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責與神化

苛責先賢與為尊者諱，兩者皆非對待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

前者讓我們失去對一種偉大品格和偉人特殊貢獻的敬畏；後者，則會導致大多人將先賢供奉到神龕裡去，只能燒香、跪拜，無法親近和效仿。

是人總是會有人性的弱點和缺陷，我們不必因為某鉅公偉人有缺點，就忽略或抹殺其在特定歷史時代或特殊領域的貢獻；同樣，我們也無必要因某人的偉大而遮蔽和諱言其瑕疵。

在現實中，對蘇軾和魯迅這樣的文豪，可謂神化與苛責並存。但主要的問題是神化，對其歷史的侷限性和人性的某些弱點，缺少客觀的認知和反思。尤其是對於蘇軾，近年來累積如山的文章和書籍，幾乎都將他描述成一個集各種“家”於一身的白璧無瑕的完人、神人。

本文只談蘇軾的某個側面，不涉魯迅。

命運最慘的為何是蘇軾

我們都知道蘇軾的命運非常坎坷，尤其是晚年生活，幾乎陷入萬劫不復的無底深淵。繼因烏臺詩案被貶放到黃州，沒料到，後來又迭遭貶逐，先後被貶放到惠州和當時被稱為瘴癘蠻荒之地的海南儋州，雖然沒有死在流放地，但死在了返回的途中。

按常理判斷，在北宋晚期黨爭中，他並不處於元祐黨人（舊黨）職級的最高階。他的最高官位是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同時期在他上位任宰輔的有多人。司馬光不算，因司馬光任相不到一年即離世。新黨想“迫害”也無機會，只能禍延其後人、子弟。除司馬光外，任宰相的有呂公著、範純仁、呂大防、文彥博、劉摯、蘇頌……在宋徽宗和蔡京聯手刻錄的“元祐黨人碑”中，蘇軾排在第二檔——待制以上官員的首位。但蘇軾卻是遭到打擊和迫害最殘酷、最嚴厲的一位，因此僅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發的黨爭導致被迫害解釋不通。

蘇軾畫像

難道是天意作弄，要讓蘇軾這樣的文學天才，在苦水的浸泡中昇華出更多珠璣佳作來？千萬不要這麼想！凡有仁者之心的人，都不會有這種“殘忍”的想法。即便蘇軾本人，也絕不會樂意成為這種文學理念的踐行者。雖然客觀事實如此，他最好的詩文都噴發於絕望的磨難中。

其實，對於這段歷史稍加考察，就不難發現，欲置蘇軾於死地的一個關鍵人物是：章惇。在蘇軾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間，章惇都是手握執政大權、威高震主的宰相。蘇軾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兇惡的敵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個性，要置他於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章惇兇惡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許還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讓我們回溯一下，蘇軾與章惇交往的大致過程，也許就能捋出一個清晰的線索：曾經是最親密的友人，為何成了主導蘇軾晚年悽慘命運的最兇殘的敵人？

最親密的友人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親試禮部進士，章惇與蘇軾同榜高中。在此次禮部廷試中，章惇有一個不尋常的表現：因其族侄章衡獲狀元，他落在晚輩之後，居然憤憤不平，質疑考官識見，棄進士詔令於地，放棄此次功名。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見此人性情與才華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場與晚輩親屬論高下，恥於在其侄後；二是考場似乎為他而設，只要進考場，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來此種膽識？

高中同榜進士，並非章惇與蘇軾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於章惇隨後調任商洛令，蘇軾調任鳳翔府節度判官，兩地相鄰，皆為陝西路轄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陝西路在長安舉行解試，章惇與蘇軾皆參加試務，有此機緣，又是“同年”，負責陝西路的帥臣劉敞對他們“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

［1］

在此“相得歡甚”期間，野史載有兩則趣事，已可見兩人性情之異。

二人同遊南山諸寺，至仙遊潭，有一處雙峰對峙，淵深萬仞，俯視其壑，毛骨悚然，之間只架一根獨木橋。章惇推蘇軾過獨木橋至對岸，在山壁上留下筆墨。蘇軾戰戰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則面無怯色，跨過木橋，且用藤蔓捲成的繩索，一頭系在樹上，一頭纏住腰，然後“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蘇軾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嘆：“子厚（章惇字）必能殺人！”章惇問：“何也？”蘇軾曰：“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一個人連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當然也就有膽量殺人了。章惇聽了，哈哈一笑，只當是友人戲言。

