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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始建於明朝永樂四年（1406年），1420年建成，迄今已有六百年曆史，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儲存最為完整的木質結構古建築群之一。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目前擁有的藏品總量超過186萬件，其中珍貴文物佔比超過90%。（李少白/圖）

？專題按：

在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出現之後，人類認知、想象世界的雄心得以進一步實現。博物館打通了好奇心與學問、私人與公共空間、本土與世界，透過展現人類偉大的文明成就，使我們有機會跨越時空與歷史、傳統對話。

今天，我們對於博物館的興趣與熱情或許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在博物館裡，我們除了共享記憶與情感，還為普世性的理念所激勵，正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擁有第一件藏品以前已秉持的那樣：藝術可以使所有接觸它的人向上，可以促使個人信念擢升，可以幫助工業及製造業進步，可以使向善的理念實現。

這正是我們推出博物館系列“傳統與傳奇”的初衷。

對於幾個世紀前的外國人來說，進入古老的東方帝國——中國的宮廷甚至面見皇帝，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情。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一到中國，就將此作為自己最大的目標。在中國生活了接近二十年後，他才終於得到機會，一睹紫禁城真容。

皇宮環繞著整整四座大牆，傳教士們獲准進入第二道。利瑪竇在札記中記錄，他們被召入一間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納三萬人，是一座壯麗的皇家建築，大殿的另一端，有一個頂部高拱的房間，有五扇大門，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寶座就在這個高拱著的圓頂的下面。”

此時高居聖位的是明朝倒數第四個皇帝萬曆，他已取消了早朝，這些洋人被領到空空的寶座前行禮，一名朝官在旁按時高喊鞠躬、起立，以及“其他應該遵守的程式”。

這次機會得益於利瑪竇進獻給皇帝的禮品。一座自鳴鐘引起了萬曆的興趣，奏摺呈交了半年以後，據說皇帝突然想起來，問身邊人，“那座鐘在哪裡？就是他們在上疏裡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座鐘！”

太監把小鐘擺在萬曆的案頭，上好發條，萬曆大為喜歡。出於維修鐘錶的需要，皇上欽準傳教士一年四次進宮，無須批准，還可以自由地領教友進來參觀。利瑪竇獲准留在京城，不時入宮擔任鐘錶匠。

“對利瑪竇算禮遇，不算重視。”歷史學家閻崇年對南方週末記者總結，“從皇帝的層面，沒有認識到西方科技是我們的短板，應該學習。你一個人來，對大明的皇威沒有什麼影響。”

利瑪竇始終沒能見到皇帝，這一突破要交由他的後繼者來實現。據統計，明清之際的來華傳教士有近千人，其中不少供職於宮廷，從事天文、醫藥、翻譯、繪畫等工作，甚至身居高位，與皇帝私交甚好。

地球彼端，他們的家鄉歐洲興起了一場持續上百年的“中國熱”。英國花園裡出現了中國涼亭，喬治三世和華盛頓留起滿人辮子，一位冒充康熙女兒的“中國公主”震驚了巴黎上流社會。伏爾泰、萊布尼茨、亞當·斯密等思想家以中國為參照，對歐洲社會進行激烈的批判。

在華傳教士就像記者，傳回來自東方的報道，恰恰在客觀上削弱了教會的權威。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作家祝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從馬可·波羅開始，尤其到明代這一系列西方人到達中國之後，他們真的看到了一個沒有上帝的國家，而且創造了空前的燦爛文明。他們切切實實意識到：世界是可以沒有上帝的。”

這則帶有“美麗的誤會”的中國神話，隨著中西方越來越頻繁的接觸，用不了太久就逐漸破除。祝勇在《遠路去中國》裡寫道，“它們需要透過對昔日偶像的征服來檢驗它們進步的成果——在它們眼中，偶像，就是用來超越的。”

1610年，利瑪竇辭世後，他的同伴買不起棺木，遺體擱置了兩天，後來靠一位皈依者提供了資助。萬曆批准將一處太監私人建造的寺廟賜作利瑪竇的墓地。他生前的手稿由金尼閣神父整理並帶回歐洲，以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義大利文刊行於世。金尼閣在最後寫道：“這次遠征的創始人和主動人利瑪竇神父是在這個國家找到長眠之地的第一人。”

