。特別是，他們批評融入不變結構和不變原則假設中的語言。他們提議，或者使用“感知的體驗模式”和“吸引子狀態”來替代“主體性結構”和“組織原則”的術語。這樣一種語言修改的提議，促使我們朝向一種更堅決的非線性、開放系統敏感性，朝向一種更近體驗的心理現象視角。然而，對我來說，像“吸引子狀態”這樣的術語，有一種遠體驗的味道，而像“感知體驗模式”這樣的短語，強調了傳統上與主體間系統理論相關的近體驗氛圍。當然，後一個短語引發問題：由誰感知？這必然促使我們詢問：究竟如何探索體驗輪廓？病人和分析師對體驗和意義的見解，如何合作地達成一致？（我已在其他地方，詳細討論了這個議題（Coburn，2001）。）

其他理論家也將非線性、開放系統視角拓展到精神分析。如Arnetoli（1999）所討論的，聯結主義、並行分散式處理和共情網路概念，代表了在二元精神分析情境下，系統思維令人興奮的闡述。Sucharov（這個議題）的工作，包括他的“共情接觸”概念，同樣拓展了系統理論的反笛卡爾、反再現論思想。本質上，這些觀點把任何形式（例如夢、情感體驗）的心理現象，理解為分佈在每個人都是其一部分的網路上。因此，心理現象被概念化為可能在區域性層面顯現的（例如，在經驗領域——也許，但不一定——只有一個人），也是一種二元的或系統產生的情感事件。例如，根據“框架”的解決，心理現象可以被概念化為：分佈於單個大腦的神經網路（而不是位於一個特定神經元或一組神經元內），或者多個神經網路（而不是位於單個大腦內），或者多個神經網路系統（而不是一個二元系統或主體間領域）。在複雜性理論思想中，這些現象被理解為產生於系統歷史、當前狀態和環境之間的非線性、自組織互動作用。

Arnetoli（1999）指出，心理現象或“實體是區域性的和主體的，但它們也是系統的和平行分佈的”（第24頁）。同樣，Sucharov（這個議題）假定，“分析相遇中，體驗的相互滲入，將體驗從內在空間的整齊區室中移出，並將其擴散到整個關係領域。”因此，心理現象被認為歸屬權（這個議題）模糊。從關係視角看，Ringstrom（2001）以即興關係的形式，提供了自發、顯現體驗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治療師在這種關係中，行使他或她的自由，沒有即刻反思的、自發真實的自我表達。我認為這種型別的關係，特別凸顯系統派生的顯現體驗——被治療師“區域性層面”的真實自我功能證明。

最近，對主體間系統理論的這種拓展，聚焦於對主體體驗起源的探究，開始澄清對這些起源的一種更具體和更少矛盾的觀點，尤其是當它們有關我們對治療作用的理解。這導致我們提出了互滲系統的概念。這是一種假設結構，旨在概念化一個更廣泛和必然更復雜的參照框架，以理解情感體驗和情感變化。這一想法將在下文闡述。

因此，精神分析研究的主題可能被重新考慮，不僅包括病人的生活主體體驗，而且還包括構成這些體驗輪廓和形式的系統相互作用。這裡有一個重要區分：也許我們認為，這些體驗模式的模型，或經驗輪廓，不是在背景中執行，不是產生個人體驗本身，而是作為近處實際的、獨特的、顯現體驗更有益。換句話說，在概念上，反對將體驗模式和體驗本身對立是有益的。不把體驗和情境，設想成類似於河流及其河床，其中水和它形成的輪廓，是兩個可脫離的實體。情感體驗及其特定的輪廓或特徵是不可分割的；它們是同為一體的。借用Orange等人對中世紀哲學區分的運用，區分體驗輪廓和體驗本身，可能被理解為“理智區分……沒有真正多元化的實體”（第70頁），而水和河床的類比說明了“真正的區分……實體被認為實際上是可分割的”（第70頁）。體驗輪廓也不存在於病人或分析師的無意識中，而是位於表徵少許病人和分析師的大量自組織成分的介面上。