［2］

蘇軾畫像

二人在山寺小飲，聽人報說有老虎下山。二人皆已處在“酒狂”狀態，乃勒馬前往觀望。果見一虎，距離數十米遠，馬驚躡足不敢往前。蘇軾說：“馬受驚不敢往前，我們還是回去吧！”章惇不懼，乃繼續策馬前行。到了距虎近處，章惇取一銅鑼用石頭“哐當哐當”猛敲，老虎被嚇阻而逃竄。歸來後章惇對蘇軾說：“你這人啊膽子小，將來肯定不如我。”史書上是這麼記載的，章惇“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至於蘇軾聽後是否也報之以哈哈一笑呢？不清楚。

以此二細節可證，章、蘇二人性情有別。但這不影響二人友情的建立和發展。今人皆知蘇軾，是因為蘇軾的詩文成就，隨著時光推移而越發昭彰。世人很少知道章惇，但在當時章惇卻是冠絕一時的風雲人物，絕非等閒之輩，用臺灣學者劉昭明先生的話說：“平心而論，章惇膽識、機智確實勝過蘇軾，確是厲害角色。”蘇軾曾在給章惇的書簡中對章惇給予極高評價：“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雲：‘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

［3］

在蘇軾寫給蘇轍的詩《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章惇的名字首次出現在蘇軾詩文中：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

說客有靈慚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

夷音僅可通名姓，癭俗無由辨頸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根據蘇軾自注：詩中“章子”即指“章惇”。蘇轍中進士後，曾被任命為商州軍事判官，但因多種緣由未赴任。章惇任職的商洛，是商州屬地，故詩中寫到章惇向蘇軾介紹商州一帶的風土人情，且缺少得力的治理人才，蘇軾希望弟弟能儘快到任，即所謂“苦道商人望汝來”。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三日，章惇的商洛令任期滿，在離開前特地相約友人蘇旦、安師孟，同往鳳翔拜訪蘇軾。蘇軾則盡地主之誼，用四天時間，陪章惇等遊終南山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等名勝景點，對此遊在蘇軾、章惇的詩文中均有記載，可謂一時佳話。

到了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章二人仕途地位發生巨大落差。由於章惇追隨王安石變法，升任翰林學士，在最高殿堂為皇上起草制誥詔令，可謂平步青雲，春風得意，而蘇軾仍在外地任職，沉於下僚。但地位懸殊不影響兩人友情持續加深，時見有詩詞唱和往來。不久因變法派內部的矛盾衝突，章惇的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被人彈劾後出知湖州，赴任前曾作數詩寄知密州的蘇軾，其中一首寫道：

君方陽羨卜新居，我亦吳門葺舊廬。

身外浮雲輕土苴，眼前陳跡付籧篨。

澗聲山色蒼雲上，花影溪光罨畫餘。

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4］

“籧篨”是古代用筍或竹編的粗草蓆。“陽羨”乃古時宜興的稱謂，相傳蘇軾喜愛該地山水風物，欲買田在此終老。章惇在詩中與蘇軾期許：“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可見二人情誼之深。

中國文人似乎皆有此通病，官場不得意了，便嚮往超凡脫俗，欲蕩扁舟於江湖葦叢。而身處高位時，則紅塵滾滾，雄睨目空一切。

知密州的蘇軾，收到章惇詩，即次其韻，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其一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雲水鄉。

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其二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

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

霅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應明。

兩卮春酒真堪羨，獨佔人間分外榮。［5］

蘇軾在詩中盛讚章惇在仕任上建立的功業，也極度欣賞其放舟江湖、徜徉山水的高雅情趣。蘇軾的詩句“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既是對年輕時在長安、鳳翔共賞山川美景的回溯，也是對未來詩酒風流共度人生的憧憬。

