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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宋］司馬光：《傳家集》，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宋］蘇軾：《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99年［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1995年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顧宏義等編：《宋代日記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宮中衛士見到他，一個個以手加額，表示慶幸，說：“這是司馬相公啊！”

京城百姓為了一睹司馬光的風采，紛紛攀登到高處，屋頂上的瓦被踩碎了，樹枝也被折斷了，但無論怎樣呵斥，他們都不願下來。

還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宮的道路，將司馬光團團圍住，說：“相公不要走，留下來輔佐新皇帝，給我們這些苦命人一條活路吧！”

▲雪中開封城。圖源/攝圖網

司馬光進京奔喪，卻為眼前的大型“追星”現場驚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員進宮辭行的禮節，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閒居十五年的洛陽。

從史書記載可知，司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頗有名望的官員。

意外的是，司馬光去世後不到十年，卻險被開棺戮屍。他苦心編纂多年的《資治通鑑》差點被毀，朝廷所賜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歷史的顏色並非只有黑白。

司馬光不支援變法，卻不像某些影視劇中說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見的大宋危機，與王安石有所不同。

▲司馬光畫像

01。青年改革者

司馬光成名於仁宗朝，是一個少年早慧的人才。

▲青年司馬光。圖源/影視劇

這正是日後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司馬光早已發現這個危機。

這一時期，司馬光針對財政問題寫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對宰執無故遷官，反對皇帝上元遊幸，反對宮中宴飲過多，反對增修宮觀，幾乎天天上書懟皇帝，完全就是個刺頭。

▲司馬光敢言直諫。圖源/影視劇

寬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馬光的批評，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讓司馬光在朝中贏得了不少聲望。

宋仁宗年老無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幾個月沒上朝，嚇得大臣們紛紛上書提議，官家該立儲了。

此時，司馬光充當了引導輿論的排頭兵，他連上數道奏章，並且在仁宗面前說：“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說您春秋鼎盛，不要考慮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他們也是為了趁機擁立有利於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後，皇帝都是近臣擁立，甚至君臣之間還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稱呼，這些禍害說不盡啊。”

司馬光的一席話打動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議立儲君的批示送到宰相辦公的政事堂。司馬光給韓琦等宰相通風報信，說，諸公如今不與皇帝商議此事，以後可能就沒機會啦。

韓琦連連答應道：“好，怎敢不盡力！”

宋英宗即位後，司馬光依舊不改憤青本色。

司馬光的早年經歷，完全不像是一個守舊的頑固派官員所為，反而盡顯其銳意進取、不懼皇權的真性情，可他後來並沒有成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選。

▲司馬光畫像。

02。為何不用司馬光？

這是說，國家真的沒錢，扛不住了。如此情況下，當然要改革。

宋神宗站在了歷史的拐點，他茫然四顧，於滿朝文武中尋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馬光一眼。

罷免三朝老臣韓琦後，宋神宗讓司馬光暫時代行御史中丞之職，將他作為宰相的候選，並與他就改革進行了一番探討，其中免不了談到人事問題。

在傳統士大夫看來，善於理財的往往都是小人，這一點在王安石變法遭受的抨擊中也多有體現。司馬光就給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讓皇帝謹慎為好。

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興了。

宋神宗接著對司馬光說，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議論紛紛，這恐怕不是好事。

司馬光再次直言道：“這是好事啊！即便是堯舜也難以知人善任，陛下剛剛即位，萬一任用奸邪，臺諫卻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發，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第二輪談話，也談崩了。

司馬光如實答道，不知。

宋神宗問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巴結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個好些？”

司馬光說：“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為，但一味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

這句話戳中了皇帝的痛點，什麼叫見風使舵，難道朕的話都可以不聽嗎？司馬光沒有為了換取皇帝信任而阿諛奉承，這是他的原則。

司馬光顯然感覺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

宋神宗找他來問話，說：“古之君子，要麼有學問沒文采，要麼有文采沒學問，愛卿二者兼得，為什麼要推辭翰林學士的職位呢？”

