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清軍在吳三桂的引導下入關，清軍的入關使得京城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原明朝京官，他們很多人已經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順朝，但是轉眼間清軍又進了北京城，何去何從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重要選擇。

在當時，選擇並不困難，因為清朝是少數民族政權，和大順政權有著本質的區別，很多人處於民族大義而不願意投降清朝。清朝吏部左侍郎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很多原明朝官員在清朝入關後或選擇南逃投奔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權，或者做個隱士，不願意配合出仕。

人才是一個政權的最重要的資源，而這些明朝的京官雖然其中很多人腐朽不堪，但是卻也是清朝所急需的人才，因為清朝剛剛入關，要統治關內如此之大的地方，必須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系統來支撐。清朝原本的朝廷規模明顯不能滿足現狀的需求，而明朝的京官則是清朝朝廷最佳的人才補充，所以能否籠絡這些明朝京官的人選，決定這清朝的成敗，“此興朝第一急務也”。那麼作為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攝政王多爾袞是如何來籠絡這些京官的人心呢？

首先，多爾袞做了一件讓明朝從上到下都頗為“感激”的事情，進入北京後的第三天，多爾袞便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多爾袞以為明朝崇禎皇帝討賊復仇為旗號，命官兵、人民為崇禎皇帝服喪三日，還命禮部等部門準備以皇帝的禮儀厚葬崇禎皇帝。這些表面的工作無疑“收買”了很多人心，讓很多明朝官民放鬆了對清朝和多爾袞等的戒備心理，甚至以為清朝真的只是來為明朝復仇而已，並沒有佔據關內的想法。增加認同感，這是多爾袞的第一步棋，事實證明效果很好。

第二步，繼續任用原明朝政府和大順政權的官員，而且官職只升不降。清軍進入北京城之後，多爾袞則不拘一格，四處張貼告示，“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這一舉措很好地保留了原來明朝的行政體系，能夠幫助滿族的官員迅速穩定社會秩序，對弈穩固清朝的統治大有幫助。因為很多在京的明朝官員在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都選擇了歸順大順朝，所以為了打消這一部分官僚的心理負擔，多爾袞明確宣佈：“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亂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而且這些官員在清朝朝廷之中的官職只升不降，原本在明朝或者大順朝的任職，在清朝朝廷之中的職位不低於前面兩者之高者。

第三步，多爾袞則給予這些官員們實際的經濟利益，大順朝入京後，實施“追贓助餉”運動，很多官員的家庭財產和田產等都被大順政權收繳，很多人甚至在嚴刑拷打之下傾家蕩產。清軍進京後，多爾袞宣佈一切田產“歸還本主”，“前朝勳戚賜田、已業，俱備照舊”。那些在京官員們在得到了這些實惠之後，怎麼可能還不對清朝統治者感恩戴德，至於什麼民族大義恐怕已經不在考慮之列了。

在多爾袞的幾招之後，在京官員基本已經被穩定住了，他們很多人放棄南逃，也不再隱居，而是選擇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在新的朝廷之中任職。1645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的一份奏疏說道：“去歲（1644年）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乃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御圖以後，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

由此可見，當時人心不穩，多爾袞頒佈了多項穩定人心的政策，這才穩定住了人心，也穩定了清朝新興的政權，而這個過程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參考文獻：《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