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銀是清朝獨創的一種官員薪俸制度。朝廷透過發放一筆遠超工資數額的銀兩，保障官吏的生計與地方衙門的各種開支，以限制官吏任意向百姓索取錢財。

在我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其動機和目的正如其名稱所言，是希望官員在經濟收入大幅度提高後能夠廉潔奉公、潔身自好。

雍正繼位時，發現地方官員收支嚴重不平衡。總督和巡撫，一年支出在一萬兩左右，但是工資收入卻只有一百多兩。

督撫之所以花這麼多錢，是因為他們不光要負擔自己一家的生活，還有大量公務支出要由他們負擔，比如負責給幕僚開工資、負責衙門的日常支出，甚至與皇帝通訊每年數千兩的路費也要他們自掏腰包來承擔。

因為收支不能平衡，所以在地方官場上就形成了“陋規”。上級官員想方設法要下級給他進貢，過年過節大量收禮。雍正決定改變這種現狀，於是實行了養廉銀改革。這樣，節禮和陋規就失去了存在的藉口。

因此，養廉銀被主要用於與行政開支密切相關的開銷，比如心紅紙張、日常公務、徵稅、捕捉罪犯等，也支付官員的生活費用以及衙門人員的薪水。

雖然養廉銀改善了官員的生活，使得清初的吏治有所改善。但是，貪婪是由心而生的，專治官僚制度也不會因養廉銀而從根本上改變官員的腐敗。

有時候，皇帝還利用養廉銀製度，懲罰犯錯的官員。

1774年冬，在山東壽張奸民糾眾滋擾一案中，其主犯王倫早在當年春季就有不軌形跡，作為巡撫的徐績，竟然毫無察覺，以至釀成禍患，又未能及時撲滅。

乾隆帝認為，徐績“貽誤封疆之罪，本為甚大”，但念其向來辦事尚屬認真，故特別恩准他將功贖罪，速速緝拿罪犯，等事平之後再行核辦。後又因河南巡撫缺出，該省地方緊要，一時沒有人才可資任用，將徐績用為河南巡撫，仍戴革職留任之罪，八年無過，方可復職。

養廉銀的發放並不能必然帶來官員的廉潔，只有厚祿而沒有相應的執行監管制度，“廉潔奉公”只能是一句空話。清朝的養廉銀製度，只有依附帝王的統治意志才能發揮功效，在雍正帝的嚴格執行和監管下是名副其實的。但從乾隆後期開始，由於制度的鬆弛以及經費的緊張，養廉銀名不符實，最終只能伴隨著清朝的衰弱而功能弱化。

1799年，曾任首輔的權臣和坤被抄家時，珍珠、寶石“勝於大內”，“藏銀、衣物數逾千萬”，“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窯埋銀三百餘萬兩……”，部份即納賄所得。

這就給人一個印象，個別養廉銀拿得最多的大官，往往更是貪得無厭。乾、嘉以後，賣官鬻爵、貪汙受賄現象變本加厲，日益嚴重，終至不可收拾之勢。

雍正當年希望透過養廉銀製度的推行，培養官員們廉潔作風的初衷成為泡影，徹底失敗了。

參考文獻：南芳《清朝養廉銀製度研究》，萬揆一《清代的“養廉”》，張宏傑《“養廉銀”怎麼養廉？》，馮元魁《論清朝養廉銀製度》

（“小歷史”作者申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