司馬光只好說，臣不會寫四六駢文，無法草擬詔書。

宋神宗說，按兩漢舊制即可。

司馬光又說，本朝沒有此慣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辭，就說：“愛卿進士及第，怎麼可能不會寫四六駢文？”

司馬光依舊堅持推辭，跟皇帝道別後，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詔書塞到他懷裡，一定要他做這個翰林學士。司馬光只好認命。

同樣是討論改革，宋神宗問王安石：“如果你執政，會怎麼做？”

此言一出，振聾發聵，宋神宗老激動了。

▲宋神宗畫像。

03。君子之爭

有一年暮春時節，三司衙門牡丹花開，包拯請這兩個小老弟飲酒賞花。

包拯舉杯勸酒，司馬光不勝酒力，礙於領導的面子，還是跟著他飲了幾杯，表示退讓，王安石卻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勸，都堅持不喝，一點也不給面子。

在這場酒席中，司馬光與王安石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們對待熱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業，也是完全不同的態度。

二人針對新法展開了多次辯論。

王安石說，解決財政困難就是要找到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卻反駁道，你只是說得好聽，歷朝歷代所謂理財，就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民眾最終不堪盤剝，只能流離失所，這難道是國家的幸事？

▲王安石畫像。

在古代，農民一年之中最難過的是春天，當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還未收穫，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老百姓只能看著田裡的青苗餓肚子，但這也是他們未來最大的財富來源。

此時，一些富戶人家會借錢借糧給農民，要求夏秋糧食成熟後再加息償還，其實就是一種高利貸。

青苗法，就是由國家代替富戶借糧給農民，利息比民間低，相當於國家銀行用低於民間的利率發放貸款。

在王安石的構想中，青苗法實施後，官府借出餘糧，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後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國庫的收入，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但這一舉措有很大風險，如果遇到災害，糧食沒有收成，農民就無力償還青苗錢。

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青苗法如果實施不當，很有可能成為地方政府榨取盤剝百姓的苛政。

司馬光只好辭職，自請出走京城，到地方為官。

這一年是熙寧三年（1070年），此後十五年，司馬光遠離廟堂，成了帝國官場的邊緣人。

宋神宗想過挽留司馬光。他說，愛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嗎？你與老王是好友，何必鬧到這地步？

司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說，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呂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宋神宗又說：“青苗法已經有顯著的成果。”

司馬光卻說：“天下皆知此事的壞處，只有王安石一黨認為他們是對的。”

不過，他或許也想親眼看看，友人的變法到底對不對。

▲影視劇中的司馬光形象。

04。西京十五載

到任後，司馬光發現新法實際執行後的弊端，比在京城聽到的更加嚴重。他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感到無比鬱悶，寫下了《登長安見山樓》一詩：

到官今十日，纏得一朝閒。

歲晚悉雲合，登樓不見山。

司馬光在永興軍任職時間只有幾個月，正逢關中饑饉，盜賊四起。

可即便如此，陝西提舉常平司仍透過青苗法加重對農民的盤剝，使農民借陳米一斗，到期就要繳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鬥，收取的利息已經超過了民間富戶之家。

司馬光認為，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這會迫使農民無論在豐年還是災年，都常受飢寒，青苗法將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為了追求政績而額外勒索。

因此，司馬光上書朝廷，請求讓第四等以下農民借貸青苗錢不取利息，或只納一斗二升。同時，他還請求暫時免除連續受災兩次的地區所欠的青苗錢，並指示其下屬官員，不得執行朝廷檔案，不許再催促農民繳納青苗錢。

然而，這一切都被朝廷否決，因變法操作不當而受苦的關中百姓生活困頓，十室九空。

司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辭官，決定到洛陽擔任閒職，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繼續到地方做些實事，經過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臺養老。