章惇畫像

蘇軾與章惇的友情，在“烏臺詩案”前後達到了巔峰。在“烏臺詩案”中，蘇軾被御史臺一群彈劾官欲置於死地。任宰相的王珪一向不喜蘇軾，也想借此契機，企圖將蘇軾“誅殺”。他不懷好意地在神宗皇帝面前推波助瀾，誣陷蘇軾有不恭之罪，而重返朝堂擔任翰林學士的章惇，為蘇軾仗義執言，在神宗面前反駁王珪，為蘇軾辯護。史載：

元豐間，蘇子瞻系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餘，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6］

文中的“時相”，即當時任宰相的王珪。請注意最後一句話，章惇譏刺王珪：“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此話真夠狠的。不過，這是章惇一貫的用語風格。另有史料載，退朝後章惇繼續質問王珪：“是不是想使蘇軾家破人亡？”王珪推脫稱：“此舒亶言也。”章惇反唇相譏：“舒亶的口水難道也可以吃嗎？”

［7］

應該承認，章惇是變法派（新黨）中的骨幹人物，此時為蘇軾辯護是需要超越黨爭和犧牲個人利益的巨大勇氣的。章惇為蘇軾免於治重罪而仗義執言，挺身而出，立場鮮明，是有恩於蘇軾的。蘇軾被貶放至黃州後，又收到章惇表達慰問之情的書簡，蘇軾在回簡中寫道：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臺候何似？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雲：“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

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8］

蘇軾在落難之中收到章惇來信，對章惇在信中“存問甚厚，憂愛深切”，為之感嘆不已。並高度評價章惇：以章惇的才幹，出將入相只算是“業餘的事”，其溢美之言，“高”得不能再“高”了。在信中又稱：“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可見蘇軾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

蘇軾《寒食帖》區域性

到了此時，章惇與蘇軾的友情，可以說已從普通的友人上升為患難之交了。

最兇惡的敵人

神宗駕崩後，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重新起用司馬光等一撥舊黨人物，蘇軾得以回到中樞，被委以重任，這是蘇軾仕途中最風光的日子，持續了近八年。

然後便是高太皇太后駕崩，哲宗親政，重續父志，新黨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蘇軾的噩夢開始了！他的噩夢一直持續到生命的終結。最後死於從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

而對蘇軾持續製造“噩夢”，給蘇軾身心帶來雙重摺磨的正是他曾經期許泛舟江湖、在“烏臺詩案”中為他仗義執言的親密友人章惇。在高太皇太后駕崩後，章惇與蔡卞任左右相，章惇為左僕射，持續執掌大權七年。時任樞密大臣曾布對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見章惇在朝堂之威猛。在持續打擊元祐黨人的“組合拳”中，章惇對蘇軾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恨不得立即置蘇軾於死地。

最親密的朋友，成了最兇惡的敵人。

高太皇太后在臨崩前，已對執政大臣放出口風，大意是：我死後，官家必起用一批新人，諸位不妨提前考慮自己的後路。蘇軾在諸臣中對政治風向的變化，算是敏感的，於高太皇太后駕崩前即上疏請求離京去外地任職，於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日被罷去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改知定州。但他請求改知越州，未獲許可。在赴定州前請求面辭皇上也不可得。由此，蘇軾預感到禍患將至，只是不知即將到來的暴風雨會有多猛烈。

臺灣學者劉昭明認為：“元祐群臣，蘇軾首遭貶黜，自有章惇因素。”

［9］

因朝堂大臣皆知，章惇與蘇軾關係早已交惡，於是在章惇拜相前後，對蘇軾交相彈劾，以取悅章惇，成為章惇打擊、迫害蘇軾的打手。侍御史虞策彈劾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上章稱：“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範純仁在蘇軾危難之際，上書為蘇軾辯護，求“寬貸”，但上不從。“時宰”有加害意。“時宰”即章惇。蘇軾被貶嶺南後，其弟子黃庭堅有詩句稱：“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平生人慾殺，耿介受命獨。”說的都是章惇欲置蘇軾於死地。

［10］

在這一波彈劾後，蘇軾以垂老之身再遭貶黜，於紹聖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被革去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其被貶誥詞由中書舍人蔡卞所撰寫：

