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巍
第968期
一、掛冠封印
萬曆三十七年（1609）九月戊戌日，在上疏多次，卻沒有任何答覆的情況下，署理督察院事、75歲的左副都御史詹沂將封貯好的督察院大印和朝服官帽放置在正堂之上，讓隨從趕一輛馬車，靜悄悄地出了北京城。
當日，督察院的官員們發現主要領導沒了去向，瞭解緣由後立即上奏皇帝。其實早在十一天前，詹沂就封存大印，不上班了。御史徐兆魁上奏：“堂官詹沂印已封貯，萬無視事之日，必且再疏，以代陛辭決一去，以明臣節，萬惟早體其情，而聽其去，闔詞請之。”對於這封奏摺皇帝沒有迴應，這位皇帝早已是出了名的怠政皇帝，自萬曆十八年起，已有二十年不上早朝了。許多奏疏被束之高閣，留中不報，在他看來，官員們動不動就上疏彈劾，互相詆譭，惹得他心煩，最好不予理睬，龐大的官僚機構自有其運轉機制，離了誰都可以照轉。然而這次卻不同，詹沂真地走了，督察院沒人管事了。
明代的督察院是掌管全國風紀的最高機關，其主官左都御史正二品，與六部尚書地位相同，同為九卿。雖然主官之位已空缺四年，現在連代理主官也走了，事系重大，皇帝終於批示了：“詹沂職在九列，為國大臣，乃不候明旨，擅自封印出城，潔身忘義，著冠帶閒住。總憲官候旨點用。”詹沂是九卿之一，不等朕的旨意就擅自封印出城，雖然有點不像話，皇帝給出的評價卻是“潔身忘義”，那麼就隨他去吧，保留身份，回家待著，至於督察院長官由誰接任，還是等朕的聖旨吧。
接到皇帝批示後，詹沂一身輕鬆，他終於可以放心回家了。明代中央大員不待聖旨就掛冠封印自行辭官的，詹沂是第一人。此後，三十九年十月丁卯，戶部尚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九月庚戌，禮部尚書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甲子，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九月庚辰，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八月甲午，禮部右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從而引發了一系列官場地震。這麼多大員相繼辭職，萬曆帝卻不動怒，均允許他們致仕並安享晚年，與他那位經常廷杖官員的祖父嘉靖，和那位多疑猜忌、經常冤殺大臣的孫子崇禎形成天壤之別。
二、署院事四載
無官一身輕，在督察院主持工作四年多來，詹沂雖老成持重，謹小慎言，但在朝廷黨爭不斷激烈的情況下，也確實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明朝制度，督察院最高長官是正二品的左右都御史、副職有正三品的左右副都御史、正四品的左右僉都御史，一般帶左的都御史駐京城，主持院務，而帶右的則加總督或巡撫銜，巡視地方，成為一方諸侯。此外還有兩京十三道的御史共一百一十人，均為七品銜，他們位卑權重，代天子巡狩，分駐各地，監督各地官員，可望風奏事。晚明時代，言諫之風甚劇，不同的政治派別都有御史助陣。大小官員哪怕一點點的風吹草動，都可以成為政敵的把柄，以至於朝廷上奏疏交鋒激烈，你來我往，經常打嘴皮子仗。一些真正能做實事的官員對於御史們的彈劾，往往疲於應付，不堪其擾。
左都御史雖是御史們的長官，但那些有著各自派系背景的御史們並不怕得罪上官。萬曆三十三年（1605），左都御史溫純因偽楚王一案與首輔沈一貫交惡，遭到御史彈劾，遂上疏請求辭職。這年八月，在連下十一道辭呈後，皇帝終於同意溫純致仕，同時讓左副都御史詹沂署理院事。
詹沂成為代理一把手後，所面臨的第一要務是人員緊缺，工作難以開展。三十四年（1606）三月和七月，他兩次上疏請求補任御史，在奏摺中亟言事態之嚴重，“陪京缺督學，秋試缺監試，茶馬關巡茶鹽課缺巡鹽，廣西缺巡按，各省按臣報滿缺代，在臺諸臣如晨星，無可差者，乞為社稷計，亟下考選，潛消亂萌。”而然卻都是留中不報。
