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前言

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頒佈《退位詔書》,中國歷史進入中華民國的時代。國體的變更,使烏泰重新權衡各種政治選擇。

在從前清政府的眼裡,烏泰的各種危險政治活動早已有之,尤其以光緒三十一年時最為顯著,日俄戰爭期間烏泰與俄國一方關係密接,以圖藉助俄國的力量壯大自身,並且計劃利用暫居庫倫的達賴喇嘛的聲望提高地位。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宣統皇帝圖片

但隨著日俄戰爭的結束,可供烏泰實現計劃的政治空間已經消失。之後清王朝覆滅,民國初創、庫倫獨立,烏泰自然希望充分利用以擺脫目前的旗內危局。

趙爾巽在接到烏泰的呈文後,依然沒有任何體恤該旗的實際行動,烏泰也作另一手打算

民國元年3月9日,烏泰便向當時的東三省都督趙爾巽,請求寬免大清銀行的貸款,趙爾巽在接到烏泰的呈文後,對科爾沁右翼前旗的困苦以及可能的危險有了一定的認識,但他依然沒有任何體恤該旗的實際行動,反而一面派人調查,一面調兵防範,這無疑加劇了局勢的緊張。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日俄戰爭圖片

在寄希望於東三省當局豁免貸款的同時,烏泰也做另一手打算,即與庫倫方面的博格多政權聯絡,意圖擺脫民國當局的統治。

站在今天的觀點上,此舉無疑是分裂祖國之舉,但具體到當時科爾沁右翼前旗的困苦情形下,旗內各方在抗墾問題、生計問題和保衛牧場問題上,都已經對民國當局徹底失望,繼而產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加入博格多政權在當時的旗內多數人看來,也是一條可以選擇的道路。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烏泰未見東三省提督的迴應,便開始準備起兵,趙爾巽只認準經濟利益,促使了獨立事件爆發

此時距烏泰起事的時間已經不遠,也算是烏泰對和平解決旗內危機的最後嘗試。他明確指出旗內隨時有激變的危險,他即將控制不住,為此銀行貸款問題必須馬上解決。他所提出的由公家代償二十萬兩湊齊本金還款,免除利息,日後再以地租撥還公家的方案,應該是烏泰最後的籌碼,如果這一方案被否決或不被理睬,事態可能相反發展。

果然,方案未見東三省提督的迴應,烏泰便開始投入到起兵的準備中,並於8月20日正式起兵攻打各府縣。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社會危機,最終以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展現在歷史之中。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在科爾沁右翼前旗社會危機面臨徹底激化之時,烏泰雖也在籌備起事,但並沒放棄平息危機的希望,而東三省都督趙爾巽在明知該旗困苦可能出事的情況下,依然只認準經濟利益,不顧催逼貸款的政治風險,對獨立事件的爆發負有一定責任。

獨立事件的爆發使得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自主權完全解體,併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獨立事件的爆發是科爾沁右翼前旗社會危機最終的表現形式,在該事件被平息後,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自主權完全解體。此後,該旗的社會基本直接受民國東北當局控制。所以,可以將獨立事件作為一個階段性標誌,社會危機至此將科爾沁右翼前旗完全拖入官方控制下,該旗作為藩部的歷史結束了。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東三省都督趙爾巽

烏泰獨立事件是民國初年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可以看作是科爾沁右翼前旗,對其自主權的最後一次行使。該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當被東三省軍方迅速平息。

在近代劇烈社會變遷中,內蒙古各蒙旗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危機,科爾沁右翼前旗是最為典型一例,該旗社會在社會危機的掙扎下,完全處了於中央集權支配之下。這也是近代內蒙古各蒙旗的共同命運。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內蒙古蒙旗 士兵

內蒙社會各蒙旗遭遇的不同程度的社會危機,是在近代劇烈社會變遷下必然經歷的命運

首先科爾沁右翼前旗是清朝藩部的一分子,其自身雖在盟旗制度下,過著相對封閉的社會生活,但其內部社會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有著密切的關聯。

19世紀後期,清政府從藩部中徵調了大量的資源。諸如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等,向來對清廷負有軍事義務。戰爭雖未在當地進行,但各旗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使其消耗驚人,造成財政困境,甚至因此而走向貧弱,不得不靠借債度日。這是包括科爾沁右翼前旗在內的,眾多蒙旗負債累累的根源所在,也是出現社會危機的根源之一。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其次,與那些早已進入農業化的蒙旗不同,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私墾具有強烈的解救財政危機目的,因此其持續時間雖不長,但發展速度很快。這種發展主要靠招民開墾,而本旗民眾幾乎完全被排除在農業生產之外,由此所產生的社會矛盾註定該旗的私墾不可持久。

在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官司和動盪之下,旗內呈現出了分崩離析的態勢,社會危機也發展到了它的第一個頂點。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再次,官墾雖由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社會危機直接引起,但從大的歷史環境來看,這是清政府對蒙政策轉變的必然結果。官墾的終極目的是為增加財政收入,並加強對邊疆的控制力,為此蒙旗原本的經濟、政治自主權必然受到壓制以至逐步被官方蠶食。

在這個過程裡,科爾沁右翼前旗內的各階層,都無力在官墾中達到自身目的。從此,該旗的社會危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官方的滲入所引起的矛盾越來越佔據顯著地位。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晚清時期人民

最後,俄債事件的處理是官方,對科爾沁右翼前旗自主權的一次鯨吞式擴張。從此,該旗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受制於官府。對於官方來說,這種鯨吞是迅速加強對邊疆控制的一種嘗試,充滿了操之過急的痕跡。這使得旗內的抵制情緒極為高漲,為保衛共同利益,各階層都走向了官方的對立面,使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社會矛盾,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爆發。

總結

近代化是從晚清開始的、中國社會所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而同時期的內蒙古各盟旗,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沒有任何近代化的基礎,卻被拖入了這一程序之中,這必然拖垮原本的社會運作模式。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晚清時期人民

維護國家主權、擴充財稅及開放邊疆等,是當時精英人士所最關切的近代化目標,由此藩部作為封建式的統治形式,成了近代化的改造物件。

從科爾沁右翼前旗的情況來看,官權力基本上完成了以上三目標,但本旗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是及其慘重的,最終釀成了重大政治事件。當我們今天回顧中國的近代化歷程時,不應忽視諸如科爾沁右翼前旗這樣被壓制、被支配的內蒙古各旗社會所作出的犧牲。

清末科爾沁右翼獨立事件爆發,成為內蒙社會危機最為典型一例

晚清時期內蒙人民

參考內容來源:《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