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淮巡鹽御史
1704年，康熙執政四十多年，一個成熟穩定的大清帝國正在冉冉升起。此時各項政策都趨於完善，大多數政策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今天就來看一下滿清的鹽政制度，不用分析全國各地的鹽課，只要需要精準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兩淮鹽稅，窺一斑可見全貌。兩淮鹽稅在這一年為國家提供二百五十萬兩的白銀，又涵蓋大部分華中地區直轄，所以兩淮巡鹽御史也成為了一個既重要又複雜的職位。但是巡鹽御史真的是大家眼中的肥差嗎？如果簡單這麼認為那就大錯特錯，透過精準的資料分析發現，非能人異士，千萬別碰這個風險極高的差事，否則極易身敗名裂！
何為鹽引
兩淮巡鹽御史的主要負責範圍包括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區，甚至還包括了河南的一部分。因為地廣，而且都是富庶的地方，清朝兩淮鹽稅也比同時期其他地區高出很多。1705年-1720年，清朝兩淮鹽稅的各項總稅額基本維持在二百五十萬兩銀子，佔當時全國的52%，佔朝廷鹽稅和土地稅6。5%。
鹽稅鹽稅，到底啥是鹽稅？我相信沒了解過的人解釋不出來，而且鹽從哪來，這也是一個問題。清朝兩淮的鹽都是透過海水得來的，但是製鹽的方法還不統一。像松江府是把海水放在木板上曬，俗稱板曬。淮河以北則是在沙灘上蒸曬，俗稱灘曬。板曬質量好，但是灘曬成本低。
製鹽主要由三十多家鹽場壟斷，控制為數眾多的小型灶戶，或者一些鹽田。場商就是中間商，他們負責鹽交易的上下游接洽，他們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但也可能承受巨大的損失。從管仲開始國家就實行了鹽鐵專賣，私賣抓住了是要殺頭的。但是朝廷也不能派人親自接管所有鹽的販賣，因此鹽稅也應運而生。鹽稅就是透過給這些鹽場發放執照叫“鹽引”，每張鹽引規定了能販賣的鹽的重量以及賣鹽的區域。場商得先交稅買鹽引，然後拿著鹽引才能去賣鹽，賣完以後鹽引要收回。超出鹽引重量或者壓根沒有鹽引就販賣的，均以販賣私鹽罪論處。
鹽引單價
清朝兩淮地區鹽引的張數隨著時間不斷調整的，1645年一共發出去一百四十多萬張，1653年在此基礎上又多發了九萬多張，1656年，又追加十六萬張。1660年，巡鹽御史覺得一百七十萬張鹽引實在太多，管不過來，也發不過來，朝廷也開始調整鹽引的數量。1660年，基本上回到了1645年的狀態穩定在一百四十二萬張左右。1645年，每張鹽引收稅六錢七分五釐，配合鹽引總數可以收入九十五萬多兩白銀。後來追加的鹽引，又相應給朝廷增加了將近十七萬兩的白銀。到了1660，新增的鹽引數量被砍掉，但是朝廷卻不想吐出多得的十七萬兩白銀，於是重新計算每引的單價。就這樣，鹽引單價又增加了一錢二分一釐，每引單價增到七錢六分五釐，保證因為鹽引數量減少帶來的損失。
1667年，每引單價又增到八錢六分四釐。1669年，又進一步調高到九錢八分。1677年 ，上漲至一兩二錢三分。1694年，上漲至一兩三錢五分。鹽的行情真是一路高歌猛進，勢頭很好。對鹽的稅收增加，說明兩淮地區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1712年全國的鹽引平均是七錢二分，兩淮地區幾乎是平均值的兩倍。實際上，除了官方稅額。1704年，每引又增加了二錢五分，用於支付江南織造的花銷，也就是每引一兩六錢的總價。多出來的三十萬兩白銀直接經過織造手中，不用上報戶部，所以變成了定額歲入。
單價說完了，再說說鹽引的定額重量。明末每張鹽引能帶三四百斤鹽，但是清朝入關就著手改革，為便於管理，每張鹽引定額二百斤鹽。1677年，每引定額重量從二百斤增加到二百二十五斤，這是為了彌補鹽場多繳稅帶來的損失。每引賺的更多了，稅金提高也勉強能接受。後來1704年，每引單價增加的同時，所能帶的重量也隨之增加。1704年，可帶267斤，1723年，可帶317斤，1725年，可帶367斤。反正皇帝缺錢了，就開始打鹽稅的主意，這是鹽場和官場中間博弈的平衡，大家的日子都能過得去。
