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並不怎麼遙遠的20年前，大學生還是個稀罕玩意。那時候我剛參加工作，供職的某大型國企具有本科學歷的才佔到員工總數的10%出頭。所以公司老總在接見重要客人時，動不動就把我們這幫傻了吧唧的菜鳥拎出來炫耀一番——小夥子（小姑娘）看起來不錯吧？都是大學生！
在大學擴招之前，“大學生”的名頭還挺值錢，找工作也不怎麼費勁
時光匆匆而過，如今公司招聘新人時就變成了這樣一副嘴臉——才碩士文憑？還不是985、211的？下一位……
像我這個二流大學的本科畢業生，早從昔日的寶貝疙瘩淪為不起眼的一員，甚至開始有了拖後腿的趨勢，真是讓人感慨萬千。
不管我的這個本科學歷現在多麼不值錢，那也是考出來的，這一點上在古今沒什麼區別。如果強行將古今學歷作對照（以明清為例），那麼初習舉業並通過了縣試、府試兩級考核的童生，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小學畢業；再透過院試就能成為秀才（也叫生員），大概相當於初中畢業；秀才如果能在科試中成績優異，就能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考過即可成為舉人，大概相當於拿到了高中文憑；再過了會試、殿試兩關的進士、同進士們相當於拿到了大學文憑；如果想在學歷上更進一步，那就得進翰林院繼續苦熬了。
這麼看來，在今天完成了九年義務制教育就相當於拿到了古代的秀才頭銜，看上去既沒啥難度更沒啥稀缺度。怪不得人們經常拿秀才開涮，比如“窮酸秀才”、比如“文選爛，秀才半”、比如“秀才人情半張紙”等等。
《武林外傳》中的呂輕侯，就是窮酸秀才的典型代表
其實這裡面存在古今認識上的巨大誤區。比如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哪怕是在唐、宋等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當時的人均壽命也僅在30歲上下晃盪，直到民國也沒突破40歲；再比如識字率，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但中國古代的識字率平均應該不超過10%，哪怕是在引進了近代教育理念和制度以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的文盲率也高達80%。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拿出時間和精力苦讀經書並拿到秀才“學歷”的傢伙，誰敢說他不是個人才？
在很久很久以前，秀才曾經高貴得不得了。
秀才成為一種“文憑”，那是明清以後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幾千年裡，“秀才”二字的含義可遠遠不是這麼簡單的。
在最早的時候，“秀才”是特指優秀的人才：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管子·匡君小匡第二十》）
上面的引文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管仲告訴齊桓公，不要瞧不起那些世代耕作的樸實農夫，他們中的優秀人才能成為國君可以信賴的“士人”。而且這幫傢伙要是當農夫就個個都是種田小能手，要是當官就能讓國家擁有更多的賢才，因此真正聖明的國君都會敬農且愛農。
農夫之子蘇秦，就是先秦時期“秀才”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見，在先秦時期的“秀才”指的不是學歷或是學問層面的人才，更側重於治事、任事的能力。
這種情況到了秦漢以後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比如《史記》中有載：“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這其中的“秀才”就是指在學術層面的才華出眾。
另一個變化來自漢朝推行的察舉制。察舉制是從漢文帝時開始確立、漢武帝時達到比較完備程度的官吏選拔制度。在這種選官制度下，漢朝的地方官員有在轄區內考察人才並向上級或中央推薦的權力，這些人才經過考試合格後，由中央政府量才錄用授予官職。
既然要考試，就必然需要確定考試的科目。漢朝的察舉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和特科兩種，其中以常科為先。常科也稱歲科，又分為孝廉、茂才、察廉、光祿四科。
所謂“茂才”其實就是秀才，之所以改名不過是為了避開漢光武帝劉秀的名諱而已。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皇帝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始開茂才科之先河。此後在漢宣帝、漢元帝在位時均有下詔郡國推薦“茂才異等”之舉，不過在西漢時，茂才科還不在常科之列。
劉徹之所以偉大不在於擅打匈奴，而是後世的許多善政若是溯源的話，都會落到這位極具開創精神的皇帝頭上
