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

這些逃難的人一般回透過兩條向西的古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

明朝和蒙古通關互市後，一些軍防關口變成漢蒙貿易的通商口岸，其中兩處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張家口，稱為東口；另一個是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稱為西口。

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從中原腹地透過這古道抵達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從明代開始，政府就開辦馬市。從隆慶五年至萬曆十五年（1571——1587年）間，已開馬市十三處，僅萬曆十一年（1583年），交易馬匹達4。5萬匹。

開放官市的同時，民市也得到迅速發展。山西人用緞、綢、布、絹、棉花、針線、米、鹽、糖、果等交換蒙古人的馬、牛、羊、騾、驢、羊皮、皮襖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錫極受蒙古人歡迎，成為重要商品。互市獲利甚豐，吸引了許多山西人走西口。

清朝建立後，這種貿易仍然繁榮。此時，晉商實現了經營的多元化，包括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菜、絨貨、顏料、煤炭、鐵貨、木材、菸草、馬尾、人參、油、紙張、乾果、雜貨、銅、錫等，同時也發展起作為經紀人的牙行。晉商商業活動範圍之廣，超過了其他地方商幫。

透過走西口，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逐漸形成了一批富晉大戶，如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喬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縣人張傑、史大學的大盛魁一直繁榮到清末。山西成為明代中國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