那麼，我們能說什麼產生了生活主體體驗嗎？一個有希望的答案，在於理解許多複雜的互滲系統，及其各種成分的自組織能力/活性。這些成分本身，並不是被概念化為“包含”任何體驗，就像單個神經元不再被認為包含特定記憶一樣（Edelman，1992）。同樣，雖然我們傾向於認為一個人“包含”體驗（笛卡爾孤立心智模型）——畢竟，是誰在體驗？我們現在也明白，如果沒有互滲系統相互作用，就不會有體驗。與許多其他人一起的個人，是互滲系統的一員。對這一看法的普遍批評，體現在這個問題上：“但是，幻想在個人內在生活中的地位，一個人可以有一段‘個人’體驗的事實，例如，當滑雪下山時，完全一個人？”這一系列探究，失敗地試圖繞過我們的知識，即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個人就在一個高度情境化和典型關係化的特殊系統中發展，而一個人在特定時間點的身體孤獨，並不否定一個人的關係、系統歷史和持續融入特定世界情境（所有複雜系統的重要屬性）。當然，即使是感官剝奪水箱的體驗，也是高度情境化的，並不會突然將一個人置於笛卡爾孤立心智領域，儘管這種體驗很可能是孤立和孤獨的。心理現象起源於主體間系統，並依其維持和改變。在任何情況下，個人過去和現在都持續被互滲的主體間系統影響，並且總是被當前圍繞的人文和非人文環境，同等地塑造和維持。考慮以其他方式去情境化個人，有效地將他或她與其融入的系統分離。這將個人從一個複雜系統組成部分的地位，簡化為僅是一個複雜事物——在其中，整體可以簡化為其各部分的總和——一員。在複雜系統中，這樣的觀點是不合理的。

之後，體驗形成並繼續動態地從多個互滲系統中轉變出來。雖然我們理解情感體驗是系統派生的，但它從來不是完全受一個系統單獨變遷影響。一個人的大腦中，並不是一個神經元決定了整個神經網路中，神經放電的分佈和特徵（Edelman，1992）。雖然看似“在”精神分析關係的情境中演變，例如，在一次分析小時，情感體驗必然在任何特定的時刻，從多個情境同時產生。因為我們沒有像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一樣，真正從一個系統“移動”到另一個系統。例如，當被理解為重複病人早期的關係模式時，病人和治療師之間的關係演繹，剝奪了“病人-治療師”關係獨特、動態、非線性、情境敏感的特徵。系統——儘管它們在某些時刻，似乎會退回到背景中——永遠不會死亡。因此，在持續基礎上，我們作為生命成分，繼續“成為”所有系統的全部。這就是多個複雜系統相互滲入的含義。此外，系統不僅是相互滲入的，而且它們也是相互作用的，這一點必須現在清楚地表明。這樣，一個或多個系統有助於塑造和影響其他系統動態，反之亦然。在這裡，使用框架處理，我們可能會問：根據某些系統來思考是否有用？這些系統對參與者比其他人，更具有體驗中心性、顯著性和相關性。這個問題與對情感體驗和意義的二元探索分析，參與者如何從瞬息之間，得出和組織他們關於病人主體世界的結論相關。

體驗的結合

Bohm（1980）的整體性和隱卷序思想，為我們提供了用於某些心理現象，特別是未表述感知的另一個有價值隱喻。這些心理現象似乎處於蟄伏狀態，並融入到一種未分化的潛在媒介中。Bohm的看法，為複雜性理論提供了創造性的補充和增進，特別是因為它涉及到在人類關係中，未表述的概念（Stern，1997）和表述困難的（Stolorow，Orange和Atwood，2001）體驗。分析探索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在於闡明一個人的體驗輪廓，而且還在於承認這些輪廓以不同程度的表述和清晰度存在，即意識。Bohm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有效地結合了這些不太清晰的體驗維度。