到了東漢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光武帝劉秀下詔曰：
“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後漢書·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從此茂才科成為歲舉常科。而且從表面上看，在察舉科目中茂才科的重要性要位居孝廉科之後，但實際上其中頗多微妙。
察舉孝廉基本上是地方郡國官員的責任，中央只負責考核而很少能介入到選拔的環節。茂才科則不然，理論上中央和地方官員都有舉薦之權，但在實際上東漢的茂才推薦者主要集中在中央的王公、將軍、光祿、司隸以及地方上的州刺史。
郡國制是漢朝特有的一種政治制度，在西漢開國之初權力挺大，搞出過一場七王之亂。不過隨著漢景帝剝奪諸侯封國的官吏任免權以及漢武帝實施“推恩令”之後，到東漢時郡國制已經名存實亡，不過是皇帝花點錢把親戚們圈養起來的手段而已。
即便如此，也是親疏有別。相比基本由郡國獨家壟斷的孝廉，茂才大多是由皇帝身邊的朝廷重臣推薦的，這些人當然更受皇帝信賴，而且更清楚皇帝的喜惡和需要，因此推薦的人選獲得皇帝青睞和重用的機會也更高。
東漢的郡國雖然已經對中央沒什麼威脅，但必要的防範還是少不了的
所謂孝廉就是“孝順親長、廉能正直”的意思，到了明清以後就成了舉人的雅稱。不過在漢朝，孝廉一般都是出身寒門的平民，而茂才的來源就複雜了。其中既有官吏和太學生，也有孝廉和平民，但通常以官員和孝廉為主——很多人都是先舉孝廉再舉茂才，因為以茂才之身任官的，通常起步就是縣令這樣的千石官，而多數的孝廉只能任三百石的郎官。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舉茂才的人數要遠少於孝廉，更像是對於有優異才能或是突出表現的官員進行恩賞和提拔的一種方式。對於有意於仕途的官員和讀書人來說，茂才顯然要比孝廉重要得多，也更容易出人頭地，比如漢朝名臣蕭鹹、周舉等人都是茂才出身。
科舉最重進士科？在唐朝，“進士”在“秀才”面前根本抬不起頭。
因為隋唐兩朝是科舉興起之始，所以在制度上比較混亂，所開科舉名目也比較隨意，其間又屢有興廢變化。不過大體而言，又以秀才科、明經科、進士科、明法科、明書科、明算科、道舉科和童子科這八科最為重要，稱之為“八科取士”。在這八科中，進士科應該是大家最熟悉的，在後來幾乎成了科舉的代名詞，不過在唐初的情況可不一樣：
“永徽已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唐摭言·卷一》五代·王定保）
而且在唐初之時，唯有秀才科才是最為高貴的科目，也唯有此科選拔的才是最高階的人才。與秀才科相比，進士科根本擺不上臺面：
“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後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閒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通達律令者，為明法。”（《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護州縣官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科舉興起之初，“秀才”遠比“進士”高貴難得
唐人筆記《封氏聞見記》有載：“國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此處有誤，應為五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可見，秀才科主要考方略策，而進士科考的是時務策——僅從字面理解，這兩者一個是戰略決策層面，一個是實務執行層次，在高度和難度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
秀才科的考試內容是作5道有關治國方略的策論。這就對應試者的素質要求極高，不僅要通古知今、引經據典，而且得熟悉時務、善於解決問題；不僅考核應試者的胸襟與眼光，還得精通細務，善於總結和規劃。評定秀才科考試的標準是“文”和“理”，也就是不但要講通道理，還得文辭優美的講通道理……而進士科的考試內容就相對簡單了：給你一大堆具體事實和材料，然後結合當前時政發表評論即可。
由此可見秀才科考試的難度是遠遠大於進士科，以至於有人認為即便是周公、孔子這樣的聖人轉世也考不過：
“子（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北史·卷二十六·列傳第十四》）
（兩晉至隋唐秀才科雖是舉薦而非科舉，但對於策論考核的嚴格程度不亞於唐初，《北堂書鈔》有云：“晉令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選。”）
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說過在宋朝的制舉面前，錄取率已經很感人的科舉就是個渣渣。不過凡事無絕對，比如唐初科舉的秀才科，在錄取率的變態程度上就能跟宋之制舉一較短長。
相比於錄取率將近80%的高考，科舉的錄取率低於10%是常態，用上千分比也不稀奇
