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穿越”成為一時熱門話題。作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假如可以穿越回古代，你願意選擇哪個朝代？”採訪者以為我會選擇宋朝，然而我說：“我哪兒也不去，就留在現代。”
我之所以如此作答，是深思熟慮、認真權衡過的。無他，我是女性，且對傳統中國有一點基本的認識，因此不做玫瑰色的夢。按照中國古代“男主外女主內”的秩序安排，如果穿越回去，我就不能反對丈夫納妾，不能出來工作，不能單獨旅行，不能擁有自己獨立的財產……不能之事太多，我不願意。其實我也不勸各位男士穿越，假如穿越到東晉王羲之時代的尋常庶族家庭，你再聰明、再勤奮，也不會有機會跟王羲之對坐，揮麈談玄；即便運氣好，得到皇帝的賞識，也會被王謝子弟嗤之以鼻——風流瀟灑都是高門士族的，你連喝彩的資格也未必有。萬一運氣再差點兒，你穿越到三國時期的曹魏，成了一個士兵的兒子，那除了當兵，你是一點兒別的指望也沒有的。論普遍的自由度，還得看今朝。而這種自由度是現代社會制度賦予我們的。
制度是什麼？“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它劃分類別（文官、武官、宦官）、標誌等級（長官、屬官、小吏）、限制範圍（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規定關係（君臣、父子、夫婦，上下級、同僚、同年），決定個人及群體的身份、地位與活動空間。
大部分人說喜歡歷史，其實是喜歡看大起大落的英雄故事，看帝王將相縱橫捭闔、運籌帷幄的權謀秘計，甚至想要學個一招半式的。那些浮於表面的故事當然有趣，然而，若只關心那些，這樣的歷史觀察就顯得不夠高階了。這就像看《西遊記》裡孫悟空和各路神仙、妖精打架，雲來霧去，極為熱鬧，可是有誰能逃出如來佛的手掌？制度就像是如來佛的手掌，它規定了遊戲規則，萬變不離其宗。吃透了制度，再來看歷史的興衰起落，就能看到邊界和範圍，明白為什麼是那樣，進而思考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什麼。所以，如果想真正瞭解過去，我們必須要看制度。
當然，瞭解古代的制度，不僅是為了正確穿越，它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改造現代制度。古代制度的特點是它“已經完成”，從形成到結束，我們能夠看到得失成敗的全部軌跡，可以細細琢磨製度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看古代的制度，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完善今天的制度。
換個角度來說，對於中國古代制度的考察，實際上是要以四千年的中國歷史為個案，對制度做一番具有普遍性的思考。那麼，中國古代的制度演變究竟存在哪些特點呢？
《大駕鹵簿圖》卷（部分），曾巽申所作。此圖工筆繪人物車騎。畫幅中有分段說明題記，記載兵官品制、名數並有考證。
制度存在的真實狀態
中國古代最大的制度變遷，當屬國體（國家性質）之變，也就是從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國，各個封國的政治、經濟相對獨立，按照宗法制，諸侯彼此認同，並尊周王為天下共主。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國吞併小國，強國吞併弱國。最終，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中國進入帝制時期。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國持續了2133年。
兩千多年的帝制，朝廷國家的核心利益關切不外乎以下兩點：第一，怎樣延續王朝統治，這是皇權的安全問題；第二，怎樣保持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這是中央集權的問題。在這兩個興亡攸關的問題上，帝制國家一直處在不斷摸索、不斷進步的過程中。
地方控制問題的解決思路，唐宋之間有一個大變革。唐代以前，主要採取分級控制的思路，舊的層級效率降低之後，就增加新的層級來加強控制。秦漢實行郡縣制，西漢置州，本為中央派出的巡視組，後演變成為郡以上的一級地方行政組織。東漢以降，地方行政遂為州、郡、縣三級制。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重歸兩級制。唐中期，迫於邊防壓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設定節度使，又為三級制。無論三級還是兩級，各級行政機構都是一攬子治理，屬於行政學上所謂的“完整制”。到了宋代，在分級控制之外，又出現了“分權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級實行“分離制”。北宋的“路”大致設有四種機構，這四種機構各管一攤，互不統屬，分別對上負責——轉運使司掌財政，提點刑獄司掌司法審查，經略安撫使司掌轄區軍政，提舉常平倉司掌王安石變法後新生財利，轉運、提刑和倉司又負有監察一路官員的責任。
宋人創立的“分權制衡”原則不僅適用於地方控制，而且滲透於宋朝制度設計的方方面面。就皇權的安全來說，唐代以前，在中樞權力的分配上，宰相對軍事、行政和財政實行一攬子管理，便於大權獨攬。宋則不然，宋朝開創了中國式的“三權分立”：宰相原則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樞密院管軍事，三司管財政；這三家單獨向皇帝彙報，因此，真正能夠全面掌握資訊從而掌控全域性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這個秘訣，所以再怎麼進行制度改革，“分權制衡”這一條都是“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元、明、清三代，雖然中樞機構的具體名稱發生了改變，但是“分權制衡”的追求不變。