祝勇發現，對故宮的誤解之一，是僅把故宮當作中國文物的大本營，而忽略了其中豐富的外國文物，例如印度和尼泊爾的古佛像、明清兩代西洋科學儀器和鐘錶、日本江戶至明治時期的書畫器物等。

“說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館，也不為過。”祝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些收藏，是歲月失落在故宮裡的遺物，也證明了這座宮殿的深邃與廣大。”

清銀鍍金渾天儀由歐洲傳教士南懷仁等在康熙年間製造，沿用中國傳統渾天儀的形式，刻度和設計原理上採用了西方法度和地心說，是中西科技的融合。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梁淑怡/圖）

“上帝之僕搖身一變，成了天朝命官”

除了鐘錶，世界地圖也一同進入了紫禁城。利瑪竇把自己帶來的世界地圖翻刻成中文版，地方知府王泮是個精明人，他在地圖上掃了半天，才在東邊的一角找到了“我泱泱大國”。他表示不滿：“世界唯中國獨大，餘皆小，且野蠻”。

於是利瑪竇以東方視角重新繪製了世界地圖。這幅《山海輿地全圖》真跡如今不知所終，根據地圖史學家考證，利瑪竇後來畫的所有地圖，應該都是將中國置於地圖中央。

在祝勇看來，掌握時間和空間是皇權的象徵，“過去有授時歷，只有最有權力的人，才能把時間授給天下大眾，所以紫禁城既是空間的起點，也是時間的起點”。鐘錶、地圖和地球儀，從時間和空間上潛入了不易察覺的改變，“所以它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它帶來了觀念的變革。”

只是當時還鮮有人意識到這一點。這些西洋物品進入宮廷後，成了統治者的新鮮玩具。故宮鐘錶館如今存有大量清代的西洋鐘錶，“皇帝對這些西方科技的態度，雖然喜歡，但更多的只是作為一種玩賞的東西，沒有上升到科學的高度。”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編審、《明清論叢》執行主編左遠波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德國人湯若望到達北京後，憑藉先進的技藝快速結識了上層人士。他多次成功預測日食和月食，還發明瞭一種起重機，把北京城外的五口大鑄鐘懸掛到鐘樓上去，一時間聲名大噪。

湯若望借修理利瑪竇進獻的羽管鍵琴的名義入宮，還抽空處理水力、光學的問題。他勸服一些宦官和後宮妃嬪信了教，給出的說法是：嬪妃只要受洗，就能得到上帝恩典，備受恩寵；而藐視上帝話語的嬪妃會變得醜陋，被打入冷宮。

1644年，紫禁城先後迎送了三撥主人——李自成率起義軍攻佔北京，明崇禎帝自縊殉國，最終大清入主中原，成為故宮的新主。這一年，53歲的湯若望在天文觀測的比試中技高一籌，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相當於中國古代國家天文臺的臺長。

漢學家史景遷形容：“這個拔擢絕不尋常，甚至可說是兩股歷史潮流匯聚的罕有時刻。”這兩股歷史潮流，一面是中國睥睨四邦、將外來者視作蠻夷，另一面則是正在經歷新教改革和啟蒙的歐洲，派來傳教士分享西方價值觀。此時的湯若望，“上帝之僕搖身一變，成了天朝命官”。

湯若望和順治皇帝的關係十分密切，順治尊稱他為“瑪法”（祖父）。據湯若望所說，順治曾在兩年裡駕臨他的住處24次，常常暢談到深夜，推心置腹。孝莊皇太后曾到他的館舍為順治皇后求藥治病，讓皇室大婚能夠順利進行，西方醫學也藉此在宮中流傳。

當年湯若望與人在午門外比試測日影，中國官員“無一人知其法”，這在幼年康熙的心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他日後回想這件事，“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是非，因自奮而學焉”。

