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這樣的亂世自然是武人的時代。武人有時候也很敬重文人，如諸葛亮在蜀，張昭在東吳，郭嘉在曹營。然而大多數的文人卻沒有這樣的福氣和時運。他們自感不得志，卻又以文才傲世，有恃無恐，終於得罪了當政的武人，於是，一幕幕文人的悲劇就在三國的大舞臺上上演。後世顏之推在其家訓中把它歸結為一句話：“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第一個因輕薄得禍的當推禰衡。這位二十出頭的青年是平原郡盤縣（今山東寧津縣）人，年少才高，是大儒孔融的朋友，出身布衣卻心高氣傲，目空一切。他初遊京城許昌，懷揣著自己的一張名片就想去“撈世界”。然而這名片卻無處可投，以致名片上的字跡都褪色了，還沒遞出去。當時的許昌名流雲集，司空掾陳群、司馬朗等都是當世名士。有人勸禰衡結交他們，禰衡卻說：“我怎能跟殺豬、賣酒的在一起呢！”這位禰正平評論起人來嘴巴更是絕無關子，他說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白長了一副好相貌，如果要弔孝問疾，倒可以借他的面孔一用”，言下之意別無他用；說荀彧的侄子荀攸（說是侄子，倒比荀彧年長）可以用來“看墳守墓”；說曹營猛將許褚可使牧牛放馬，大將徐晃可使屠豬殺狗；說曹洪是個“要錢太守”（曹洪性慳吝，歷史上倒確以愛財如命聞名於世）……其餘曹操手下的也都是酒囊飯袋——輕薄得幾乎有些神經病了。

他惟獨看得起孔融、楊修兩個人，評價說：“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見《後漢書？禰衡傳》）——這“大兒”、“小兒”並非我們今天說的“大兒子”、“小兒子”，古人稱大兒、小兒類似我們今天說的“大丈夫”、“好男兒”、“好兒郎”。如蘇東坡《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集》一詩中“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賀季真”之句；又如鄒容《革命軍》第一章有“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崙”之語。——然而，偏偏他看得起的兩個人都是曹操掐著手指排隊要殺的朋友。

曹操對他倒還算客氣，開始只是想羞辱他一下，召他來當一名擊鼓的小吏，大宴賓客的時候讓他擊鼓為樂。沒想到這禰衡也真想得出做得出，竟在大庭廣眾之下故意慢騰騰地換衣裳，拿今天的話說叫做跳起脫衣舞來，有意赤身裸體讓曹操賓主討個沒趣。這就是後來京戲裡有名的《擊鼓罵曹》。曹操自然惱了。這位大奸雄陰險地笑笑說：“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但他又不想背害賢的名，就讓人將禰衡強按在一匹馬上，兩個人押著送到南陽，送給了荊州牧劉表，想借刀殺人（見張衡《文士傳》）。而這劉表倒也不像《三國演義》裡說的那樣，他既不是漢室宗親，但也不見得是庸才，識得曹操的用心，就把禰衡又打發到江夏太守黃祖那兒去當秘書。有一次黃祖在戰船上開宴會，禰衡說話無禮，遭到黃祖呵斥。禰衡實在狂到有點神經不正常了，竟頂嘴罵道：“死老頭，你少羅嗦！”結果，“死老頭”一發脾氣，這位二十六歲的狂才就先死了。

禰衡被殺確與他出言不遜有關，但出言不遜是否就夠得上死罪呢？沒人理會，反正中國的文人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掌握過自己的命運。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卻總想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形成了文人孤芳自賞、恃才傲物、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弱點。這是文人的“阿Q精神”，也是文人的可憐處。

至於楊修、孔融、丁儀、丁廙乃至荀彧、許攸、婁圭、崔琰，遠沒有禰衡那般“輕薄”狂傲，然而還是難逃一死，他們只是不會討好主公，讓主公看著不順眼，他們犯的罪充其量只能算是“可惡罪”——如果有這種罪名的話。可見當時做文人之難！

章太炎說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但他倒是以法家為治，刑罰依科，在古代君主中還算是比較守法的，秦朝至少還立有一個專門的“誹謗律”治誹謗罪。到了後世，雖然不立“誹謗律”，卻照樣治誹謗罪，而且隨意地處置。由此想到，法制對於一個社會是何等的重要！沒有法制，人就有可能淪落到魯迅先生所說的“想當奴隸都不得”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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