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因民族造成的旌表差異外，不同身份、階層間的等級差距，也會導致旌表規格，以及所享的政府優遇的截然不同。再加上官僚內部的腐化問題，尤其是基層胥吏精熟旌表細節和運作程式，比別人更有機會為私人利益而扭曲、破壞旌表程式。

上述因素都造成官僚、士紳階層的旌表次數和等級，要比庶民百姓的情況好許多，在旌表的競爭中往往更能勝出。相對的，平民幾乎難有受旌的機會，即使獲得旌表，也可能只是地方行政機構按例旌表，規格低、影響小、待遇薄。

輪不上皇帝詔旌、有司旌門閭的，便只有鄉里稱孝、邦閭美之等，這種型別的旌表行為，影響範圍更為狹窄。官宦世家、鄉之右族、素為閭右族、先世常有顯者、著姓等字眼，在元時文人撰寫的受旌表物件的墓誌銘、行狀中屢屢出現，且旌表的等級相對較高，這從側面反映了元代旌表的等級差異性。

精英階層通常擁有和掌握社會財富資源、文化資源以及部分權力資源，享有一定的威望和影響力，部分介入地方事務的管理當中，或與權力階層保持緊密地聯絡，容易獲得朝廷旌表的有關資訊；或與文人名士交結往來，往往託名公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勳，及節婦貞烈之門者。

在此種情況下，其孝義行為、節烈事蹟自然易為有司以聞，其旌表的規格、待遇、影響與普通庶民也就大不相同了。浦江鄭氏，宋時即因孝義獲得褒揚，地方威望與影響力巨大。入元后憑藉十世同居的行為脫穎而出，受到蒙元統治者的重視和表彰。

朝廷旌表其門為孝義門、孝義鄭氏之門；部使者餘闕書東浙第一家褒揚；皇太子、丞相諸公卿，也多作大書及吟詩作文以美其行，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輿論熱潮。但我們查閱其家族發展史，就會明白浦江鄭氏絕非一般的寒門庶族。

入元后其家主曾擔任過下級官吏；其家族子孫遊學京師時，或拜會當朝名士虞集、揭徯斯、黃溍諸公，或結交國子監諸俊彥，或向當權者建言獻策，甚至進身仕途擔任元廷中下級官吏。

其家族成員的為官品德、孝義聲譽更深得當朝名士的讚頌，與公卿大夫結下了深厚情誼。故朝廷對其家族的旌揚次數和等級都比較高。對於女性旌表，屬於官僚士紳階層的女性的節烈旌表方式，往往是由行省一級的政府官吏圓署旌表。如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阿里別之女薩法禮，嫁帖木兒普化。帖木兒普化死後，薩法禮寡居二十六年。

大德年間，建康府將薩法禮守志不嫁事蹟上呈行御史臺，行中書省開具公牘上報中書省，尚書省依準律旌表其門為貞節，死後追封榮國夫人，詔令馬祖常制其碑辭；平章政事安祐的孫女安正同，是參知政事分省太原王時的妻子，至正二十年，安氏在賊兵寇太原時赴井死。

事聞，贈梁國夫人，諡莊潔；死於王事的闞文興、王醜醜夫婦，文宗時追贈闞文興侯爵，諡英烈，王醜醜被封贈為貞烈夫人，並建雙節廟祀之。

與上述事例相似的在元代文獻資料中數見不鮮。這說明以皇帝、朝廷名義旌表，且社會影響較大的孝義行為、節烈事蹟，統治階層、精英階層的人員佔據了較大的比例。但作為一種政治行為，旌表方式、程式以及物件的選擇表現出如此濃厚的傾向性、等級差異性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朝廷旌表同樣也有貧富之間的明顯差距。旌表申請方式、資訊流通的困難，使普通民眾特別是地處偏遠窮苦的百姓，難以獲得朝廷的旌表資訊，瞭解旌表程式。

與此相反，以財雄於鄉、富甲諸族、貲甲一鄉的富民階層，則因與權力階層的密切聯絡，相關資訊、程式比較清楚，從而造成能夠得到旌表的主要是富人。比如，在元代能夠獲得義門旌表的家庭，大都經過了幾代甚或十幾代的積累，經濟實力較為雄厚，大抵多鉅商盛族才能辦到。

而對於農村貧困的人來說，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他們不但不能得到及時的旌表，即使被旌表也需要經過十分繁瑣的申請程式和體複核查程式。故一些請旌的孝子、節婦等還未獲得朝廷旌表，就已經病故身亡。因此，旌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貴族富人階層沽名釣譽、裝點門面的行為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