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脈通導讀
作為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的一部分，本項研究首次提供了關於國內一般人群抑鬱障礙流行病學、臨床嚴重度、功能損害、治療情況的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資料，其結果凸顯了透過衛生政策清除治療阻礙及改進精神衛生醫療質量的需要。
研究顯示，抑鬱障礙在國內女性（相比於男性）、分居/喪偶/離異者（相比於已婚/同居者）、無業人員（相比於當前受僱者）中的患病率顯著更高，並常常帶來顯著的社會功能損害。
終生罹患抑鬱障礙的受訪者中，41。1%同時滿足其他至少一種在CMHS中得到評估的CIDI或DSM-IV診斷，如焦慮障礙（29。8%）、物質使用障礙（13。1%）、衝動控制障礙（7。7%）。
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中，只有9。5%在這一時段內接受了某種治療，只有0。5%被認為接受到了「充分的治療」（定義見正文）。即便在精神心理專科，抑鬱症患者接受到充分治療的比例也只有9。2%。
本項研究中，惡劣心境的致殘性及臨床嚴重度與抑鬱症相仿。作者由此建議，惡劣心境的識別、預防、治療應與抑鬱症同等重要。
自2010年以來，抑鬱障礙已成為導致中國健康壽命損失年（YLD）的第二大原因。然而，由於長期缺乏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流行病學資料，有關抑鬱疾病負擔的資料，如患者數量及傷殘調整壽命年（DALY）等，只能使用數學模型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制定循證、精準的精神衛生政策的難度。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陸續開展了多項大規模調查，旨在評估國內一般人群抑鬱障礙的患病率。然而，大部分此類調查的範圍僅侷限於某一個省或直轄市。2004-2008年間開展的十省調查儘管被描述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研究，但調查樣本僅限於35-74歲的登記永久居民，而未納入更年輕、更年長或未登記的中國居民。
研究簡介
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於2012年正式立項並啟動，樣本來自中國除港澳臺地區的31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157個國家CDC疾病監測點（縣/區），是首項具有全國及地區代表性的、探討國內成人精神障礙流行病學及醫療服務使用情況的入戶調查，在國內精神衛生調查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其中，國內精神障礙患病率資料已先行發表——
重磅！中國精神障礙患病率資料釋出 | 研究速遞
2019-02-19
日前，一組國內研究者基於CMHS資料，對國內抑鬱障礙的患病率及精神衛生服務利用情況進行了細緻的探討，該研究9月21日線上發表於《柳葉刀 · 精神病學》（影響因子 27。083）。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盧瑾及許秀峰為研究並列第一作者。
（圖片來源：Lancet Psychiatry官方網站）
簡言之，經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培訓合格的824名訪談員開展入戶訪談，透過使用複合性國際診斷交談表（CIDI）3。0，確認受訪者在一生中或近12個月內是否存在滿足DSM-IV診斷標準的抑鬱障礙，包括抑鬱症（MDD）、惡劣心境、抑鬱障礙未特定（NOS）三種亞型；針對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具體詢問治療情況，如是否接受了治療及接受了何種治療；使用Sheehan失能量表（SDS）評估與近12個月抑鬱障礙相關的角色損害；基於年齡-性別-居住分佈資料對資料進行加權處理。
受訪者分為18-34歲、35-49歲、50-64歲、≥65歲四組，治療方式被分為精神心理專科治療、綜合科室治療、人類社會服務（如院外宗教人士、社工等提供的干預）、補充與替代治療（CAM）四類。對於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遵醫囑使用任何抗抑鬱藥或心境穩定劑治療≥30天且≥4次，或在精神衛生醫療機構接受≥8次心理治療（每次平均30分鐘），被視為「充分的治療」；人類社會服務及補充與替代治療均被視為不充分的治療。