訕上之惡，眾憝厥愆；造言之誅，法謹於近。矧彈章之薦至，孰公議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行汙而醜正，學闢而欺愚。頃在先朝，稍躋清貴。不惟喻德之義，屢貢懷諼之言。察其回邪，靡見聽用；遂形怨誹，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開以自新之路。召從方郡，服在近班。弗訛爾心，覆出為惡。輒於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茲立法造令之大經，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雖託言於外，以責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顧威靈之如在，豈情理之可容。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只奪近職，尚臨一邦。是為寬恩，無重來悔。可特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11］

才過兩日，有人上疏認為蘇軾“罪大責輕”，蘇軾又被降一職。

在前往英州途中，蘇軾實在承受不了陸行顛簸之苦，上章乞求改從滑州乘船，至南康軍再改陸行。尚未至英州，新的貶黜詔令又來了。先是四月，張商英追論“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至六月，御史來之邵上疏再劾蘇軾“自元祐以來多託文字譏斥先朝，雖已責降，未壓輿論，應加罪處罰”。

對蘇軾再貶惠州的制詞，奉“時相（章惇）風旨”，由林希起草，用語極其惡毒：

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眾，論法當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以怨報。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乃至交通閽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縉紳所恥。尚屈典章，但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非朕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遐服。雖軾辯足惑眾，文足飾非，自絕君親，又將奚懟？保爾餘息，毋重後悔。可特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12］

林希也曾是蘇軾友人，見章惇得勢，賣友投靠，不惜顛倒是非，醜詆蘇氏兄弟。時人稱林某有文采，蘇軾見誥詞後用揶揄的口吻說了一句：“林大（林希別稱）亦能作文耶！”

蘇軾無論是貶黜惠州，還是再貶海南儋州，章惇都是幕後“總導演”，章惇是蘇軾晚年悽慘命運的製造者。在章惇獨相七年間，所有貶放元祐黨人的旨令，都要經過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斷貶逐蘇軾到更遠的瘴癘蠻荒之地過程中，還有兩件事做得實在太過分：一是一旦發現蘇軾沿途經過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對蘇軾一行待之以禮或提供生活便利，則給予嚴懲，使得沿途州郡官員對蘇軾避而遠之。看《蘇軾年譜》就知道，蘇軾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廟。二是派遣對蘇軾有宿怨的官員或政治敵手任貶放地州、路官員和巡按流放屬地，對蘇軾進一步加重身心折磨，乃致促其早亡。稱其兇惡至極，應不為過。

蘇軾初到惠州時，是受到時任知州詹範的禮遇的，蘇軾有詩狀其貌其情：“老詹亦白髮，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循州守也曾多次向蘇軾饋米。但時間不久，這位循州守即被罷了。到惠州第二年三月，章惇派蘇軾的“冤家”程之才到惠州巡視。說來，這位程之才還是蘇軾的姊夫。蘇軾父蘇洵娶眉山望族程氏女，蘇、程兩家有了姻親關係。蘇洵唯一的女兒八娘，又嫁給了程氏家族下一輩程之才。這本應是一門親上加親的好事，卻導致親家成仇家。其原因是蘇軾姊八娘因個性耿直，不見容於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程之才，因此在程家飽受虐待，即使生病也不找醫生，結果八娘年僅十八歲便鬱鬱而終。蘇洵為此而悲憤不已，曾撰文大罵程家“薄骨肉之親，缺孝悌之行”，程之才的父親程濬是“貪財好色的卑鄙小人，多行不義的州里大盜”。