啟程前往洛陽時，司馬光唯一的牽掛是關中的父老鄉親，他為自己在任時未能給當地帶來惠民之政感到慚愧，在《到任明年旨罷官有作》中寫道：

恬然如一夢，分竹守長安。

去日冰猶壯，歸時花未闌。

風光經目少，惠愛及民難。

可惜終南色，臨行仔細看。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書殘稿。

在洛陽擔任閒職，司馬光遠離了政事的紛擾，心情卻十分複雜。

他一方面感到為官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閒適。

司馬光在西京留臺衙署東邊的一座小園中搭起木架，種植牽牛、薔薇、扁豆等植物，稱之為“花庵”。閒暇之餘，他就在花庵小憩，對著滿園的花花草草賦詩。

另一方面，他仍然無法擺脫政治，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將司馬光當作了一面旗幟。

司馬光還在朝中時，呂誨就經常公開唱反調，彈劾王安石。兩個朋友幹架，司馬光沒有所偏袒，只是對呂誨說，王安石現在眾望所歸，你彈劾他幹嘛？

呂誨驚訝地說：“君實（司馬光字）也是這種看法嗎？王安石名氣雖大，卻固執己見，喜歡聽小人的吹捧，這樣的人如果成為宰輔，一定會天下大亂啊。”

司馬光說，你說的可能屬實，但目前沒有明顯跡象，為何不再等等？

呂誨自以為大義凜然，說：“今上年富力強，平時與他日夜謀劃的不過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當，後患無窮，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說罷，他再次進宮上奏。

司馬光默然不語。

呂誨當然鬥不過王安石，他最終生了一場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呂誨在病重彌留之際，對前來探望的司馬光說：“君實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棄！”

司馬光記著這句話。

▲《清明上河圖》（區域性）。

05。最後的“復仇”

一場遲來的報復，開始了。

可當真正大權獨攬時，司馬光卻犯錯誤了。當年他指責王安石的罪狀，成了給自己立的flag。

範純仁不禁感慨，這又來了一個王安石。

權力，讓司馬光迷失在無端的怨恨中。

司馬光卻答道：“他日之事，我豈會不知？我是為趙氏考慮，就應當如此。”

邢恕還是擔憂上司，說：“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

司馬光毅然決然地說，為了趙氏天下，司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個月間，司馬光寫出了百餘篇奏疏，先後廢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貶黜宋神宗與王安石留下的新黨重臣，一切推翻重來。

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免役法被廢的訊息傳到王安石所在的江寧，病中的他不禁老淚縱橫。他嘆息道，這個新法是我與先帝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的，為何也要廢除？

司馬光可能從沒恨過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為他親眼見過，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們二人都自以為佔據了道德的高地，也許，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馬光只看到新法的惡，他們各自的執意改革，都是為了大宋。

在司馬光最後一次上朝的六天前，他強支病體，廢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

對此，司馬光原本還很猶豫，儘管他在關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懷疑只是這一政策在執行中出了差錯。

可當聽到範純仁奏請繼續發放青苗貸款時，司馬光氣得從病床爬上來，跑到宮中問高太后，是哪個奸賊又在蠱惑陛下發青苗錢？當初年輕的改革者，徹底淪為瘋狂的守舊派。

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68歲的司馬光也撒手人寰。

司馬光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他一生清貧，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家人整理其遺物時，發現床上空蕩蕩，唯有《役書》一卷，還有8頁來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訊傳開後，京城上萬人罷市前去祭奠，沿途護送其喪車返鄉的有數萬人之多。

那時，新黨與舊黨關於變法的爭鬥遠遠沒有結束，並漸漸演變成了互相傾軋的黨爭。

▲《元佑黨籍碑》（拓本）。

蔡京將元佑黨人碑樹立在全國各地。長安有個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卻不願刻碑，說：“我不是讀書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認為司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說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鐫刻。”

官府聽說後，要治石匠的罪。他說：“我不敢再推辭，但請不要刻‘安民’二字於碑上，我不想為後世所指責。”

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司馬光的做法也許不全是正確的，但一個官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就是他為官生涯最好的勳章，這無法輕易篡改。

司馬光的改革與守舊，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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