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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宣宗（1425—1435年）後，明朝的軍事防禦思想成為主體思想。在其中有一種思想非常特別，以“大樹為兵”將種樹、長城、守衛視作抵禦北方蒙古勢力南下的“基石”。

自弘治朝起，明朝植樹數百萬棵。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隆慶年間，在密雲道、薊州道、永平道三道廣種樹木百萬棵。其主要思想就是“用大樹抵擋蒙古騎兵南下”。

那麼，明朝的這種軍事思想有何來源呢？其中也並非是“無厘頭”的思想，其中有不少閃光點。

宋朝開始出現“以樹禦敵”的思路，但基本上沒有形成被認可的理念。畢竟宋朝的一貫理念是“花錢買太平”，別人打你，宋朝給錢行賄就是了。種樹這種費力的事情，宋朝人是不幹的，有時間權勢階層還搞“回易”（貿易）呢。

到了明朝因為朱元璋建九邊和朱棣將北平定為京師，使得“種樹”問題成為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了。明廷就要求宣府十七衛的官兵們在打仗之餘承擔砍柴任務，使得軍人們比較勞累。

明仁宗面對瘋狂砍樹現象，在有限的皇帝在位期間，一上臺就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永樂二十二年，朱高熾一登基（八月戊午，1424年9月8日）就下了多道旨意。主要是軍隊柴薪拖欠問題進行蠲免，對百姓禁止砍柴的地區逐漸松禁。

九月癸酉，朱高熾便以“京師人眾而蕘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為由，要求“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但兵部尚書李慶表示反對，認為西山禁止砍柴的鬆弛，應該由官府執行，由官府進行採用。《仁宗實錄》

朱高熾其後又下旨解釋自己為何要這樣做：

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山出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勿禁。《仁宗實錄》

老百姓一方面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燒柴問題，一方面是為了賣錢。所以，對於允許砍柴的行為，就採用了比較激進的方式。在西山不是砍柴了而是開始拔樹了！聽聞這一訊息後，朱高熾立刻下旨禁止再在西山砍柴了。

不允許北京周邊地區砍柴，那麼柴火問題怎麼辦？要知道百姓日常柴火比較大，宮廷其實更大。

以正統七年（1442年）為例。其中一般木炭三千萬斤、紅螺炭（紅爐炭，產於易縣）一二千萬斤。如果木炭和木柴比例按1：3的話，那麼這4千多萬斤的炭需要多少木呢？

為了解決燃料問題，從仁宗開始“種樹禦敵”思路

不斷在河北各個地區建山廠，專門生產薪炭，其中易州山廠規模最大。整個河北地區都在種樹，為京師提供柴炭。

到了弘治朝廣為“種樹”思想在九邊也興盛起來，成為“禦敵”思路。

弘治朝開始以樹為兵，作為對付蒙古騎兵的主要方法之一：長城、種樹、守衛、弗朗機

到了弘治元年，九邊地區種樹問題終於被提上日程。

吏部尚書丘浚在1488年上呈《大學衍義補》中的《守邊議》（《守邊固圉之略》）中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九邊山險、樹木林立，對於蒙古騎兵進突起到了妨礙；

第二：宮中、百姓所用薪炭四處砍伐樹木，造成險隘沒了。萬一敵人再來，我們這個優勢也就沒了。

第三：京城軍民百萬戶，如果繼續下去九邊的樹木沒了，柴薪的價格恐怕會倍增。所以，希望把京城的柴薪以石煤替代。

第四：東起山海關向西，從現在開始應該“沿山種樹”。

丘浚提出這一觀點後，陸續有多名文臣武將應和丘浚的主張。

嘉靖朝開始“以樹禦敵時代”

嘉靖四年，浦鋐在《陳言邊務事》言及居庸關至龍泉關一帶，補栽過雜木2萬8000株。

到了嘉靖中後期，九邊種樹成為風尚。因為隆慶年間，種樹思維已經影響了邊關將領。植樹、長城、軍兵守衛、軍事武器。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薊遼總督劉燾、都御史耿隨卿、巡關御史杜從易、兵備僉事張問仁、守備太監張保山奉命巡邊檢視栽樹情況。在昌平、黃花、橫嶺三路，栽植了柳木等樹6萬3662株。

隆慶年間，劉應節題報密雲道、薊州道、永平道栽過榆柳樹株數，種過桃杏等種子石數，總計共栽植榆柳928萬487株，桃杏等種子556石5鬥。

可以說，從弘治到萬曆，“九邊”地區植樹非常多，幾百萬棵是有的，而且帶動了民間種樹的行動。雖然樹種得很多，但似乎對北方的競爭對手沒有什麼阻礙作用。正如長城從來沒有阻擋過同一中華民族內的競爭者一樣，大樹也從來沒有成功“禦敵”過。

明朝將領將長城、守衛城堡烽火臺計程車兵、大樹作為“防禦戰線”的基石。嘉靖朝是這一思想的頂峰，再加上向歐洲仿造“佛郎機”作為“戰時主體”。嘉靖朝的“防禦體系”似乎很完善。

但“最佳的防禦”永遠是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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