康熙對科學表現出超凡的熱情和求知若渴，他重用了南懷仁、張誠、白晉等多位外國傳教士，向他們學習算術、幾何、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據法國人洪若翰說，康熙召他們每天進宮講解，和他們一起度過上午兩小時與晚上兩小時，風雨無阻。“康熙皇帝一直勤奮地學習了四五年，並且絲毫沒有懈怠政務，沒有一天耽誤了上朝。”

白晉是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選派之下來華傳教的，出發前他已是法國科學院院士。他欽佩康熙的高度自覺、專心致志，“皇帝從事這些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耐心細緻讓人難以置信”。

在給路易十四的信裡，白晉寫道：“在世界的另一端驚奇地發現了一個法國外從未見過的君王。他像陛下一樣，具有卓越而完美的天才和皇帝的胸懷，他能主宰自己和臣民，受到了人民的崇拜和鄰國的尊敬……總而言之，他身上具有成為英豪的大部分高尚特性。如果沒有您的話，他早已成為人世間一位無與倫比的皇帝了。”

但是，康熙沒有把科學推廣至制度和社會層面，僅限於個人學習，被史學家們視作歷史的遺憾。閻崇年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有他的侷限，文化的侷限、時代的侷限，沒有再往前走一步。”

“第一撥來到中國的洋人，自恃科技過人，以為中國人很需要他們，把中國過於簡化，以合於其目的，而無法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結構的頑強頡頏，將敵意誤以為一時的悖常。”史景遷認為，“持平而論，中國人才是這場東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則用之，也不吝以珍寶官位酬報，但僅此而已。與己無關之事，則待之漠然。”

《坤輿萬國全圖》（即世界地圖）為利瑪竇在中國時與人合作繪編。（視覺中國/圖）

“我的眼光和趣味都變得有點中國味了”

那些西洋畫師來到中國同樣是為了傳教的遠大理想，米蘭人郎世寧因為繪畫才能出眾，成為了清宮的首席畫師。他供職於康雍乾三朝，乾隆尤其對他禮遇有加。乾隆三年，郎世寧身患重病臥床，皇上賞賜銀兩，並恩准他病好後可以在家作畫。

郎世寧性格謙恭謹慎，五十年如一日地作畫，少有抱怨。實際上，宮廷畫師的生活枯燥而清苦，他的同事王致誠有一次忍受不了指摘，憤然投筆，郎世寧馬上勸解：“為愛主之故，面呈笑顏，並回思何故來此。”郎世寧為他備妥顏料，幫他完成畫作。

王致誠是法國人，自幼在里昂學畫，後來留學羅馬，擅長油畫。作為內廷畫師，常見的命題是中式風景畫、花鳥畫，皇帝不喜歡油畫，尤其討厭西洋畫裡的明暗對比，把強烈的陰影斥為“汙點”。乾隆下令除肖像外，不許王致誠作油畫，所有作品一律要用水彩。

這讓王致誠痛苦，據說他曾對郎世寧憤然喊道，“我是歐洲畫派成熟的畫家，不需要再到中國來學習如何作畫！”

一位傳教士同仁記錄了王致誠的宮廷生活：每天清早七點趕到內城外候命，通報後由太監引入，途中要穿過好幾道門，每一道門都需通報，再換一位太監領路，一系列繁瑣流程後，最後才能抵達作畫的地方。每日的膳食是皇上從御膳裡賜他的幾道菜，等菜送至他手上，早已變得冰涼。“對於一個胃口不能適應這些食品的可憐的外國人來說……他便只得以水果和饅頭充飢。”

生活不便尚可忍受，王致誠最大的痛苦是沒有藝術創作的自由，所有作品需由皇帝欽定，按聖意修改，直到對方滿意。“無論他修改得好壞，大家必須透過而又不敢講任何話。皇帝在這裡懂得一切，至少是對他的吹捧聲特別高，也可能他自認為如此，所以他就如同始終對一切都堅信不疑一般地行事。”王致誠在一封信裡寫道。

在這些寄回歐洲的信裡，王致誠也不無感激地說，自己受到了中國皇帝的善待。宮裡的御花園和園林，王公大臣都很少有機會入內，但西洋畫師和鐘錶匠卻因為職業需要有幸常駐。王致誠的信在歐洲出版後，其中對圓明園精美的描述和介紹引起了轟動，將嚮往中國園林的“中國熱”推向高潮。

