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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政風，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前後期也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演變軌跡，並對政治、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明太祖朱元璋借鑑元末紀綱不振，吏治敗壞的歷史教訓，運用法外用刑嚴厲整肅，從而使不良風氣受到壓制和收斂。
1、明初尚儉的政風
於是為官如履薄冰，唯上是尊、謹慎政事成了統治階層的心理特徵。史料描述當時的情景時，曾雲：“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不但京官伴君如有“伴虎”之懼，而且外官也是如此。
“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為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絲毫未有“天高皇帝遠”的慣意遊閒，而是如臨深淵，高度緊張，不敢有大意懈怠。明初雖然矯枉過正，但客觀上卻孕育了封建官僚體系良性運轉的社會效果。
官吏在高壓鉗制下，不得不注重政治利益和封建體制的整體利益，抑制私慾，約己謹慎，為政效率提高，務實求治，奮發向上，漸成官場的主導風尚。太祖自幼飽經滄桑，歷盡磨難，深知物力艱難，生活較為樸素，注重節儉，並以此經常訓導臣下。洪武十年（1377）他曾對侍臣說：
“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複製。”“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上，躬服浣灌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
太祖又說：
“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為集？侵牟剝削皆源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為君者如此，為臣者也大多能夠節儉保身，剋制私慾，使物質享受保持一定的適度。六部尚書吳琳致仕回故里黃岡，“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機，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見狀聞帝為嘉嘆”。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與劉基同位，其住宅在負郭窮巷裡，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太祖“間幸其舍”，羅復仁“急呼其妻抱機以坐帝”。京官上朝辦公，多步行，地方官到任亦多無馬，或借於人，或乘驢。太祖認為這有失為官馭民的體統，才賜有司官馬，以備官用。
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諭中稱：“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其官為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
交通狀況和待遇才有所改善，由此也可見當時地方官輿從簡樸。因為對犯有貪賄的官吏，太祖殘酷鎮壓，決不寬貸，致使一般的官吏，不敢以逐利敲撲為事，“洪武初，吾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為榮，所取士子之為門生也”。
吳興王瑱在平涼任知縣，其父王升寄其書雲：
“凡為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訊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
一般士大夫亦多不置巨產，即使當了高官，家產也只如寒士，“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為官貪墨而又汲汲營私產者，往往為士論所不容，《閩小記》記明初福建計程車紳風氣時說：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1415）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抬，士紳疑皆輻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筒，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抬空槓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鹹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公，闔郡風尚可知矣。“
再如明初的浙江太平縣：
“是時法尚嚴密，縉紳士庶罔敢侈肆，衣不過細布土縑，仕非達官不得輒用純絲，女子非受封不得長衫束帶，居室無廳事，高廣惟式。”
湖廣京山縣，“其讀書為士者，雖被儒服彬彬，齒於縉紳之列矣，亦長厚，食不重味，衣無綺紈之飾。宴會招賓客，幅紙單報，轉相傳視，至則羅短案，妻子出拜，刺刺笑語，不以為嫌。長老有事，後生小子為之執役，若子弟童奴，其忠厚少文如此”。這是明初政風與士風的大概情形。
2、明朝後期的頹廢政風
明中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統治階級的貪慾，加速了政治腐敗，法制日弛，政以賄成。許多官吏荒怠政務，唯以享樂縱慾，沽名釣譽為榮，政風敗壞，江河日下。當時從朝中的內閣首輔到一般的官吏，除了一些正直有為、關心民瘼者以外，大多數以貪墨、享樂為能事。如嘉靖年間首輔嚴嵩“以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其實是最大的貪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刑部主事徐學詩，在上疏中對嚴嵩父子的種種可恥行徑作了無情的揭露：