唐朝的秀才科從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2年）開科，僅有1人及第。到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29年間恰好錄取了29人，變態程度雖然趕不上宋朝的制舉，但相差也不懸殊。也正因為難考，所以在秀才科考試獲得“上上第”成績的可授八品官階，比進士、明法科出身的要高出四等之多，比明經也要高出三等。
所以那時的進士，在秀才面前根本擺不上臺面，只有俯首帖耳的資格。
不過也正是因為秀才科太難考，結果哪怕有高官厚祿、美好前程的誘惑，還是嚇得考生們壓根就沒膽子去考。因為報考此科的人數越來越少，“貞觀已後遂絕”，所以在唐高宗李治在永徽年間不得不下令停開秀才科：
“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封氏聞見記·卷三·貢舉》唐·封演）
宋朝的制舉因為難度太高、錄取率低得令人髮指，所以連續十幾年、幾十年停考都是常事。不過制舉畢竟不是常科，也不屬科舉之列，一門科舉的科目因為沒人敢考而被迫取消，秀才科幾乎是唯一的例子。
所以說後來經常淪為笑料的秀才，在一千多年前真的沒幾個人能高攀得起。
到了宋朝以後，秀才雖然淪為低等學歷，但也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唐初的秀才科以其地獄級的難度，使得能夠在此科及第的人物榮耀無比，於是“秀才”自然成了人人羨慕、嚮往的稱號。所以一些自命清高不凡的讀書人們往往互相以此吹捧，秀才逐漸成了讀書人的通稱。
宋朝的科舉制度進一步規範和完善。其中進士科進一步受到重視，到了非進士不得任宰相的地步，因此進士科也被稱為“宰相科”。不過相應的秀才的地位大大下降，從各地方州府選拔出來、有資格參加禮部會試計程車子，無論最終及第與否，都統稱為秀才，故此才有了“不第秀才”這種說法。
宋朝不是進士出身的宰相好像只有7個，大多是像趙普、呂端這樣趁著開國時制度不完善混上來的
在明朝初期，腦洞比較大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經重舉秀才科。比如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任蘇州知府的丁士梅、洪武十五年任戶部尚書的曾泰都是秀才科及第出身。不過老朱搞的這個秀才科不是科舉科目，應該屬於辟舉。
在明清兩朝，正經的秀才是指經本省各級考試入府、州、縣學者，通名為生員。這時一個讀書人要想成為秀才，不僅必須透過縣、府、院三級考試從而得到“進學”的資格，還得定期到學校打卡、接受學官的“歲考”（屢次缺席、歲考過不了關的會被訓誡、扣發廩米，甚至取消生員資格）。好處是一旦透過“科試”就能參加鄉試，錄取之後就能成為舉人。
縣試、府試兩考錄童生，院試錄秀才（生員），鄉試錄舉人、會試錄貢士以及殿試錄進士構成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的“打怪通關”晉身之路。相比於可以讓人平步青雲的進士和貢士（殿試不黜落貢士，僅重新排定名次）以及具備了做官資格的舉人，秀才的地位就比較尷尬了。
一個讀書人要想“鯉魚躍龍門”，堪稱關山阻隔，用“過五關斬六將”不足以形容
好處是成為秀才已經是有“功名”在身，算作“士人”中的一員，當然也是地位最低的那種。不過秀才還是能享受到一些政策照顧的，比如可以免除徭役、見官不跪、不受刑訊、可以不受限制的外出遊歷等等。同時秀才作為最基層讀書人的代表，是地方士紳的主流，比較受人尊重。
不過秀才沒有做官的資格，雖然可以做“吏”，但在當時胥吏和奴僕、娼、優等賤民一樣都受到歧視，被拒於科考門之外。如果秀才選擇做吏，就等於自絕於科舉一途：
“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列，以文激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七》）
因此除了廩米（銀）等伙食補貼，秀才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如果家境不好且在功名上不能更進一步的話，往往生活拮据，日子過得不如大字不識一籮筐的普通人的秀才比比皆是。再加上很多秀才拘於身份自命不凡、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往往受到高等士大夫甚至是平民的嘲笑，於是在人們的印象中秀才就經常跟“窮酸”二字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絡……
窮秀才經常成為各種故事、傳說的主角
不過別以為秀才窮酸就跟路邊攤上的大白菜一樣不值錢——明清時期院試通常三年兩考，每考錄取2萬人左右。以當時的人口計算，大概15000人才能出一個秀才；即便排除掉當時規模龐大的文盲人口，差不多也是200個讀書人才能考上一個秀才，錄取率差不多是5‰。
如果秀才等於初中文憑這種比較成立的話，那麼按照上述錄取率，我們今天的大部分人好像都無法完成九年義務制教育……
所以即便後來秀才不再那麼高貴，甚至淪為人們調侃的作料，也不是一般人高攀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