［13］

蘇軾在入仕後，也曾指斥程之才為“邪惡小人”並斷絕與其來往。

蘇、程兩家情感徹底破裂。

章惇與蘇軾相交多年，當然深知蘇、程兩家視若仇敵的宿怨往事。這次特地派廣南東路提刑程之才巡視惠州，就是欲借程之才之手，將蘇軾往死裡整。巡視官員有督查罪臣的職責。但效果居然完全相反，蘇軾與程之才四十餘年的心結因此而冰釋。對於程之才即將來惠，蘇軾起初非常緊張，不知該如何面對這位斷絕交往四十餘年的姊夫。先是請廣東程鄉縣令侯晉叔打探程之才的態度，沒料到程之才表現出化解兩家冤仇的高姿態，並特別請侯晉叔轉達他的善意和關心。於是蘇軾與程之才恢復書簡聯絡，程之才一到惠州，即攜禮物親臨蘇軾住所嘉祐寺探望，臨離開時還關照惠州官員請蘇軾搬到三司行衙合江樓居住，蘇軾多次致書表達謝意。這位程之才，因化解舊冤、善待蘇軾而遭章惇打壓，不久調離廣南東路，自此仕宦不顯。

紹聖四年（1097），在章惇、蔡卞對元祐黨人加重懲處的新一輪打擊中，二蘇受貶最重。蘇轍從筠州再貶至嶺南雷州，蘇軾由惠州貶往海南儋州。這次貶謫，由章惇主導，來之邵、張商英等人再次充當打手。

蘇軾剛剛在惠州費時十月，為自己建造了新居，改變了原來遷來遷去居無定所的狀態。再度被流放，意味著前功盡棄，又要踏上更為險惡的跨海旅程。正如清代學者王文浩所感嘆：“公方稍安，而後命已至……每為三嘆。”有史料記載，章惇看到蘇軾寫於惠州的詩句“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覺得蘇軾在惠州活得如此安逸，要讓他再度經受顛躓跋涉之煎熬。

為減輕家人的流離之苦，蘇軾只讓三子蘇過伴隨自己渡海，令長子蘇邁仍在惠州照料家眷。

蘇軾至儋州後，章惇又故技重演，企圖派蘇軾仇敵酷吏呂升卿等按察廣南西路，逼蘇軾自裁，因曾布、陳次升等人上疏勸阻，哲宗才罷此詔令。

最難寬宥的錯誤

在烏臺詩案中，章惇為挽救蘇軾免死，在皇上面前仗義執言，頂撞時相王珪，可謂是“真君子”；而至紹聖年間，章惇持續貶謫蘇軾，欲置其死於流放之途，可謂是“真小人”。

曾是蘇軾最親密友人的章惇，為何卻成了逼害蘇軾的最兇惡的敵人？“真君子”與“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匯成一體？究竟是何因素，觸發了蘇軾與章惇關係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轉？

如果用一句話回答：蘇軾在處理與章惇關係上，犯了不可寬宥的低階錯誤！

且讓我們把目光回溯到元豐八年（1085）初，神宗駕崩，哲宗繼位。哲宗年幼，接掌皇權的是垂簾聽政的高太皇太后。反變法的舊黨人士漸復起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馬光和蘇氏兄弟。新黨重臣章惇初期在朝，由通議大夫、門下侍郎，改知樞密院。新、舊兩派人士，圍繞新法的存、廢展開激烈交鋒。司馬光抱老病之軀，欲盡廢新法。朝堂上的唇槍舌劍，司馬光顯然不是章惇的對手。章惇氣盛且有辯才，嬉笑怒罵、葷素搭配、語鋒四射，常常讓司馬光處於窘態，乃至於請蘇軾傳話給章惇，勸其勿當眾羞辱他。由此也可見，此時蘇、章的友好關係尚未破裂。

神宗去世後，新、舊黨交鋒勝負一度處於膠著狀態，但司馬光的背後是反對變法的高太皇太后，因此司馬光一進入中樞，一道道廢除新法的詔令接連下達。變法派人士紛紛被貶黜離京。章惇也是被舊黨圍攻、彈劾的主要攻擊目標。在諸多彈劾奏章中，用語皆很刻薄、惡毒。章惇被列為罪大惡極的“三奸”和“四凶”之一。對此，也許在章惇的意料之中，出乎他意料的是蘇氏兄弟也加入了對他的“惡攻”行列中。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諫的蘇轍上《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臣聞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於大臣則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緩。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眾人，連書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樞府，臣竊惑矣。尚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壞。臣竊恐朝廷急有邊防之事，戰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繫，使惇用心一一如此，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14］