署理院事才一年，萬曆三十四年（1606）九月，他卻受到了來自禮科給事中汪若霖的連帶彈劾。其時，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太、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範醇敬。廷推是遇大臣出缺時推舉新官員的制度，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九卿、僉都御史、祭酒等官員公推二至三人，報請皇帝圈用。
然而這次人事任命卻被汪若霖攪黃了。他上疏說：“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眾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他特別提到“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當其巡撫四川，擅徵失律，匿敗為功，被言謝去，今老悖不足任。”
當時，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致仕歸家已經十二年了。當年他任四川巡撫，平定少數民族叛亂，功蓋一時，然而卻屢遭彈劾，遂憤然辭職，沒想到十二年後又舊事重提。元太與詹沂是同鄉，年紀相仿，分別是府學生和縣學生，中進士時間元太要早六年，二人分別在不同地方任職，交集不多。
推舉元太復出是詹沂提出的，卻給他人留下口舌，於是詹沂主動提出辭職。皇帝批覆道：“詹沂既無私比，不必引咎，今後會推，吏部當折衷眾論，面相評品，歸於至當，方許疏名，毋得徒取畫諾，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毋待點後才說，紛紛猜付，以乖朝廷大公之體。”萬曆的批覆是公允的，他首先肯定詹沂是忠臣，在推舉上沒有私心，不必引咎辭職。汪若霖所說也有道理，吏部今後再遇廷推應充分吸收各方意見，研究成熟再上報名單。汪若霖作為有監察義務的科道官，應在廷推過程中就及時提出，不應等到確定好了再說，以致官員們相互猜忌，嚴重損害朝廷形象。
萬曆皇帝朝服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萬曆三十五年（1607）正月，即將迎來地方官員來京考核朝覲，這項工作自洪武以來就形成制度，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醜、未年。考核由吏部和督察院主持，等次分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其中不稱職又有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八類，分別給予致仕、降調、閒住、為民等處分。外覲制度在明代初期，尚能循名責實，有獎有罰，然而到了萬曆時代，隨著吏治日趨腐敗，獎罰失據日趨嚴重，考核中請託賄賂之風盛行。
為此，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庚午日，詹沂上奏：“覲期在邇，合無責成吏部並本院及九卿各堂上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嚴拒饋遺，有暗投者，即從直糾發，則外官安肯自罹法網？”關鍵時候，發個通知，嚴明一下紀律是必要的，皇帝批覆也很務實：“饋遺申飭，年來率成故套，今次務嚴加緝訪，有仍前違犯者，小則拏送，大則參奏，期於各勵名簡，一清仕路，毋得因習陋習，大壞士風。”萬曆認為，禁止行賄受賄的飭令，發了不是一次兩次了，此次督察院務必嚴加緝查走訪，發現問題，小的直接拿送，大的向我呈奏，不要因為陋規陋習壞了風氣。此時，吏部和督察院都是副職在主持工作，吏部侍郎楊時喬和詹沂以外覲考察之事緊迫重要為由，請求皇帝儘快任命一把手，可又是留中不報。