在王致誠的觀察裡，中國皇帝是這樣的：“他高高在上地對任何事都沒有情感，很難使他相信一個人”“當皇帝在城外和鄉下行走時，各個方向必須有兩隊騎兵遠遠地行進在前面，既是為了驅散在那裡出現的所有人，也是為了保證皇帝個人的人身安全。中國皇帝就這樣被迫生活在一種孤獨之中，他們時刻都試圖為此獲得補償”。

留存於世的王致誠作品寥寥無幾，現存清代宮廷畫像，還是以郎世寧的作品居多。為了適應宮廷的審美，郎世寧減少明暗對比，人物肖像採取正面光照，面部用色清淡。他為乾隆和11位后妃所作的畫像，乾隆非常珍視，把它密封於一個雕刻精細的紅漆盒中，上貼乾隆親筆題的字條，宣諭任何人不得開啟，他本人一生也只看過三次。不過奇怪的是，這組畫像中11位后妃十分相似，後人推測，多半是因為郎世寧不敢多看她們，僅憑記憶作畫的緣故。

東西方繪畫最初相遇時，難以互相理解。一位傳教士在1641年寫道：“在繪畫方面，中國人重奇趣多於重完美。他們不知道怎樣使用透視法和明暗法作畫。不過目前有一部分中國人從我們這裡學到了透視法，正要畫出完美的圖畫。”而清宮畫家鄒一桂則反過來批評，“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緇黍……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

英國藝術史家蘇立文發現，馬可·波羅在華多年的遊記裡完全沒有提及中國山水畫，帶回歐洲的唯一藝術品是一隻小白瓷瓶。“中國人對歐洲繪畫的接受程度遠比歐洲人對中國畫的接受程度要高……歐洲人對中國美術的興趣基本上只限於工藝品和裝飾性繪畫。”

這使得郎世寧、王致誠和其他洋畫師在宮廷裡“中西合璧”的嘗試至關重要。郎世寧名下有不少山水卷軸畫，多是與人合作完成，郎世寧往往繪製人物頭臉，中國畫家完成山石樹木。中國畫家逐漸開始學到了西畫的寫實性，近大遠小的焦點透視和人物比例。

中國同行把工筆畫的技藝教授給王致誠，教他如何畫葉脈、仕女，如何平塗上色。王致誠在一封信裡感嘆，“自從我來華以後，我的眼光和趣味都變得有點中國味了。”

《萬樹園賜宴圖》描繪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內設宴招待蒙古族首領的情景，由清代郎世寧、王致誠等人創作，現藏於故宮博物院。（視覺中國/圖）

“兩個世界的撞擊”

1793年夏天，英國人馬戛爾尼一行人到達北京，他們把紫禁城的外牆叫作“黃牆”，因為城牆是用黃色琉璃瓦蓋的。“宮殿同在城裡圍繞著它的狹小的建築物相比較，顯得堂皇莊嚴；可我也看不出什麼足以使我相信，如我所聽到的或閱讀到的，在北京皇宮裡有異乎尋常的神奇的地方。”一位隨行人員寫道。

這次載入史冊的來訪被認為是東西方關係的轉折點之一。與此前以個人身份活動的傳教士不同，這是英國派出的正式使節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來華，實際上是為了提出通商和外交請求。那時英國已經擊敗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成為海上霸主和世界強國。但從明末之後，中國的大門就關閉了。

英方挑選禮品上頗費心思，準備了一年多，最後足足有六百多箱。根據《內務府檔案》裡所記載的《紅毛英吉利國王謹進天朝大皇帝貢件清單》，除了大量科技用品之外，還送來了武器，包括火炮、槍械、戰艦模型等。早在1757年，清政府就有規定，禁止外國人在華攜帶火器。但英國政府和特使仍堅持把它們列入了禮品中。

