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天朝田畝制度》

正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封建社會之土地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之事，土地和政權直接掛鉤，這意味著很多時候的王朝更替就是起源於土地糾紛。

土地乃政府稅收之根基也。國家有土地沒耕地之人，土地的作用體現不出來，更何來稅收一說。國家有耕田之人而無直接控制的土地，耕田之人又有何用。倘若站在農民角度看問題，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便完全不同了。

19世紀中葉，我國浩蕩的為土地抗爭的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如春雨一般席捲東南沿海之地，它既不像義和團運動一般地一味扶清，也不似孫中山革命黨般倒清，所釋出的《天朝田畝制度》就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劈開混沌的清朝。

洪秀全前的土地制度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辯證法觀點，事物的否定是自身的否定，即一件事物的毀滅必然是從內部的湮滅開始的。《天朝田畝制度》之所以會出現，源頭必然是清政府的土地政策出現了問題。

清朝末年，皇室和大地主掌握了全國大部分的土地，原本有田的農民也在沉重的賦役和外來資本主義的衝擊之下出賣了田地，部分農民捨得遠離家鄉，逃避稅收。但大部分還是偏安一隅，為了生存，只得依附於大地主之下，無奈剝削實在太重。

為什麼事情會發展到如此惡劣的地步，清朝的康乾盛世不是持續了百年之久嗎？沒錯，康乾盛世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盛世，他就像一塊遮羞布，掩蓋住了滿洲統治階級的腐爛與潰敗。

1644年，百年輝煌的大明王朝搖搖欲墜，來自中國東北的清兵大肆入關，踏上神州大地的旗人自然學得中華種種之文化、政治、經濟政策，土地政策是滿清統治者逃不開的話題。

反清復明絕非小說中的空口號，而是基於清政府對漢民族殘忍剝削之下聲嘶力竭的怒吼。清朝初年，政府在土地政策上顯得不近人情，竟學了英國那邊的圈地運動。不同的是，清政府的圈地更加直接、殘暴，不像英國人還要支付一定的賠款。

短短的3年時間內，清政府就進行了三次大型的圈地運動，北至呼倫貝爾，南至直隸（今河北），清政府一共掠奪了16。7萬公頃，使得成千上萬的百姓流離失所，甚至成為滿人的家庭奴隸。

清朝前期的圈地政策，體現了遊牧民族野蠻的統治意識，這與以往漢人奪權要以上天之名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不同，這就構成了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剝削關係，一下倒退到一千多年的三代社會，實在令人震驚。

經過前期無序的掠奪後，清政府也意識到了溫和政策的重要性，於是在清朝中期，統治者在土地政策上做出了改變。基於前期的土地買賣活動，全國土地的所有者早已不是廣大的勞動人民，也就是說，天下已沒有社會底層的個人田。

天下土地分為屯田、莊田、縉紳地主和庶民地主。屯田延續了曹魏時期的戰爭狀態，也分為軍屯和民屯；莊田延續了明代的貴族土地制，多為旗人所擁有；而其他的大小地主基本上可以分為公家和私家。

普通老百姓已經完全沒有自耕田，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名字——佃農。佃農是一份“高危”職業，因為地主的剝削有時候是要比清政府官方的徵稅標準要高的，儘管清中期已經實行了攤丁入畝政策，地主的廕庇仍然不容小覷。

滿清的階級矛盾就像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主義與宗教紛爭一般，當它擠壓到一定程度時，爆炸自然而然就誕生了。

《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猛然興起，並且以燎原之勢席捲了我國東南沿海的大片地區，這是清政府除外來侵略之外面臨的最大的國內危機之一，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運動發起者並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

洪秀全的發家源於西方基督教。19世紀二三十年代，洪秀全開始投身於漫漫無期的科舉考試之中卻屢試不中，心灰意冷的他選擇“在職考研”，一邊做起私塾老師，一邊繼續考科舉，無奈資質有限，洪秀全始終中不了。

偶然間，《勸世良言》進入了洪秀全的視線，原有的儒家倫理道德瞬間被拋之腦後，洪秀全堅信“只有基督教才能救百姓”，經過多年的招兵買馬、“傳道受業”，洪秀全集結了一大幫兄弟，然而人手還是不足，怎麼辦？發動農民。

要知道宗教信仰再強，那也支撐不了吃不飽的軍隊，只有發動農民，才會有人馬，才會有糧食。當然，這裡並不是說洪秀全一開始集結的人都是士工商之類的人物，而是強調洪秀全需要更多農民。於是，《天朝田畝制度》應運而生。

總的來說，《天朝田畝制度》的主體內容分為三點：

首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即土地公有制。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說法，這是奔著所有制層面去的，從根本上衝擊了我國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何嘗不是一種跨越時代創舉。

其次，“凡田分九等”，即根據土地質量劃分等級。首先是集中人力耕耘，將更多的精力投於質量較好的田地中，同時改良質量較差的土地；另外，規定土地質量還有利於合理分配稅收，就像隋唐時期的兩稅法。

再者，“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即人口進行平均分配，保證人人都有田。

從上述觀點看來，《天朝田畝制度》完完全全就是一部逆天改命的宣言，它代表了千百年來中國普通小農的心聲，那就是簡簡單單地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傾盡一生為別人工作，吃力不討好。

從某種角度上說，《天朝田畝制度》就是樸素民權思想的體現，在孟子看來是“君舟民水，在”唐太宗看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孫中山看來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天朝田畝制度》就像鬧鐘，它喚醒了受苦農民最真實的渴望。

就像英國學者所說的：“太平天國是一場千百萬窮苦農民為了生存，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犧牲的精神發起的革命運動。”而作為起義總綱領的《天朝田畝制度》更是大大延長了太平天國政權的壽命。

夭折的天國土地制

無疑，《天朝田畝制度》所蘊含的夢想是中國小農孕育了幾千年的結果，利用農民這一弱點，太平天國運動很容易便壯大起來，畢竟沒有人會拒絕免費的午餐。這相當於是沒有門檻的，只要加入就可以分得一分田地。

我們可以聯想到建國初，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遭遇的三大挫折，無一例外不是計劃超越生產力的真實寫照。一百年後的中國尚且做不到天下大同，更何況是內外憂患的搖搖欲墜的清政府。

《天朝田畝制度》在初期的實驗中的確發揮了良好的作用，但後期由於洪秀全等人的自相殘殺，太平天國運動內部發生了勢力兼併的情況，這大大影響了政策的實施。同時，清政府不再是孤軍作戰，外來侵略者也加入了絞殺太平軍的行動。

在歷史洪流的衝擊下，短暫的《天朝田畝制度》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也化為時間的塵埃之一。

結語

孫中山針對太平天國運動有如下評論：“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不可謂不精闢。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的起點，實際上和以往我國古代的農民起義運動無差，而洪秀全沒有把握好革命的關鍵。

而清朝的特殊性就在於內外憂患，太平天國運動恰恰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夾擊下的畸形農民運動。《天朝田畝制度》是一部美好的烏托邦作品，農民可以在裡面找到夢囈般的解放，然而合上這部作品，農民的而生活實際上並沒有改變。

的確，《天朝田畝制度》關於天下大同的美好設想對於處於清朝奴役之下的農民來說，恰似雨後逢甘霖，但基於當時的生產力條件和洪秀全農民階級的限制，《天朝田畝制度》最終還只是淪為恐嚇的工具。總的來說，該制度的影響雖巨大卻短暫。

參考資料：《天朝田畝制度》《中國通史》《馬克思恩格斯怎樣看中國》《曾國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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