到了臘月底，各地官員相繼抵達京城。除夕日，皇帝大宴百官，席間觥觴交錯。酒過三巡，一些京官開始接受地方官送來的書帕，於是宴席嘈雜起來。這一切聰明的萬曆皇帝都看在眼裡，他對左右說：“這些大臣啊，只有楊時喬、李廷機、詹沂清寂可念。”明代士大夫們相互結交，喜愛將自己的詩文刻印成書，用方巾手帕包裹送人，稱為書帕。萬曆時期，書帕已經演變為行賄的手段，表面是送書，其實裡面卻夾著銀票，這樣做不但沒有行賄的痕跡，而且顯得“風雅”。萬曆皇帝非常瞭解這種陋習，在這個全民逐利的時代，連貴為天子的皇帝也經常為錢的事發愁，何況那些大臣們呢？然而，楊、李、詹三人還是清正廉潔的。這三位當時都是以副職署理本部院事務，楊時喬、李廷機分別是吏部侍郎和禮部侍郎。後來，李廷機成為閣臣，而楊時喬和詹沂卻一直未能提拔，時人為他們感到惋惜。
外覲結束，清明祭祀在即，祭祀費用開支需有御史監督，往年有十八名御史負責此事，後來減少到九人，如今在京御史只有二三人可用了，於是詹沂請求補員：“今清明屇期，陵寢祭掃額用，御史監視。查故事，用御史十八員，邇者減至九員，今在京御史除以病注籍外，僅二三人，無可應者，禋祀大典缺焉不光，宜速行議補。”
詹沂上疏前一日，吏科給事中熊鳴夏也上疏稟奏殿試缺人：“前月晦日聞會推宣大督臣集闕下者，僅三侍郎，一大理卿，四人而已，堂堂聖朝，何遽乏人至是？今廷試屇期，大臣讀卷官舊有定數，查上年登科錄，尚有二大學士、四尚書、一左都御史，乃今則司馬久已杜門，司農尚未視事，區區一閣臣，未知果否趨朝，倘閣臣正卿俱未出，而列之試錄以傳天下，載之史冊，以垂百世，謂今日何如景象乎？”科舉殿試、清明祭祀都是國家大事，官員缺額如此嚴重，內閣只有朱賡一人，七卿只有趙世卿一個尚書，其餘均是副職署理，如此景象如何是好？可神宗仍然不予答覆。
到了清明後一日，吏部最終確定了殿試讀卷官，分別是大學士朱賡、戶部尚書趙世卿、吏部左侍郎楊時喬、禮部右侍郎楊道賓、黃汝良，刑部右侍郎沈應文、工部右侍郎劉元霖，副都御史詹沂、大理寺卿鄭繼之、詹事吳道南、莊天合等十一人。此時，據廷試日只剩三日了，好在廷試順利完成了，共決出二百九十八名進士，一甲三人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後來都相繼入閣，擔任重要職務。殿試過後，內閣首輔朱賡再次提請先補吏部尚書及左都御史兩個要職，還是不獲批准。
九月戊辰，詹沂又上一疏，涉及巡鹽御史任命事項：“鹽課，邊餉所急需，而兩淮課額又急於長蘆，據其稽核，全賴巡按，今巡鹽御史久缺，帶管御史黃吉上覆改巡漕，故督理乏官，課額虧減凡七十餘萬，九邊待哺，將若之何？臣等計窮，不得已為改差之請，故以宣大報滿御史喬允升改差山西，以山西報滿御史康丕揚改差兩淮，列名需命，日復一日，誠念軍需之重，國課之急，封疆要事，不可諉之無人，宜令各官遵限赴任。”這次，皇帝批覆了，鹽課是事關國計民生和邊疆安全的大事，鹽稅收不上來，邊餉發不下去，這是大事。詹沂已將人事擬好，那就准奏吧。
新任兩淮巡鹽御史康丕業，山東陵縣人，進士出身，既是學者也是幹吏。他在揚州督理兩淮鹽務的同時，還擠出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銓敘藝林，嘉與士類”。他主持刻印的《重編東坡先生外集》86卷，《蘇軾自撰年譜》1卷，校核精良，成為後世追捧的善本。三十六年（1608）五月，他疏請朝廷將“存積課銀三十五年見徵者解進其三，十六年以後並餘鹽銀盡行停免，以昭朝廷寬恤吏民，裕國濟邊至意”，又疏請挑浚鹽河，皆被準允。然而，兩淮鹽政這一肥缺確實引入嫉妒，康丕揚上任不到一年，即遭人彈劾。三十六年九月，兵科給事中胡嘉棟論劾他“大奸捍網，請乞褫奪”。不過萬曆皇帝沒作批覆。
明代的紫禁城
同月，詹沂也遭到來自禮科給事中周永春的彈劾：“滇撫妄殺冒功，按臣周懋相不以白簡臚列，溺職欺君，不可一日留於地方。乃左副都御史詹沂曲狥人情，憚於更差，報君之心已灰，納賄之門如市，尚可儼然豸繡之上哉？”這封奏疏堪稱惡毒，對巡按御史周懋相沒有上報雲南巡撫妄殺冒功這件事，詹沂怎麼有過呢？說詹沂曲從私情，怕調動御史，更是無中生有，詹沂多次上疏請求任命各地缺額御史，調動任滿的御史，這些皇帝和內閣都是知道的；還有說詹沂收受賄賂、門庭若市就更是惡語中傷，無所不用其極了。對於此疏，皇帝沒有理睬。明朝設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諫諍、補闕、拾遺、稽核、封駁詔旨，駁正百司所上奏章，監察六部諸司，彈劾百官，獨立於六部和督察院之外，與御史並稱科道官，雖然只是七品，卻品卑而權重。
