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鹽作為生活必需品，曾一度是封建王朝嚴格把握的國家命脈。食鹽生產由官方控制，食鹽生產的鹽戶管理是整個食鹽產業中重要的一環。

在宋代，為了能夠更好地掌控鹽業，鹽戶管理辦法不斷得到調整，在這個不斷嘗試調整的過程中，階層、地位、等級不同的鹽戶在鹽業生產中的角色也產生了變化。

最為明顯的是鹽戶中的“富戶”群體，他們既不當車間主任，也不當居委會主任。

宋朝經濟發展繁榮

鹽戶管理方法變化的背景

鹽業生產作為封建王朝統治的經濟手段，自然容不得“私鹽”的肆虐猖獗。而鹽戶是食鹽生產的重要生產者，私鹽很大程度上與鹽戶密不可分。

因此封建王朝要想從根源上遏制私鹽生產，就要對鹽戶進行嚴格的監管。

兩宋時期的私鹽交易上升至古代私鹽交易的一個高峰，鹽民迫於生計私煎盜賣的現象屢見不鮮。

根源就在於官府侵害鹽戶的利益，鹽戶雖然擁有部分特殊優待，但是官府不能夠按時依額髮放鹽戶的鹽本錢，這讓絕大部分的中下鹽戶難以維持生計。

不僅如此，官府的食鹽購納制度也使得私鹽價格大幅度飆升，私鹽販賣有利可圖讓不少人為之鋌而走險。哲宗紹聖三年 （1096） 正月九日， 發運司言淮南鹽場亭戶將正鹽“多盜賣而負官課”。

宋徽宗宣和四年 （1122） 六月二十三日， 榷貨務奏：“南北二鹽， 私煎盜販， 侵害課額， 難以禁止。”私鹽販賣已經極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官府收購的數額，進而嚴重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從經濟基礎動搖了封建王朝統治。

這種局面，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想看見，所以調整鹽戶管理方法，從源頭上打擊私鹽販賣，勢在必得。

宋徽宗

管理方法變化的具體體現

宋朝官府對鹽戶的管理方法屬於對食鹽生產領域的管控，這與運輸、銷售領域的管理方法相得益彰，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灶甲制。

“鹽場皆定鹽灶火灰盤數，以絕私煎之弊，自三灶至十灶為一甲，而煎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

鹽戶、鹽場和鹽灶，這是食鹽生產中至關重要的三個因素。

灶甲制就是嚴格把控鹽灶中的火灰盤數，這樣一來，鹽戶就無法私自煎“浮鹽”。

不僅規定了鹽灶火灰盤數，還讓鹽戶之間形成互相監督的局面。

鹽柵製作為灶甲制的另一種形式，“

管柵一十有八，亭戶二百三十有六，灶五十有四”

。亭戶約定成“甲”，甲與甲之間，一甲之內形成監督考察的關係，利用這種便利的形式，使得亭戶私煎盜賣的風險增大。

舉報有獎賞，同價有連坐，這樣的獎懲方式使得鹽戶之間互相猜忌，人心惶惶，不敢再生產“浮鹽”。

宋朝食鹽發展改革

但同時，這種制度還有一些阻礙，如甲首免罪同支賞，這給了甲首很大的優待，鹽戶之間的等級差距又進一步拉大；而且灶甲制在執行過程中也不太順利：“

上戶不肯入甲”、“中下戶不曾遞相覺察”等等。

基於此，浙東提舉黃震改進了灶甲制，使其更加嚴謹可行。首先是不論上戶、中戶和下戶，一律排隊入冊；然後每月遞充甲首；對於擾亂鹽場、逃亡的鹽戶實行非常嚴苛的懲罰等等。

其中“遞充甲首”最值得商討。要知道，將部分權利集中在某一個固定的鹽戶，長此以往，就會形成頑固勢力。通常情況下，甲首若是固定下來，那必是屬於富戶的。

富戶本就擁有優渥的待遇，甲首之位只會讓鹽戶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這對於鹽業直接生產者——中下鹽戶並不是一個好訊息。

遞充甲首隻是其一，還有“場官一人，每十日以此喚上甲首，點名告誡”；每月輪甲戶催鹽……這兩項調整直接使“車間主任”和“居委會主任”兩個角色相分離。

宋朝治鹽

管理方法變化之前的富戶

鹽戶之間存在的等級差距，因此鹽戶被劃分為上下中三個等級。其中上戶就是所謂的富戶。富戶幾乎不直接參與食鹽生產過程，而是充當官府和中下鹽戶的媒介。

這種媒介作用首先體現在監管食鹽生產領域。

擁有特權的富戶和封建地主有些相似，地主讓佃戶來耕種土地，而富戶讓中戶充當領班，下戶來生產食鹽。不同的是，地主直接獲得土地的大部分收入，富戶只是替官府進行管理，他和官府同時侵害下級鹽戶的利益，共同壓榨他們。