Godwin（1991）把Bohm思想的本質，描述為關於隱卷、解釋和整體性的概念。在這裡，他提出了從系統角度，概念化個人體驗演變的新方法。Godwin指出：

也許量子物理學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我們感知明顯分離和分裂的世界基礎上，揭示了一個完整整體的基本領域。因此，Bohm沒有把宇宙分析成部分，然後額外地試圖從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個“整體”，而是從一個根本未分割的整體概念開始，然後試圖展示在這種整體中，如何存在我們的感官和科學儀器可獲得的“相對持續的次總體”。語言在這點上變得困難，因為在它的“主語-動詞-賓語”結構中，極深的二元偏見，預設一個個體部分在彼此外部關係的宇宙。傳統語言描述的這種外在序，是Bohm所指的“顯展”或“展出”序。但在這個顯展序基礎上，是巨大的多維量子勢海，它形成了不斷展出的顯在宇宙的共同基礎。宇宙的這個先驗和根本順序，Bohm稱為“隱卷”（或捲入）序。這一順序以“無邊界的、未分割的流動運動”存在（Bohm，1980，第172頁）。我們感覺似乎穩定，只是類似形式的快速重複更迭（第628頁）。

這裡請注意，除其他重要思想外，Bohm的觀點與隱含在複雜性理論中的流動性、動態性和缺乏硬結構之間的高度相容性。Bohm模型，還能夠與Arnetoli和Sucharov分別描述的並行分散式處理和共情接觸概念，進行類比。

雖然Bohm的大量理論化，是想要闡述一個相當不同的後現代物理觀和宇宙活動，但他自己也認識到，他的工作對意識研究的可能影響。他指出，“隱卷序的一般基調意味著，在我們自身意識發生的事情，和在自然界發生的事情，在形式上沒有本質區別。因此，思想和物質具有很大的序相似“（Bohm，1980，第100頁，引用Godwin，1991，第630頁）。

將Bohm的激發思想和術語，移位到精神分析情境中，我們可以說，顯展序包括那些感覺包含意義的情感體驗，和分析參與者保持聚焦的瞬息之間的情感體驗，即情感體驗真實的系統派生輪廓。相反，隱卷序表明了無限感知和潛在感知。這些感知和潛在感知，當前並不聚焦於它們包含情感興趣和意義的感覺上。這一看法的價值是，保持“蟄伏”或未表述的體驗，可以被有效地理解為存在於“巨大的多維（心理）勢海”中，而不是完全不存在或像弗洛伊德意義那樣，處於客觀的、實在的、無意識的壓抑狀態。Bohm的隱卷概念，為概念化所有系統作為整體的相互滲入，提供了一個有效隱喻，就像他的顯展概念，幫助我們理解瞬息之間個人體驗的高度個性化本質一樣。

治療作用

在應用這些模型來解釋治療作用之前，我希望區分治療作用和治療變化兩個術語。在我看來，治療作用是指出現在病人和治療師之間，由二者創造，導致積極發展改變的作用；而治療改變，是指病人和治療師認為，有益促進病人的體驗世界，朝向積極方向的（治療作用的）結果。請注意，在“有益”和“積極”兩個術語中，沒有特指。治療改變是一種現象，只能後驗地在個人基礎上個性化描述，而無法事先規定。我認為這是Bacal的特異性理論概念（1994）的要點和亮點。

在這方面缺乏區分的問題，見於Friedman（1988）在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中，對治療作用其他方面的極好解釋。他從精神分析歷史中，提取了三種治療作用的基本模式：領悟、依戀（或新的關係體驗）和心理整合。因此，前兩種是治療作用的例子，第三種是治療改變的例子。在別處，我主張結合真實感，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加入到治療作用（2001）。這是一個將作用和改變這兩個術語的含義，結合起來的例子。因為真實感的結合，既代表了一個轉變元素（作用），也代表了這種轉變（改變）結果。同樣的雙重意義，可以在Aron（2000）的自我反思能力概念中找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關於主體間性和複雜性理論的思想，能告訴我們關於治療作用和治療改變的什麼呢？它們有闡明任何具體的治療技術嗎？例如，我們是否將治療作用概念化為一個過程，據此在一種情境中的新系統體驗模式，“泛化”到治療情境“外部”的其他情境？如果是的話，那該怎麼做？一旦新系統體驗模式進入治療情境，是否有可能遷移到任何“外部”情境？我們作為具有多重關係的主體存在，從一種情境移動到（或進入）另一種情境，在此過程中，是否伴隨著類似系統體驗輪廓被啟用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攜帶”環繞我們的組織原則或體驗輪廓，就像在笛卡爾意義上，攜帶環繞的內在生活、幻想（或空想）等等；我們是否“攜帶”關係期望（Beebe和Lachmann，1998），或環繞我們的自體和客體表徵；或者有其他方法來理解，在多個情境下，顯而易見的類似主題化體驗模式的出現（傳統上被認為是一種移情形式）？