蘇轍在此奏章中，指斥章惇在變更推行免疫法問題上，居心叵測，“巧加智數，力欲破壞”。明確地提出罷免章惇樞密院職，“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蘇轍乞罷章惇，有政治理念、黨派不同的因素，但如果僅僅因此而翻臉不認人，對其兄密友，且有恩於蘇軾的章惇拔刀相向，是否太無情無義了？在章惇看來，握著刀把的手不僅僅是蘇轍，也有蘇軾。眾皆所知，蘇氏兄弟的關係親密如穿“連襠褲”，蘇轍在彈劾章惇前，按常理該與其兄通氣。蘇轍的翻臉無情，也意味著蘇軾的翻臉無情。即便蘇轍上章前，蘇軾不知，但在蘇轍上章後，也未見蘇軾有迴護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於預設蘇轍的攻擊是對的。

臺灣學者劉昭明認為，司馬光變更免役法產生弊端，“蘇轍不彈劾司馬光，卻歸咎於章惇”，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章惇自感憤恨不平”。蘇轍的奏章“誇大章惇惡行，力加撻伐，目的只有一個：將章惇逐出朝廷”。

［15］

蘇轍彈劾給了章惇致命一擊，五天後章惇被貶知汝州，隨後又改提舉杭州洞霄宮，從樞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為一個閒人。用章惇語自道是：“洞霄宮裡一閒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令人感到尤為不解的是，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後，蘇軾又對章惇補插一刀。在上奏的《繳進沈起詞頭狀》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謀求邊功，草菅人命：“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

［16］

蘇軾此“狀”中闡述的理念，與司馬光處理邊防的“苟且”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司馬光主張寧可割讓土地給鄰國，以此換取邊境的和平。這種以肉飼虎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邊民之事，而這正是章惇仕途中頗為自得的功績之一。而在此前，蘇軾在詩中曾讚譽章惇此舉“功名誰使連三捷”，“近聞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蘇軾隨官位的變化而“前恭後倨”，評價截然相反，文名顯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蘇軾先生，難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嗎？更何況面對的是曾經在烏臺詩案中為自己仗義執言的恩人。蘇軾先生難道此時，已將在黃州寫給“章七”的信札忘得一乾二淨？章惇不再是他給予高評的“奇偉絕世”的章惇了？說此時的蘇軾“落井下石”“忘恩負義”算不算過分？士人皆知蘇軾是有情有義的“真君子”，此時為何成了無情無義的“真小人”？

政壇風光常常不可持續。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蘇軾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後章惇鹹魚翻身，位極人臣，成了他晚年悽慘命運的主導者。

蘇軾在早年與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殺人”的狠角兒。昨天章惇可以為你兩肋插刀，一翻臉，章惇也可以對你兩肋插刀。

你不仗義我不仁，愛恨從來皆有因。

復仇的火焰始終在章惇胸間熊熊燃燒，即便把蘇氏兄弟燒成灰燼也難解心頭之恨。

由此，我們多少可以理解，要讓蘇軾死於顛躓之途的為何是章惇。而蘇軾晚年悽慘命運的製造者中，其實也有他自己。嗚呼，愚夫為先賢悲泣唏噓時，也忍不住時時要捶擊自己的胸膛。

註釋：

［1］［宋］曾慥《高齋漫錄》，《全宋筆記》第四編（五）第104頁，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東部事略》卷九十五，《宋人軼事彙編》（三）第15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3］《蘇東坡全集》第2469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4］《全宋詩》（13）第903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版。

［5］《蘇東坡全集》第315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6］［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轉引自《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第176頁，學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曾棗莊《論眉山詩案》，《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3期。

［8］《蘇東坡全集》第2469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9］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第453頁，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0］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141頁，中華書局1998年2月版。

［11］《宋大詔令集》第773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版。

［12］孔凡禮《蘇軾年譜》第1158頁，中華書局1998年2月版。

［13］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第514、521頁，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4］《欒城集》（中）第808～8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15］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第388、389頁，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6］《蘇東坡全集》第1926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本文選自《何談風雅》（陳歆耕 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2月版），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摘發其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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