其次，這種媒介作用還可以在管理鹽戶的日常中窺得端倪。

甲首也就是富戶負責統計一甲之內的鹽戶，鹽戶若是逃亡，富戶立即向官府檢舉報告。可以說，甲首就是居委會主任，事無鉅細地替官府管理鹽戶，監督鹽戶的生產工作。

不僅如此，富戶還掌握著車間的生產線，鹽官不可能一刻不停地盯著鹽場的生產，因此，舉足輕重的富戶便將監督鹽戶的生產任務包攬過去。在富戶的監督下，鹽戶甚至不能保證充足的休息時間。

現在的鹽場

管理方法變化之後的富戶

浙東提舉黃震對灶甲制的調整可謂是富戶的噩耗。

“遞充甲首”四個字，輕易就將富戶的特權剝奪了。不論貧富高低貴賤，每戶皆有機會成為甲首，富戶從那個位置上跌落下來。

這項改變也被稱之為戶牌法，十戶為一甲，其中每一戶都有一個專屬的戶牌，上面詳細記載了這個鹽戶的家庭詳細情況，方便管理。聽著和現代的戶口簿極為相似，因此我們將這項調整稱之為剝奪富戶“居委會主任”的職位。

僅僅是剝奪“居委會主任”的職位還不夠，富戶的經濟實力遠高於中下戶，他們的話語權還很大。而且，遏制私鹽氾濫還得著手生產車間。

“火伏法”就是針對車間管理設定的。

限制鹽灶火灰盤數直接切斷“浮鹽”的源頭，規定車間上下班時間，車間生產線直接收歸官府，富戶這個媒介就沒有必要了。

“戶牌法”和“火伏法”同時剝奪了富戶的雙重職位——居委會主任和車間主任。

富戶的影響力被削弱，中下戶也有了喘息的機會，不用遭受官府和富戶的雙重壓榨。

食鹽製作

鹽戶管理方法變化的總結

硬幣有正反面，鹽戶管理方法變化也有其利弊，甚至弊遠大於利。

對鹽戶管理方法的調整強化了對鹽戶的監管，但最終並未實現預期效果，私鹽販賣依然氾濫，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弊端有三：

一是官府制定這些管理方法是從他們自身利益出發，只考慮如何生產足量的“正鹽”完成任務指標，一步一步緊逼著鹽戶；

二是這些管理辦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鹽戶們的窘境，鹽戶們缺少進行製鹽生產活動的本錢以及維持生計的費用，這樣兩難的境遇下，私鹽的高額回報讓他們鋌而走險。

三是宋代一直把目光緊盯在鹽戶的人身限制上，試圖透過掌控鹽戶來消滅私鹽，這樣最終只會適得其反，鹽戶大量逃亡的現象就是證據。

食鹽

食鹽專賣體制和私鹽制販體系是此消彼長的。如果食鹽專賣體制能夠良性運轉，那麼私鹽販賣體系就不會如此猖獗。

然而在兩宋時期，食鹽專賣體制的良性運轉寄希望於鹽場、州倉能夠按時依額地給鹽戶發放鹽本錢。不僅如此，鹽場、州倉還負責收納鹽民鹽貨，他們利用這項特權大肆搜刮鹽戶，讓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得不私煎盜賣。

有資料記載，官府在收納鹽貨的過程中，會從中做些手腳，比如“交秤遲緩”， “耗折滷瀝”和向鹽民收取賄賂；更甚者，稱重的器具分為重秤和輕秤，鹽場“取之於民， 既用重秤， 而納之於官者， 則用輕秤”，重秤淪為盤剝鹽戶的工具……

宋朝發展食鹽產業

宋代官府在收購環節對鹽戶的侵害可以總結為三個方面：

一是鹽場和州倉以各種名目和手段侵奪鹽民鹽產， 鹽民艱苦製出的食鹽被層層剝削，加重鹽民的鹽業負擔；

二是食鹽價格低廉，鹽戶反而因製鹽而致貧，儘管南宋時食鹽價格有所回升，但相應地，物價水平也在上漲，鹽戶依舊入不敷出；

三是拖欠和剋扣鹽本錢，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了，鹽戶面對這種剝削壓榨也只是敢怒不敢言，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大量的鹽戶不惜一切都要逃亡出去。

食鹽專賣體制企圖用最低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潤，絲毫不顧忌底層鹽戶的生活生計，從而導致中央政府、地方官府、鹽戶、商人等利益相關主體持久地處於利益失衡之中，私鹽問題也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宋朝食鹽買賣

由此可見，宋代鹽戶管理方法雖然一直在調整變化，富戶也不再同時擔任車間主任和居委會主任，但是鹽戶們依然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因製鹽而致貧的鹽戶也不在少數。

這種食鹽專賣體制才是私鹽氾濫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