此外，如果在分析環境中，正在研究的組織原則或體驗輪廓，必然是在二元分析中共同組成的系統組織原則，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觸及那些，與病人歷史和歷史情境特別相關的組織原則或體驗輪廓？還有，我們需要這樣做嗎？理論上講，那些被認為是在精神分析情境下，系統派生、有真正獨特屬性、二元分析成分的體驗模式，和那些感覺越位於病人家庭源頭核心，與源自病人歷史的獨特體驗模式越密切的體驗模式，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還是這是錯誤的區別？無論如何，究竟是誰或什麼在被研究？

後一個問題，已被Mitchell（1993）和Aron （1996）等理論家探索和闡述。他們強調，精神分析的主題，必然不僅僅是病人的主體性，而且也是分析師的主體性。在其他情境中，這指的是在二元分析中，研究“移情-反移情”結構。然而，一種更激進的情境主義方法認識到，不僅有必要在探索過程中包括分析師的主體性，而且，作為替代，選擇將所有心理現象理解為：兩個參與者之間介面，與許多其他相互滲入的複雜系統協同作用的成分和產物。這些系統可能太多而無法想象。透過框架處理，一些系統可以優先於其他系統。複雜性理論的思想認為：所有的心理現象，總是系統歷史、當前狀態和當前環境的產物，這三種情感體驗來源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

鑑於這種更激進的情境主義，我們能更合理地解釋這一事實，即：被說成發生在諮詢室“內部”的治療改變，似乎被泛化到“外部世界”建立的關係。在此之前，泛化的概念——最初是行為主義概念——是精神分析理論家和經歷治療改變（作為對另一個孤立心智干預的迴應）的孤立心智的黏合劑。這些隔離且可能不受“外部世界”影響的改變，進而被認為是環繞個人所攜帶，就像他或她現在被認為是一個驕傲的、分析後的主人，屬於一個擺脫移情的、孤立的、內在的世界一樣。相對“擺脫移情”，病人將能夠體驗一個客觀世界，不受高度主觀歪曲的感知透鏡干擾。在我們當前複雜性和非線性系統知識的影響下，這種傳統觀點崩塌了。

如果我們接受研究的主題是：在諮詢室中，體驗感知模式系統地結合，是該系統無數成分的自組織結果，和這些體驗模式的演變和轉變——主要由於體驗模式的闡明。那麼，我們如何概念化一個人的改變出現了？本著這一理論框架的思想，技術上，我們不能再用“個人變化”的術語談論，而是作為一個系統內的系統改變，然後在病人世界的其他體驗系統、關係中，產生深遠影響。換句話說，人不會單獨改變，而是系統改變——並且在多個層面上。也許更恰當的說法是，明顯的改變被重複或分佈在所有系統，及其各自的成分中，如同這些成分一開始就支援或負責這些改變。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複雜性系統理論，如何闡明多個體驗世界的變遷。整個系統的改變分佈，證實系統以非線性的方式演變，並受大量的相互作用影響。回顧一下，似乎在區域性層面的微小變化（例如，分析關係），可以在更大系統或多個系統內的其他地方，產生深遠影響，反之亦然。例如，這揭示了從分析師到病人，簡短、似乎無關緊要的議論，如何產生深遠後果；而有時過於干預和所謂的準備，最終可能沒什麼影響。

這在兩個抽象層面起作用：現象學上，我們可能體驗自己和其他人已經改變，因為與我們過去慣常不同了；在解釋層面上，我們必須理解，作為總是發生在整個系統中的改變——多個系統成分，據此持續組織和重組成不同模式的過程。也許就像檯球，位置與其他檯球有關，因球杆的擊打而持續改變。因此，一個人的改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複雜系統的改變（具有一些模糊的成分）。很大程度上，這在個人（例如病人）區域性層面，以這樣的方式得到了證明：被說成發生在個人“內部的”任何心理現象（例如夢、幻想、感覺），其自身是一個更大系統的顯現產物和組成部分——在Sucharov看來，這是模糊的歸屬權。我認為模糊的歸屬權是Cilliers所指的“系統各成分之間的非線性分佈關係”的另一個術語（1998，第80頁）。因此，在一個病人身上，治療改變被理解為一個更大系統或多個系統的顯現性質。換句話說，當我們談論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改變時，我們創造了一個人為的結構，它必然會使個人從他或她的更大情境中分離出來。這就是幾十年來，傳統的精神分析學說對病人所做的。相反，一種非線性系統方法認識到，某種程度上，二元分析是由病人和治療師帶到桌面的“歷史”——儘管是持續的系統歷史——塑造的。此外，二元分析的顯現系統性質，進而對將成為新的或修改的系統產生改變——實際上，這些系統最初被認為是個體的和歷史的，並且繼續以非線性的方式演變。