為何難做
兩淮巡鹽御史正是管理這些鹽引，授權鹽商，收繳複雜的鹽稅的官職。這裡面確實有很多可以動手腳貪汙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想當然的認為這是一個肥缺，那就想簡單了。因為巡鹽御史的責任就是將國家每年規定繳納的銀子收上來，真金白銀收不上來就算虧空，那是要挨批的，搞不好掉腦袋的罪名都有。為什麼巡鹽御史難做：
第一點就是每年製鹽不穩定。製鹽全靠老天爺賞飯，夏天太陽暴曬才能製鹽。初夏經常連續的下雨陰天，鹽的數量無法保證，生產工藝不穩定從源頭上導致鹽稅的不穩定。在當時的條件下幾乎無解，只能看運氣。而運商每年六月就要開始買鹽引交稅了，這個時候鹽還沒到手轉賣呢，導致大部分鹽商只能借高利貸先買鹽引，等十月份賣出收回款子然後再去還高利貸。這其中的利益就被高利貸瓜分了，其實損傷的是鹽商的利益。朝廷其實是看到這一點的，中間改過一次允許鹽商十月份繳納鹽稅，但是後來又恢復到六月份現結。可能朝廷也覺得，商人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的，這個利息朝廷來吃它不香嗎？
第二點是清朝巡鹽御史受完善的審計制度約束。從1651年以後，朝廷對兩淮巡鹽御史就不放心。下令兩淮巡鹽御史必須一年一換，到了1653年，兩淮巡鹽御史乾脆被撤掉，由總巡鹽御史接管。但是巡鹽御史任務太重，根本管不過來，1655年又恢復了兩淮巡鹽御史之職。1672年因為皇帝不滿意又被撤掉，由安徽巡撫兼管。但是巡撫也管不過來，朝廷出於無奈，1673年兩淮巡鹽御史又復立。几上幾下，兩淮巡鹽御史越來越不好做。受到嚴格的制度約束，規定了額定的人數，嚴令御史不許與轄區內的官員建立私人關係，可見皇帝對這些兩淮巡鹽御史不放心到了極點。同時兩淮巡鹽御史輪流任職，讓這些巡鹽御史不得不重視自己的賬目。屆滿必須向戶部報備所有賬目，然後戶部派人稽核，上報皇帝。如果鹽稅不足，罰俸、革職都是有的。特別是康熙用包衣奴才任巡鹽御史之後，密摺制度讓這些貪贓更加困難，要知道康熙對細節的把握是極其縝密的。
第三點是巡鹽御史要緝拿走私。如果長期不能緝拿到案，連著手下的兵丁都要一起吃瓜落，懲罰比平常重兩倍。再次，這些走私的人大多是走投無路的農民，他們交不起鹽引的賦稅，走私養家餬口而已。稍微有點良心的御史，即使抓住了也實在下不去狠手，左右為難。
第四點，康熙朝的鹽商並不富裕，與他們背的風險不成比例。1670年，兩位巡鹽御史就調查鹽商的冤情，發現除了正稅鹽引之外，這些鹽商還經常被收六種莫須有的額外費用：1、每引二錢衙門文員費用；2、每引七分核算鹽體積、重量費用；3、每引二錢檢查員的茶水費；4、支付兵丁的費用，無法計算；5、船靠岸的停放費、檢查船隻費用，大約每引二錢五分；6、船隻許可、執照封印、航行每引若干錢。加上向鹽場買鹽還得支付每引一兩二錢白銀，統算下來每引二百六十七斤鹽的成本高達四兩三錢，然後賣五兩五錢，毛利只有一兩二錢。可見鹽商的風險是非常高的，而利潤並不客觀。以至於很多鹽商乾脆不賣鹽了，直接買了鹽引，然後高價轉給需要的人，把風險轉出去。這也給巡鹽御史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性，一旦市場不好，這些商人買不起來年的鹽引，稅收無保障，這些巡鹽御史就要倒黴了。
晚節難保
兩淮的巡鹽御史最具有代表性，除非年年風調雨順，鹽商生意興隆，巡鹽御史才能保額完成任務。曹雪芹的爺爺曹寅以及曹寅的小夥伴李煦，作為皇帝的包衣長期輪流任職兩淮巡鹽御史。透過一系列強悍的手段也只能儘量滿足皇帝的稅收，偶爾貪汙點掙點外快。曹寅多次成功挪用鹽稅給江寧織造，想打個時間差掙點外快。但是儘管他一再小心，也算不到他在任上突然猝死。以至於在1712年挪借出去的鹽稅公款收不回來，留了一筆巨大的虧空給兒子，最終還是皇帝對曹家的同情下以及李煦的幫助下才勉強還清。可見，這個差事不是誰都能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