繼而工科給事中王元翰又奏一疏，彈劾包括詹沂在內的四位大臣：“近年以來，夷變、水變、地變、天變，請亟罷輔臣朱賡、樞臣蕭大亨、憲臣詹沂，並嚴諭計臣趙世卿，謂更有極慮二，大變不在此天鳴、地震、洪水、夷狄之內，得官如命，笑罵由人，孜孜富貴，衰老愈濃，不知止足，不知廉恥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聽，舉國言之弗聽，天下人言之弗聽，甚至天告地訴亦悍然弗聽者，近日上意之變也，有上意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故僉謂挽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夷狄之變易。”這篇奏疏言辭更加激烈，說天下局勢越來越差都是大臣們老朽腐敗、昏庸無能造成的。應將內閣首輔朱賡、兵部尚書蕭大亨、左副都御史詹沂通通罷免，戶部尚書趙世卿要讓他好好反省。雖然，萬曆皇帝對此仍置之不理，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朱賡等紛紛向皇帝打辭職報告，皇帝仍然不是留中就是不允。
這年十一月，連續乞休二十餘次未被批准的首輔朱賡死於任上，年七十四。詹沂對此深感不安：朱閣老只比我大一歲啊，自己也已過古稀之年，不能就這樣死在京城吧。署理了三年院事，既未能升任正職，也未調來正職，各地御史缺員一半，他多次上疏極呈其弊：“天下按差不過三十餘處，而今缺其半，九邊則遼東、宣大、甘肅皆迫鄰戎虜，為屏藩重地，而陝西之茶馬，河東之鹽課，皆與遼東等差並急，各省則淮陽、廣東、福建、江西、雲南皆缺，而廣西缺已四年，陝西、貴州亦候久不代。此國家二百餘年所未見者。乞下考選之疏，命諸御史實授差遣。”重要工作如邊防、鹽課無法有效監督，許多御史任滿後無人替補，自己的上疏又總是留中不報，工作越來越難幹，精力也已經跟不上了，真是命苦啊。
如此戰戰兢兢過了一年，萬曆三十七年（1609）五月，他舉薦的康丕揚又遭人彈劾了。這次經有關部門認定，康確係有罪，應受處分。然而詹沂惜才，不顧自身安危，為他辯解，說他屢遭彈劾，鬱抑成疾，早已經打好辭呈，姑且請求免於處罰，責其回家思過。萬曆批准了詹沂的請求，沒有治康丕揚的罪。康丕揚歸鄉後，教子課藝，整理地方文化典籍，直到崇禎五年（1632）以81歲高齡去世，崇祀鄉賢。
康丕揚回家了，詹沂也想家了。想到自己出身寒微，憑著聰慧和苦讀，考中進士，從知縣開始做起，宦海沉浮四十載，現已官居九列，恩榮三代，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
四、宦海浮沉四十年
嘉靖十四年（1535），詹沂出生在寧國府宣城縣北門外迎恩街一個匠人家庭。詹家祖籍徽州婺源縣。宋神宗時有諱元臣者遷宣城，生二子，長子有相，進士及第，遷涇縣。次子友端，為宣州知州呂好問所得士，政和丙午鄉貢解元，任衢州西安縣尉，在建德縣防守戚方叛亂時中流失而死，縣誌有傳。有端公十世孫慶壽，當元末明初之時，居城內魁星巷，以手工業為生，被編入匠籍。慶壽公三子詹智遷北門外迎恩街，為詹沂太高祖，高祖景祥，曾祖仲貴，祖璇，父友相，生子五人，詹沂行四。詹沂元配黃氏，封淑人，早逝。繼配張氏，封碩人，小詹沂25歲，為人磊落似男子，在詹沂赴京任職時，她一直留在家中，主持家政，先後為三子娶親，為二女出嫁，一門秩序井然。
50年代的宣城北門詹氏祠堂
隆慶元年（1567）32歲的詹沂在應天府鄉試中舉，隆慶五年（1571）進士及第，廷試三甲182名，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新建知縣，在任有惠政。萬曆四年（1576），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年輕的詹沂秉直耿介，仗義疏言。此時，自隆慶六年開始的星變仍未停止，星象變化在古代被認為是上天對凡間的預警，於是，詹沂與御史陳王道聯名上“修實政以息天警”疏，糾拾戶部尚書殷正茂、保定巡撫孟重、大理寺卿宋儀望、太常寺少卿方九功、南京鴻臚寺卿王樵時。