結論

似乎是將一個（屬於二元分析的）主體體驗系統的影響，疊加或覆蓋其他系統（病人存在的其他體驗世界），這反映了我們是且總將留在情境的事實。這是正確的，無論它是有形的存在，還是無形存在；無論它是新組成的，還是個人遙遠歷史的一部分。一旦我們成為情境，我們將永遠保持某種或另一種形式。這與早期思想相對應，即我們不能消除從前的和熟悉的組織原則，但是更有可能發展新的、更有用的組織原則（Stolorow，1992）。

因此，所有的心理現象都必須被理解為，從一個系統內或多個系統起源和演變。但在多大程度上，這些體驗的本質，可以說是帶有一個特定參與者的印記？現象學上，答案取決於在特定時間點，體驗者的特定視角。我們經常這樣說話，特別是對我們的病人（例如，這就是你似乎感覺如何，這就是對你似乎意味著什麼，等等。）畢竟，因為我們在那裡研究病人的主體世界——至少這是傳統精神分析去做的目標。但實際上，主體間系統理論——以其更激進的情境主義形式——改變了研究主題。15年前，Atwood和Stolorow（1984）用不同的話強調了這一點：“病人和分析師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心理系統，正是這個系統構成了精神分析探究的經驗領域”（第64頁）。在解釋層面上，我們必然研究這樣的心理現象：不是來自一個，甚至是兩個主體，而是來自一系列相互滲入的體驗世界，在一個未表述的勢海（隱卷領域）中，不停地起伏（或自組織）。然而，這取決於在每一刻基礎上，我們自身的個人主體性，決定我們如何“選擇”組織這些世界（即事物給我們的“感受”）的出現。甚至這些“選擇”，也是在我們的（隱卷）情感體驗背景下，執行的互滲系統的產物和成分。帶著個人印記的感受，儘管它是獨特的，但它是分佈和維持在許多互動作用系統或體驗世界。因此，應用於精神分析，個性可以被理解為在多個互滲系統分佈或重複，並由其維持——其中大多數可能處於意識之外。這些描述對自主、個性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具有挑釁的含義——顯然不是本文範圍內的主題。

就像主體間系統理論一樣，複雜性理論勢必改變我們對治療作用和治療改變的觀點。我們已經瞭解到，透過研究那些立即出現的，突出和有意義的體驗輪廓，病人可能感到被理解——治療作用的基石之一。在這裡，我們區分病人理解某事和病人感到被理解。對於一段持續的分析過程，後者一向是治療作用和積極改變的核心成分，而前者是一個重要但非充分條件。當病人體驗到分析師願意去理解，在病人的個人生活經驗結合中，他或她自身的建構作用，作為臨床醫生，我們見證了這一積極影響。轉變可能來自分析師對考慮“當前情境”的體驗輪廓，與病人歷史或源自家庭更相關的體驗，其情感關聯的開放性。領悟和依戀，與治療作用密不可分（Stolorow和Atwood，1992）。透過分析會談，一種真實感顯現（Coburn，2001）。在複雜性理論範圍內，用這些關於治療作用和治療改變的特定術語來說，代表了觀察者的框架運用——正如上文討論的，這是對一個人的看法，進行人為但必要的界定，以研究一個更大系統的特定成分。

我們不能再將治療作用概念化為一系列干預。這些干預要麼是基於產生領悟和依戀體驗，要麼是某種形式的綜合功能（或其不可分割的結合），導致接受者（病人）的情感改變。相反，治療作用是一種有意義的、持續的主體間活動。這些意義在多個體驗世界產生反響。從複雜性視角看，主體間活動和由此顯現的意義，分佈在多個互滲系統。這些互滲系統是最初將病人帶入治療的原因。這是一個大範圍迴圈的例子（也就是說，與神經元或理智的世界相比）。