具體研究設計、操作步驟、資料分析等詳見原始文獻，見文末文獻索引。
研究結果
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3月5日之間，共有32 552人同意接受訪談，其中28 140人完成了CIDI 3。0訪談。資料加權後，受訪者樣本的社會人口學分佈與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相似。
終生及12月患病率
表1 基於社會人口學特徵的抑鬱障礙終生及12月患病率（Lu J， et al。 2021）
就罹患任一抑鬱障礙亞型而言，女性與男性的加權終生患病率分別為8。0%和5。7%，女性顯著高於男性（比值比［OR］ 1。44 ［95% CI 1。20-1。72］）；12月患病率分別為4。2%和3。0%，女性顯著高於男性（OR 1。41 ［1。12-1。78］）。
分居、喪偶、離異者的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OR 1。87 ［95% CI 1。39-2。51］）及12月患病率（OR 1。85 ［95% CI 1。40-2。46］）均顯著高於已婚或同居者。
無業人員（終生患病率， OR 2。38 ［95% CI 1。68-3。38］； 12月患病率， OR 1。85 ［95% CI 1。40-2。46］）、退休人員（終生患病率， OR 2。21 ［95% CI 1。49-3。25］； 12月患病率， OR 2。28 ［95% CI 1。33-3。93］）、個體從業者（終生患病率， OR 1。51 ［95% CI 1。17-1。94］； 12月患病率， OR 1。58 ［95% CI 1。16-2。15］）均顯著高於當前受僱者。
不同受教育水平（文盲或小學以下、小學、中學、大學）、居住地（城鎮、農村）、地域（東部、中部、西部）受訪者的抑鬱障礙患病率無顯著差異。
具體到某一種抑鬱障礙亞型，與18-34歲受訪者相比，≥50歲受訪者的抑鬱症及心境惡劣患病率顯著更高。例如，50-64歲（OR 2。27 ［95% CI 1。64-3。14］）及≥65歲（OR 2。13 ［95% CI 1。39-3。26］）受訪者的抑鬱症12月患病率顯著高於18-34歲受訪者，惡劣心境的12月患病率呈現與抑鬱症類似的趨勢。此外，文盲或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受訪者的抑鬱症（OR 2。30 ［95% CI 1。22-4。35］）及惡劣心境（OR 2。22 ［95% CI 1。08-4。57］）12月患病率均顯著高於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抑鬱障礙NOS則呈現出與抑鬱症及心境惡劣不同的分佈趨勢。例如，35-49歲及50-64歲受訪者的抑鬱障礙NOS終生及12月患病率顯著低於18-34歲受訪者，無業人員的終生及12月患病率顯著低於當前受僱者，小學及初中文化程度受訪者的終生及12月患病率顯著低於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起病年齡
基於Kaplan-Meier生存曲線，四個年齡組罹患任一抑鬱障礙的風險存在顯著差異，但抑鬱起病年齡為14歲左右。具體而言，抑鬱症及抑鬱障礙NOS的起病年齡相似，均為14歲左右，而惡劣心境的起病年齡為18歲左右。
共病
加權後，1 947名終生罹患抑鬱障礙的受訪者中，759人（41。1%）同時滿足其他至少一種在CMHS中得到評估的CIDI或DSM-IV診斷，包括焦慮障礙（29。8%）、物質使用障礙（13。1%）、衝動控制障礙（7。7%）。
角色損害
圖2 與近12月內抑鬱障礙相關的SDS角色損害嚴重度（Lu J， et al。 2021）
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744名受訪者中，574人（75。9%）存在至少一個SDS維度（家庭責任、工作、人際關係、社交生活）的角色損害，抑鬱症、惡劣心境、抑鬱障礙NOS患者的這一比例分別為83。6%、79。8%、59。9%。
其中，抑鬱症患者的角色損害最嚴重——32。8%的抑鬱症患者將自己SDS某一維度的損害評為「嚴重」或「非常嚴重」，這一比例在惡劣心境及抑鬱障礙NOS患者中分別為31。6%和14。0%。就SDS的四個維度而言，抑鬱症患者報告嚴重或非常嚴重損害的比例為15。8%-24。7%不等，惡劣心境患者為15。5%-18。0%不等，均高於抑鬱障礙NOS（5。5%-7。9%）。