禮品包裝得很好，經過長途運輸和搬運，幾乎沒有一件損壞。它們被安置在圓明園，開始忙著開箱。大殿的一端安放天體執行儀，另一端擺放瓦利雅密座鐘、氣壓計、韋奇伍德瓷器。韋奇伍德瓷器是歐洲最精緻的瓷器品牌，它在模仿中國瓷器的基礎上，還做出了大量改良。

馬戛爾尼記錄道：“他們對我們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鐘上的裝飾瓷器的精美與雅緻表現出無法掩飾的喜愛。”

從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人們絡繹不絕地趕去圓明園參觀。和利瑪竇時代一樣，他們發現地球儀上的中國如此小，懷疑是“紅毛人”有意為之。一位皇孫每天都來看展覽，他難掩嘲諷地說，“英國人一定是為他們的科學知識十分自豪才擺出那些機器的。”

皇帝本人沒那麼容易被禮品討好到，乾隆擁有很多豪華表、轉動的噴泉鍾、能走步的機械獅子、人形自動木偶、各式各樣的八音盒，對西洋器械早已見怪不怪。

使者們展示了四輪旅行馬車，他們夢想能向中國大批出口英國馬車。中國人很有興趣，畫下了車的影象，但他們圍著車伕的座位來回轉，認為這個位置不免有居高臨下之勢，一位老太監問，“您認為皇上能容忍一個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並把背朝著他嗎？”

八月初十，乾隆帝接見了馬戛爾尼使團。使者們對皇帝的印象不錯，他們如此描述82歲的乾隆：“看上去不超過60歲”“動作敏捷、風度翩翩”“皇帝顯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畫像上那樣顯得嚴肅、沉悶”。

但是，除了交換禮品，使團真正的目標都沒實現。乾隆回贈英王喬治三世的禮品是一塊象徵和平繁榮的玉石，另外贈給使者們精雕細刻的綠色玉如意。開放貿易口岸、在北京派駐大使和固定關稅的請求都遭到了拒絕。

“馬戛爾尼及其夥伴是來提議進行交往和貿易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里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那裡的制度猶如檯球那樣結實——它是那麼完整、精確、苛求，以至想不服從就會冒很大風險。”法國學者佩雷菲特把這次事件形容為“兩個世界的撞擊”。

唯一有趣的互動是乾隆問使團裡是否有會說中文的人，使團副手的兒子小斯當東就被帶到御座旁邊。這個12歲孩童說了幾句中文，乾隆很高興，從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賜給了他。在場人回憶稱：“皇帝的荷包並不漂亮，黃色絲綢質地，上面繡了一個五爪金龍：這種顏色和龍爪卻是皇帝的象徵。”

歷史的詭譎之處日後逐漸顯現：這個孩童小斯當東長大後成了中國通，花十年時間翻譯和研究《大清律例》，推動了英國的漢學研究。他負責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嘉慶年間第二次隨使節訪華，結果又因是否叩頭的爭執，被皇帝驅逐出境。再後來，小斯當東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在中英關係方面有相當的發言權。

故宮現存大量西洋科學儀器和鐘錶，一批西方傳教士以維修鐘錶之由被准許入宮。圖為故宮文物醫院內的鐘表。（視覺中國/圖）

“又照亮了光明燦爛的一天”

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遠東藝術展廳藏有一張乾隆寶座。英國藝術史家柯律格14歲時前去參觀，趁無人注意，當場向寶座下跪。根據他後來的判斷，乾隆很可能從未坐過它，只是當時年少的柯律格“有種對想象中充滿異國情調國度的迷戀”。

1900年秋天，法國作家皮埃爾·綠蒂隨軍進入紫禁城時，交戰雙方已停火，慈禧和光緒倉皇出逃。“現在，闖入眼簾的不知是什麼龐然大物，我們要沿著它走好一陣子呢。”綠蒂在日記《在北京最後的日子》裡寫，“是望不到盡頭的雙重城牆，一樣血紅的顏色，上面騎著開著炮眼的炮臺，環城修了壕溝，壕溝有三十米寬，裡面長滿了即將枯萎的蘆葦和蓮花。這就是‘紫都’，位於不可侵犯的‘皇城’正中央，是難得一見的人物——天子的居所。”