這種情境主義敏感性，究竟如何改變？我們認為的精神分析治療，究竟要賦予什麼？我們可能或不可能在臨床上做什麼？最本質上，我認為它表明對無意識，和我們如何接近病人情感世界的拓展觀點。顯然，它改變了我們自身的個人主體性。這一觀點引發我們想象：個人體驗總有多種來源，也許太多而無法想象；也許，以某種未表述的方式，我們可能很清楚這一點——我認為的預反思系統意識，部分地從Sartre的“預反思自我意識”概念中瞭解到。——一個值得進一步闡述的話題。因此，承認也許與我們病人的確定感相一致的一種特定關係體驗，是為了阻止潛在的其他體驗來源及其相關含義。這些來源的理解，可能證明對繼續闡述和轉變病人的主體世界，至關重要。相對而言，分析師基本上“歸結”為基於歷史的自體客體體驗或移情，或者置於病人心智的“嬰兒-照料者”情感調節模式。病人經常向我們尋求“根本原因”——持續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並不總是容易容忍的，儘管它有臨床效用。但固定在一個確信的特定“根本原因”上，可能會帶來這樣的假設，即情境或系統，實際上已經運行了它的程序。我們可以在這裡好好地設想，什麼可能阻止更廣泛體驗和拓展意義。如果我們回顧主體生活體驗，總是被系統的歷史、當前狀態和環境所影響，我們就可以很容易想象，個人體驗起源和意義的獲得，是如何在這些僅為來源之一的特權中，變得或保持停滯的。

因此，臨床上，一種複雜性理論敏感性表明，雖然我們試圖與病人體驗世界的意義和細微變化保持調諧，但我們也始終對關於這個世界起源的其他觀點保持開放。這意味著我們淡然持有我們合作得出的結論，即關於病人體驗世界看起來是為何和如何被組織的方式。我們不依賴於這樣的結論，即一個人的特定體驗，主要是分析師貢獻的結果，或早期歷史的結果，或神經生物學狀態的結果，但我們總能接受，考慮來自其他情感體驗來源的額外貢獻。這些貢獻來自於無數的自我組織系統及其組成部分。

我期待著對我使用的正規化的一個重要批評，這些正規化對於理解近體驗現象，似乎是遠體驗的。重要的是要指出，我們沒必要以體驗可能的執行方式體驗世界。為了發展出更廣泛地理解心理現象，我們依靠各種概念區分——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到生命互滲系統，和個人實際生活體驗之間的巨大概念鴻溝。也許，在我們對心理現象的研究和理論化中，試圖儘可能保持近體驗的最大諷刺在於這一事實：我們務必理解，作為完全融入遠體驗的假設結構，如位於和屬於其中的複雜系統，這些結構本身根本不能說有任何體驗。我們可能體驗的既不是系統，也不是主體間領域，而是好奇、困惑、理解、愛、厭倦、慾望、憤怒、平靜、驕傲或驚奇。我們可能在心裡體驗的不是非線性、複雜性或混亂（取決於當天！），而是：對理解、情感聯結的渴望；希望被看見；或者可能希望不被看見——當我們為自己表現出脆弱感到丟臉時，對隱匿的渴求，這種情感在生命早期，可能不會對張開的懷抱做出迴應。我們可能會感到統一、凝聚、清醒、堅毅、堅定和真實；或者我們可能會感到分裂和不真實，可能會經歷分離、多重自我狀態、無條理、矛盾和猶豫不決。我們可能會感到被聽見，然後義無反顧地轉變；我們可能會因一句話語而陷入黑暗；或者我們可能會因一個點頭、一次展眉而感到溫暖和寬慰；我們可能會感到熱情。這就是人類生活聚集在一起，構成轉變的東西。不是系統和領域。因此，用解釋性術語來說，在我們繼續尋找理解人類體驗和積極改變的細微變化時，也許這就是我們作為理論家的短期宿命。我認為這樣做，確實有效地揭示了不然只有詩人才能真正理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