“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群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剖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
徐學詩在奏疏中還分析了嚴嵩父子擅權為非的種種伎倆。
清代學者趙翼說：
“嚴嵩之納賄，實自古權奸所未有”，“是可知賄隨權集，權在宦官，則賄亦在宦官；權在大臣，則賄亦在大臣，此權門賄賂之往鑑也”。
他把“權”與“賄”，“勢”與“利”的關係分析得相當深刻。在封建社會，權力是貪汙受賄的前提；貪汙受賄是權門致富的重要途徑。這一點在嚴氏父子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也是他們之所以招致廣大士民切齒痛恨的主要原因之一。
嚴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朝廷和地方大小文武官吏凡選任、升遷，不論賢否是非，唯以所行賄金多少而定高低。
賄金多者，“擇官選地，取於探囊，朝求暮獲，捷若應響”。若某官眾人相爭，則“價值轉增”。
“官無大小，皆有定價。“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御史、給事中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兩者。吏部官賄金最重，吏部郎中、主事開價即達三千兩，後來猛增至一萬二三千兩。刑部主事項治元家資鉅富，向嚴世蕃行賄一萬三千兩白銀，得轉調吏部勳稽司主事，“士論囂然，醜聲日甚”。因所賄銀數與明初首富沈萬三的“萬三”巧合，故人們乃以“沈官兒”、“沈萬三官”呼之，以示譏諷和蔑視。
與此相反，為官廉潔奉公，不向嚴氏行賄者則會遭到迫害，即使是朝廷六部尚書、內閣大學士也難保住官位。顧應祥乃朝中老臣，與嚴嵩同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升任刑部尚書，只因未向嚴氏父子進獻謝禮，嚴氏父子便授意給事中對其進行彈劾。然而吹毛求疵也未找到他的過錯，嚴嵩便以他有“鼻癭”，不宜在皇帝身邊供職為由，把他調到南京。從任職到離職，顧應祥只做了一百天的刑部尚書。因為嚴氏父子“貪墨滔天”，所以京城士民皆以“錢癆”稱之。
首輔徐階“富於分宜（嚴嵩），有田二十四萬。子弟家奴暴橫閭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中丞海公（海瑞），行部至雲間，投牒訴冤者日以千計。公檄兵憲蔡公治之，二公皆持正執法，請託不行。有給事戴凰翔者，服闋北上，華亭（徐階）投三萬金之論去海公；會江陵（張居正）當國，華亭門生也，給事陳三謨論去蔡公。二公去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復內之矣。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撕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焉，見瑣之言官甘為私門之鷹犬焉。嗚呼！權奸之可畏也如是哉！”
庚辰歲（萬曆八年），以女孫婚於吳縣申公子，妝衣飾至滿三百筒，已而陳於閶門外，筒各一幾，出女子六百人昇之，亙古未有”。祭酒陳瓚，家東洞庭，資累鉅萬。造房，廳事擬於宮殿。闢花園，廣百畝，累石成山，極其巍峨。”
凡此種種，不勝列舉。明代中後期政風，“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徵，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這與明前期的政風形成天壤之別，其弊其害可想而知。
嘉靖年間是明代吏治的重要轉折點，特別是嘉靖中期以後，風氣大變，貪汙受賄、奢侈靡費發展為貴族、官紳等級的普遍行為。
時人張四維感慨：
“當嘉靖末載，世風之涵濁甚矣。民不見德，惟賄是聞，四夷交侵，萬民失業，天下勢蓋岌岌乎其殆矣。”“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制如此，即大臣不過分，何況子弟？餘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煊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為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在朝廷法度及道德觀念、社會心態上，嘉靖以前，貪汙受賄行為尚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輿論的譴責，因此貪賄者只能“暮夜而行，潛殺其跡，猶恐人知”。而此後，封建集團日益喪失懲治貪汙的能力，官僚階層也視貪賄為“自然”，“習以成風，恬不為恥”：廉潔奉公者反遭譏笑，被斥為“無能”、“迂腐”。
當時有人比較說：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官來歸，客或詢其囊囊，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
貪風盛行，必然招致民眾的怨恨，激化社會階級矛盾。貪賄是封建社會難以醫治的痼疾。嘉靖年間之所以形成貪風、奢風盛行之勢，除了一般的社會根源外，還有其特殊的原因。經過長期的積累，明中葉以後商品貨幣經濟有了發展。
“金令司天，錢神卓地”，“紛華染，靡汰臻”，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慾望，他們便憑藉政治權力，透過貪汙受賄搜刮錢財，以滿足奢侈生活的需求。由於他們只知盡情地享受商品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物質文明，而不能為其進一步發展開闢道路，因此嚴重地阻礙了明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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