綠蒂和同伴有一次從棄置的寢宮出來，勤務兵故意遲遲落在後面，趁機撲倒在掛著寶藍色床帷的床上嬉鬧一番。其中一個人愉快對另一個說：“老兄，這樣至少我們能說睡過中國皇帝的龍床了！”

在這以後，西方人生活在中國也就不是什麼稀奇事了，西洋物在宮裡也越來越普及。火輪船、汽車等西式交通工具出現了，北京第一條鐵路就是從慈禧寢宮儀鸞殿修到北海靜心齋的西苑鐵路，供慈禧休息玩樂所用。據學者考證，宮裡的第一盞電燈也安裝在儀鸞殿。

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仍在紫禁城裡生活了許多年。他在宮裡坐汽車、裝電話、放電影，把麗景軒拆改佈置成一座大西餐廳。他的第一輛腳踏車是結婚時堂弟送給他的禮物，後來他一共有二十多輛腳踏車，還培訓了一個太監專門修車。為了騎車方便，他命人鋸掉了從養心殿到御花園的所有門檻。

退位清室還在宮裡居住期間，故宮已於1914年成立了古物陳列所並對外界開放。鹹安宮的舊址上，矗立起一座西式洋樓寶蘊樓，作為保藏文物的大型庫房。古物陳列所是中國近代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後來併入故宮博物院。

為了滿足溥儀的巨大開銷，太監們利用職務之便偷盜、變賣宮中文物，故宮大量文物在這一時期流入市場。溥儀曾下令清點建福宮古物——其中儲存了大量乾隆珍愛的字畫和古玩玉器，結果一場原因不明的大火將建福宮及周邊一大片土地燒成焦土，損失了數千件珍寶。

柯律格認為，出宮文物在客觀上擴大了中國藝術的海外影響。“在‘紫禁城的黃昏’那15年裡，部分皇室藏品逐漸秘密地向外流散，一度影響了北美和歐洲的許多中國藝術品收藏。”

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為他起了個英文名“亨利”，在宮中教他英語，講解西方的歷史、生活和風俗。溥儀直到13歲前，都沒有見過紫禁城外的世界，只在莊士敦的陪同下到北京的大門之外做了第一次旅行。

1924年，遜帝溥儀被驅逐出宮，莊士敦辭去帝師職務。莊士敦回到英國後，在倫敦大學任中文教授併兼任外交部顧問。他所寫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給他帶來巨大聲譽，被英國皇室授予爵位。

莊士敦一生未婚，晚年孤獨。他用版稅在蘇格蘭購置了一個小島，專門闢出一間大廳，用來陳設從中國帶回的文物。每逢年節，就穿戴清朝的朝服，邀請親友來此聚會，直至幾年後離世。《紫禁城的黃昏》中文譯者馬小軍說，“我們這些後來者，似乎已無法揣度出，文化的同化和滲透，在莊士敦的內心深處，究竟表現的是巨大的歡樂，還是無限的悲哀。”

在書的扉頁，莊士敦把這本書獻給溥儀和中國人民，“他們在歷經黃昏與漫漫黑夜之後，正迎來一個嶄新而更加美好的時代的黎明”。彷彿要替所有見證過紫禁城的外來人發聲，他寫道：“夕陽被黑夜吞沒了，但又照亮了光明燦爛的一天。這正是那些敬佩和尊重中國人民的人所熱切希望和堅定不疑的。”

“故宮正是瞭解中國的好教材”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首次開放日，人們把展覽室擠得水洩不通，參觀券的價格是每張二角。負責故宮文物點查與處理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那志良回憶，工作人員需站上凳子大喊著維持秩序，依然無效。所幸最後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只是有些地方的欄杆被擠斷了。

建院至今95年，數代人投身於故宮事業，一生與故宮為伴。單士元17歲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是第一批成員，91年的人生裡有73年是在故宮度過的，和同事、老友那志良分隔兩岸後，1994年兩人終於在臺北故宮相見，老淚縱橫，“往事如煙輕飄而逝”。這次見面的幾年後，兩位老先生先後逝世。