此後，在首輔張居正奪情案中，南京的官員都聯名寫奏疏挽留，而詹沂堅持不在奏疏上署名，他說：“事系綱常，吾不能媚宰相取譏後世。”等到居正回家治喪完畢，南京的官員們又聯名上疏請首輔儘早還朝，詹沂表示反對，他說：“首輔本來就沒有在家守滿三年喪期的意思，我們這麼催促他又為哪般呢？”詹沂是張居正任主考官時錄取的進士，相當於他的學生，學生反對老師奪情，張居正對此深感遺憾。後來，詹沂調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東兗，剛好遇到改革精簡冗員，被罷任回家。
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朝廷上反對張居正的勢力佔了上風，詹沂是曾經抗爭過張居正的人，被重新任用且升遷迅速，歷任奉化知縣（正七品），禮部祠祭司主事（正六品）、員外郎（從五品），光祿寺丞，十八年（1590）五月，升南京尚寶司卿（正五品），十九年（1591）十二月轉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正五品），二十年（1592）五月，升南京太常寺少卿（正四品），轉太僕寺卿（從三品，衙署在滁州）。
位於滁州的南京太僕寺
同鄉官員麻溶在赴任河南右布政使的途中病逝於滁州，家人無錢收殮，詹沂慷慨解囊，資助其回鄉安葬。詹沂在任還曾代理應天府尹事。應天為帝國陪都，歲額絲價數萬，按照慣例蠶絲稅收的十分之一可以用於公務支出，詹沂卻不接受這筆錢。因在陪都政績卓著，他被提拔擔任北京太常寺卿（正三品），並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時妖書案發，人心惶惶，詹沂協助左都御史溫純會勘此案，盡心竭力，力止株連。署理院事後，他更加老成持重，在咸寧知縣滿朝薦案和偽楚王案中，均秉公核查，分寸有度，平反冤獄，保護了一批無辜被牽連的人。
致仕歸家後，他取皇帝的評價“潔身忘義”前兩字，將其書房命名為“潔身堂”。從此，含飴弄孫，優遊林下，開始了退隱生活。詹沂在朝中賓朋甚多，在鄉間則門生故吏甚多，詹沂與夫人張氏又慷慨好客，對家族中貧困的親戚常常接濟，所以門庭若市。
萬曆四十二年（1614）八月乙巳，詹沂八十壽辰，恰逢其曾孫滿月之喜，雙喜臨門，賓客滿堂，親朋好友皆為之拜壽稱觴。此時詹沂身體狀況良好，鶴髮童顏，把酒飛觴，不在話下。宣城士人梅鼎祚、湯賓尹、鍾震陽等皆作壽序贈之。湯賓尹在《大中丞魯泉詹先生八十壽序》說：“江陵盛，天下奔赴江陵，為吏科不能為緣一，君典初第，投牒歸臥，東林淮撫盛，天下奔赴……為副都御史不能為緣一，不佞斷斷朝次，有搏矣，自公歸而同鄉中外宦者十輩，退休斂冠，治田屋朝公府如殿輦，攝胥販如僚長，耆英之盟，真率之會，少長於焉畢集，歲月託以逍遙，目宣為黨，庶其在此乎？”讚譽了詹沂不肯攀附權勢的氣節，並以嘲諷的口氣反駁了東林黨對自己的汙衊，都是些退休在家、逍遙度歲的人，還能結什麼黨呢？
萬曆四十六年（1618），詹沂以八十四歲高齡卒於家中。逝世後，皇帝恩賜予以祭祀與喪葬的費用，由此節餘下來的資金，不下數十鎰，夫人張氏將其全部交給了長子應鵬。時人讚譽她“積而能散，儉而有禮，夫人其匪笄黛歟？”次年六月，長子應鵬上奏禮部乞請贈恤，萬曆皇帝下旨追贈其為左都御史，並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
詹沂的詩文後來彙編為《潔身堂稿》若干卷，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各地收繳書籍上報，《潔身堂稿》因“有詆譭觸礙譏刺語句”，與宣城其他名人著述《姑山遺集》《街南文集》等同列入《四庫禁燬書目》，“原版銷燬，以絕根株”。目前，他的詩文只能在方誌和族譜中看到一些。然而，上天憐憫節義之人，沈壽民《姑山遺集》和吳肅公《街南文集》劫後餘生，於清末重現人世，並被今日編入《四庫禁燬書叢刊》中，我們有直覺相信，《潔身堂稿》或許仍存於世，只是尚未發現罷了。
（作者系宣城市文物所副所長，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