抑鬱症狀
基於抑鬱症狀快速自評量表（QIDS-SR），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中，88。7%當前存在有臨床意義的顯著抑鬱症狀；抑鬱症、惡劣心境、抑鬱障礙NOS患者的這一比例分別為94。7%、94。1%、77。6%。抑鬱症及惡劣心境患者存在嚴重或非常嚴重的抑鬱症狀的比例接近，分別為38。8%和38。5%，均高於抑鬱障礙NOS（12。5%）。
對於各個抑鬱障礙亞型而言，受訪者無法履行社會角色的天數與抑鬱症狀嚴重度總體上存在正相關性。
治療情況
表2 過去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在這一時段內的治療情況（Lu J， et al。 2021）
1，007名近12個月記憶體在抑鬱障礙的受訪者中，84人（9。5%）接受過前述四類治療中的至少一種，具體為：精神心理專科治療，3。6%；綜合科室治療，1。5%；人類社會服務，0。3%；補充與替代治療，2。7%。
抑鬱症患者尋求精神心理專科治療的比例在三種亞型中最高，為4。7%，惡劣心境患者為3。0%。抑鬱障礙NOS患者接受補充與替代治療的比例在三種亞型中最高，為3。3%，且均為中醫藥治療。
1，007名患者中，12人（0。5%）被認為接受了充分的治療，定義如上文所述。在精神心理專科，抑鬱症患者接受到充分治療的比例為9。2%，惡劣心境患者的這一比例為2。4%。
對於任一抑鬱障礙亞型而言，東部地區患者在12個月內接受治療的比例最高，西部居中，中部最低。城鎮居民接受治療的比例高於農村居民。與接受治療及接受充分治療相關的臨床因素包括症狀嚴重、病程長、抑鬱發作期間無法履行社會角色的時間比重大、存在精神科共病。
討論
作者指出，本項研究首次提供了針對國內一般人群抑鬱障礙流行病學、臨床嚴重度、功能損害、治療情況的全國性資料。
來自高收入國家的證據顯示，亞臨床抑鬱症狀可以預測抑鬱症的發生。本項研究提供了有關惡劣心境及抑鬱障礙NOS流行病學的有價值的資訊，或有助於預防抑鬱遷延為更嚴重的形式，如典型抑鬱症。本項結果同時顯示，一般人群中的抑鬱障礙患者接受治療的比例很低，能接受到充分治療的患者更少。未來需要開展全國性的專案，以清除影響抗抑鬱治療可用性、可及性、可接受度的阻礙。
關於抑鬱障礙相關社會人口學因素，本項研究的結果與既往流行病學研究的發現一致。農民工是抑鬱的一類高危人群，這一現象或許是本項研究未發現抑鬱患病率地區差異的原因之一。中國西部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主要問題在於精神衛生服務短缺，缺乏有良好受訓背景的精神衛生工作者。
本項研究中，惡劣心境的致殘性及臨床嚴重度與抑鬱症相仿。作者由此建議，惡劣心境的識別、預防、治療應與抑鬱症同等重要。兩者之所以會造成程度類似的損害，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惡劣心境轉化為抑鬱症的可能性很高。
抑鬱障礙患者共病焦慮障礙的比例很高，這一發現與既往針對社群居民樣本的研究一致，提示治療抑鬱障礙時需要有效管理焦慮症狀。相比於美國資料，國內抑鬱患者共病物質使用及衝動控制障礙的比例較低，可能與社會文化背景差異有關。
只有9。5%的抑鬱障礙患者使用了精神衛生服務，這一比例顯著低於美國（抑鬱症患者，57。3%）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並且，只有0。5%的患者被認為接受了充分的治療；即便在精神心理專科，接受到充分治療的抑鬱症患者及惡劣心境患者的比例也分別僅有9。2%和2。4%。
與國外患者相比，國內患者接受中醫藥治療的可能性更高。其中，抑鬱障礙NOS患者接受補充與替代治療的比例較高，一個原因可能在於臨床表現不典型，致使無法被診斷為某種精神障礙。
本項研究存在若干侷限性，如未納入機構（精神科病房、養老院、託養機構等）中的人群及妊娠期女性（作為CDC慢性病及其危險因素監測專案的一部分，本項調查需定期採集血樣）等。然而，基於患病率及與治療相關的資訊，本項研究提供了針對抑鬱障礙潛在治療需求的精準估計，凸顯了透過政策清除治療阻礙及改進精神衛生醫療質量的需要。
文獻索引：Lu J， Xu X， Huang Y，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1， 2021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21）00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