故宮博物院籌建之初，許多宮殿已年久失修，修繕和文物保管得到了各方的解囊相助。不少海外人士也發揮了作用，例如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俄國漢學家鋼和泰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他注意到慈寧宮花園“屋簷倒塌，破爛不堪，各處滲漏”，感到痛惜，主動請纓赴美國募捐善款。在他的遊說下，洛克菲勒（當時稱作“煤油大王陸佛勒氏”）捐出了5000美金。

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致信感謝，洛克菲勒回函稱：“鄙人前遊歷貴國，目見各處廟宇規模偉麗，然年久失修，不禁酸鼻。”

另一位富商玻西瓦爾·大維德是英國人，他來北京後，看見“紫禁城裡的皇家珍寶正被打包在箱子裡雜亂無章地放置著，沒有人想到去展覽”。他向故宮工作人員建議，挑選出一間小宮殿陳列文物，尤其是他鐘愛的宋明瓷器。

根據故宮博物院的記錄，大維德私人捐款6264。40元，用於修繕景陽宮，將那裡用作瓷器展廳。展品遴選、展覽設計和說明標籤的撰寫，都得到了大維德的建議和指導。大維德應邀協助舉辦了紫禁城內的宮廷藝術珍寶展，另外捐出1000英鎊用來購置展示櫃。

他在給故宮官員的信裡寫道：“這個展覽將標誌著我長期夢想的實現，我為有可能幫助世界更好地瞭解一些北京皇宮裡輝煌的藝術珍寶感到特別的滿足……”

英國權威陶瓷專家霍蒲孫到北京參觀了這次展覽，並在《東方陶瓷學會會刊》刊文做了詳細介紹：“對宋明瓷器收藏家來說，非常值得跨越地球去欣賞這個展覽。”

大維德痴迷於中國瓷器收藏，自從年輕時在一個朋友家偶然看到壁爐架上的中國花瓶開始，他一生與中國瓷器結緣。他收藏了一千多件中國瓷器，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國官窯的學者，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宮廷欣賞趣味的中國陶瓷收藏家。

在大維德和其他幾位海外文物專家的建議下，故宮博物院組織了第一次海外展覽——1935年的倫敦國際中國藝術展。這是故宮藏品第一次走出國門，向全世界集中展示。

此後至今，故宮博物院繼續源源不斷地吸引著海外學者和文物愛好者。

柯律格1974年來華留學，多次進故宮參觀，多年後他成為了中國藝術史領域的權威學者，回想起來他感到非常後悔，“我不記得在故宮博物院看過哪些畫作了，當時也沒有對所看到的內容做任何記錄。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將要成為藝術史學家……僅僅是參觀故宮對我來說都非常激動。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與如今相比，參觀者寥寥無幾，你可以一個人待在故宮，到處轉轉，這在今天早已無法想象。”

在《中國藝術》一書中，柯律格寫道，新中國的故宮博物院很好地承接了過去的藏品，“保障了皇室贊助在後來中國藝術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並有助於理解中國藝術遺產。宮廷趣味的影響，尤其是乾隆皇帝的愛好，仍然活躍在藝術市場上和藝術史的課堂中。”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段勇曾負責故宮外事工作，他多次遇到外方“只知紫禁城而不知故宮博物院”的情形，“按照國際上一些學者將遺址與博物館區分開的觀點，它並不屬於典型的博物館”。這個情況直至近些年才有所改觀。

實際上，故宮的藏品之眾，每一次清點都要用上好幾年時間，目前有多達一百八十多萬件，接近全國文物總量的一半。祝勇開玩笑說，“一個人一天看五件，全部看完，需要一千年，相當於從周敦頤出生那一年（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看到現在（公元2017年）。”

日本記者野島剛是故宮愛好者，出版過兩本和故宮有關的專著。他常被問到，一個日本人為什麼要寫故宮的事情？他回答，“故宮正是瞭解中國的好教材。光是故宮收藏的文物，便充分反映了中華的歷史……文化反映了中國所有的東西，那麼中國人也透過文化反映了自己的歷史和命運。為了理解我們永遠的鄰居中國，代表中華文物精髓的故宮文物，我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絕佳素材，也是理解中國的捷徑。”

南方週末記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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