歷史發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國家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也發生了改變。宰相、樞密院、三司三權分立，各管一攤，分別向皇帝報告，這就讓皇帝越來越像個“政府首腦”了。喜歡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後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極了高參和秘書。明太祖能夠直接廢除宰相，由皇帝親自充當政府首腦，儘管不是宋朝制度的直接延續，但的確可以從宋朝這裡獲得某種解釋。
關於最高權力的分配，關於政府機構的組織原則和具體設定，關於人才的選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各項制度都是在不斷變化中的。變化，才是制度的真諦。夢想建立一項制度，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不啻痴人說夢。
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
制度為什麼會不斷變化？因為時代在變，國家所面臨的內政和外交環境在變。大部分的制度變遷是累積型的，一點一滴，水滴石穿。變化積累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階段性的總結。累積型變化是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最容易忽略的變化，因為它沉默溫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熱衷於關注政治家主動發起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楊炎的“兩稅法”、宋代的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總體來看，春秋戰國時期，多國並立，群雄競逐，故多大刀闊斧的主動改革；兩千年帝制，天下一統，內驅力不足，主動改革直可列舉，累積型的變化才是制度變遷的主流。無論是水滴石穿的漸變，還是大刀闊斧的改革，都是因為時勢發生了變化，制度必須跟著變，這就是我所說的“因應變化”。“因應變化”一詞，出自司馬遷對老子的評價。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老子以“無為”“因應變化”，後世以“有為”“因應變化”，所為者，制度也。舊史學常以權力鬥爭、大人物的意志來解釋制度變遷，比如講宰相制度演變，必以君相矛盾爭權為說——權力鬥爭固然有之，然而，國家制度豈止為權力設？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國理政才是正事。國內國際形勢既變，則必調整做法以因應之，這才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而所有能夠成功保留下來的變化，哪怕曾經有一個荒唐的開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應了時代要求的。
逆時代需要而動的變化，雖然可以憑藉權勢推行，卻無法延續——制度有其自身的發展慣性，不可違逆。
制度創新的原動力
總體而言，傳統時期中國製度創新的力量來自中國內部。帝制時期的改革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共同點：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為依託，託古改制。究其原因，一則古人相信夏、商、週三代是黃金時代，而周集三代之大成，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二則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整個傳統時期，在中國人所認識的文明世界當中，中國在各個方面的確都相對發達。因此，傳統中國長期享有強烈的制度自信。正是這種自信，賦予了傳統中國開放的心態，可以放心吸收周邊制度，為我所用。比如，貞觀四年（630年），唐軍大破突厥，擒頡利可汗，西北諸番為唐太宗共上尊號曰“天可汗”。從此之後，在唐王朝給西北諸番的命令文書當中，唐太宗的頭銜是大唐皇帝與天可汗並列的。這兩個名號來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統，皇帝是中國的主宰，可汗是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首領，唐朝的皇帝也可以是北方草原的首領。再比如，北朝隋唐的官制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名號——薩保。單看這兩個字，很難想出它的含義，因為這是個音譯的外來語，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對商隊首領的稱呼，後來發展成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中國接納了粟特商人，並將薩保納入中國的官僚體制，用胡人首領來管理胡人。
在中國歷史上，不斷有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範圍的大一統帝國。那麼，該怎樣評估這些北族政權對中國製度的影響？大體上說，他們帶來了新的元素，但沒有改變中國製度的總體和核心。比如沿用至今的大行政區——省的設定，就始於元朝。另外，一些落後的東西也隨著北族成為統治者而進入了中國的制度和文化體系，這一點，我將在“歷史文化”篇中進行專文辨析。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的制度是不斷變化的，其驅動力主要來自內部。因此，從制度上看，中國具有創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變化分為漸變和改革兩種，無論哪一種，都必須有效迴應時代變遷，並順應制度發展的內在慣性。
（本文摘自趙冬梅著《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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